自然对生命的召唤。和自然的接触重新召唤回了沈从文的诗情，也就是召唤回了他的生命。在江西参观期间，他开始了古体诗的创作。即使是被下放湖北咸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之下，一接触到自然，他的诗心还是顿时就活跃了。在那段日子里，也写了很多的诗歌。在四川内江下乡的那段日子对沈从文而言，与其是了解土改，不如说是回归自然。他的生命一下子就解冻了，活了。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充满了重新执笔的期待和喜悦。沈从文仿佛找到了过去的那个“我”。在去的路上，看到长江岸边的风景，似曾相识的亲切与时光流转的无情冲击着他，“许多沅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为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常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32-133.)他内心还是向往着那种不变的生活。虽然他一再说服自己信服新的一切，但任何细微的触动都能把他带回到原来的“心”。“我”还在！旅途的山光水色，召唤回了那个“自然之子”。在诗人的眼中，自然的一切都是天然的艺术。他觉得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用绘画和音乐去表现，丘陵起伏本省就像是大乐章，自然的一切中都蕴含着旋律和节奏。他与自然相契合的灵敏感觉复苏了。自然的声光影色重新占据了他心灵的天空。正如他说的，只要回归自然，心灵的创伤自然就会痊愈。在自然面前，沈从文恢复了自信。他的感觉回复到了四十年前。他“只觉得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宁静。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人在其间，实在离奇。尤其是我处身其间，创造心的逐渐回复，十分离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77.)。他的生命只会和自然的脉搏一致，不会和时代的脉搏一致，自然的静谧契合了他单纯宁静的心境，他就找到了创作的情感和心灵的动力。在变化中忽然看到了“常”，在动荡中忽然触到了“静”，沈从文的感动里包含着的是生命之流翻转之中的停留，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息和慰藉。“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139-140.)自然的和谐召唤着生命的和谐，沈从文真切地感觉到生气和灵感的回归。他真的“活”了。他希望在这类村子中住一年，头脑便可以完全回复过来。“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件，似乎无知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特别是这些事件在历史中的含义，比许多身预其事的其实还更加关切。这一切，也即成为我生命一部分，且无疑还要支配我此后的生活极多。”(《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19卷.311.)他觉得自己经受住了时间和苦难的磨炼，依然保持生命的本真。他与土地和人民重新建立了联系，虽然理解的方式稍有意识形态的渗入，土地和人民在他眼中还是自然和朴素的存在。而他之所以爱他们是因为他们像他记忆中熟悉的那些自然人。沈从文真正欣赏和能够理解的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他不喜欢任何复杂关系的介入，也不喜欢复杂的人。复杂在他那里几乎是一种贬义。任何的复杂在他看来都是人为自己套上的枷锁，人也就随之变形而失去其本真了。这些在他看来毫无诗意。人必须能够亲近自然，才能回归人本身。
艺术对生命的召唤。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沈从文都能感觉到艺术带给他的生命的律动。音乐的和谐与孤独契合了他的生命节律，“听悲多芬的《罗曼斯》守岁，正和一个亲密好友一样。想起在沅陵那回过年，竟像还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我这人真像永远不老，特别是脑子中保留的青春幻想，永远有一种活力，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也真奇怪！”(《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20卷277.)音乐梳理着着他的生命，让生命永远保持单纯和完整。“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总像是对某一些当前所见、所感、所……要向谁嚷叫：‘不成，不成，这样子下去可不成！’嚷的或许是面前具体事件，或许只是所见到的一种趋势。或许是属于目前业务部分，或许和业务不相干的一点什么。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29.)音乐连接起了他生命的过去与现在。在向一切关闭了心门之后，艺术的门总还是敞开的，这是沈从文生命最后的寓所。有这个精神寓所，他就永远与世俗保持着距离，永远与时代合不上节拍，永远是个诗人！不仅是音乐激荡起他的生命感慨，一切鲜活的、美的生命都永远停伫在他的心中。“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音迹，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使我永远不觉得老去。”(《复许杰》.《沈从文全集》24卷.372.)他对爱、美和神的依恋依旧。在1962年的诗《白玉兰花引》和1976年给许杰的信中，沈从文延续了自己的诗情，没有任何的遮蔽的沈从文式的诗情。《白玉兰花引》以“引思深感生命奇”引发对过去生命的追寻。“《绿玉》（按，指《边城》的英译名）青春永不磨”，在沈从文看来，美的生命具有永不磨灭的神性，而这些必须通过文学来表现和留驻。《边城》就是他留驻生命和美的最好的尝试。他又提到了自己一直在重复的那些神性的意象，“屈原宋玉所经所感印有浅深，弱骨丰肌小腰白齿宜有人。虹影星光或可证，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白玉兰花引》.《沈从文全集》15卷295,297.)美人，虹影和星光，是沈从文心目中的“香草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是以屈原为源头的荆楚文化的核心。“‘香草美人’已经成为一个意蕴丰厚的原型形象，它的背后是从原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凝练出的巫祭仪式，是人神交往那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情感火山的爆发口。”“香草美人”的原型，“通过历代诗人用心灵之泉的辛勤浇灌，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一片奇幻莫测而又深情幽渺的温情世界”(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91,192.)。沈从文有着很强烈的楚文化意识。“哀郢怀故都，难禁泪纵横。遥遥两千载，文唯传楚声。”(《书少虞剑》.《沈从文全集》15卷.416.)而巫祭仪式和人神交往也是沈从文捕捉尘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所创造的这些美的化身已经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人物，而成为了是自己心中最美最永恒的意象。在《边城》中，翠翠就像是个“山鬼”，《神巫之爱》中明眸善睐而一言不发的白衣女子是“洛神”，《看虹录》中的神秘女子是成熟女性，是人；又是“鹿”，是神。她们是沈从文捕捉生命和美的重要媒介。《白玉兰花引》就以人神交往，人神爱恋来表达对过去生命的哀思。“白云簇簇海上来，双鹿云车瞬息过。中有仙子拟天人，大石磐磐幸同坐。”(《白玉兰花引》.《沈从文全集》15卷.296.)他在诗中提到“洛神”，提到“红楼”，“他也许在女神的顾盼生辉的眸子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许在女神的敏捷的体态中看到了超越和选择的自由，也许在一片温情中之中消除了自己的孤独感，总之，在那神圣而又温柔的情人身上，曹植领悟到了一种拯救和超越的快乐。”(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176.)曹植的体验也同样会在沈从文心灵上发生作用。在一个没有慰藉的年代，他想起了那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香草美人”，离奇的生命就通过“神女”来拯救。沈从文在1976年2月4日复许杰的信中谈到他的有些作品是“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如《看虹录》和《摘星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做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复许杰》.《沈从文全集》24卷.378.)沈从文重提这篇屡遭非议的小说，认为和屈原所描绘的“香草美人”一样，只是对美的一种崇尚。当他在艺术的田野里越走越远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心灵世界交付给自然、艺术和文化了。在这个幻美的世界中，一切的痛苦都能化解，如他所说，生命总能得到“澄清”，他自己也成了湘西的水，永远清澈。
二、生命的价值
沈从文必须要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寻找价值。他只想为自己找一个位置，哪怕是“跑龙套”、“垫脚石”的位置，以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创造，文学创作的路已经堵上，他还要为自己寻找新的出口。他说自己像个“飞机试航员”(《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3卷.163.)，所从事的事业都是有危险的尝试，而他也具备一再尝试新行业的能力。他的生命被历史的魅力吸引到比文学更真实的世界中去了。他以骆驼的精神，留下了扎实的成就。“在半世纪大风大浪中居然能活下来，而且总是由于认真在本业上做了许多不同工作，取得一定成就，且不出大事故，真应说是幸运！也还像一个人，对得起生命!”(《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2卷.373－374.)沈从文在文物那里找到了新的生命支柱。。他用生命拯救了文化，也是用文化拯救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成为一大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群众’。”(《复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1卷.256.)挖掘那些历史的真的色彩和生命，也是一种充满了诗情的创造。他的研究冲破了以往的界限，显示了创造的激情。丝绸的质感，遥远经年的画轴的幽深，坛坛罐罐的纯朴，那种珍贵只有懂的人才懂，才会珍惜。他让它们重新有了生命。沈从文晚年的辛劳是平凡而富有诗意的。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可以从一个方面表述和再现历史的生命的那些东西的价值，随着笔和心一起抚摸那些历史的遗物，就像触到了生命一样感动。他不仅留下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还留下了一颗诗心。那颗诗心的创造也许会被淹没，也许会幽然地一直一直存在下去，就像一棵深山里的古树，阅尽沧桑，无悲无喜……
在社会的动荡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和工作的热情就是生命最大的价值。“文革”十年在沈从文眼里与以往的日子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依然游离于历史之外，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永不放弃自己的劳动和价值。他和亲人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琐事，是家常。在他眼里，历史怎样动荡，人都还是人。他不会因为社会的动荡就改变自己去随之动荡，他始终是静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在历史的大动荡面前，人最难保留的就是自己“人”的部分。他还是听音乐，还是写诗，还是作着创作的梦想。“‘跛者不忘履’，还简直不忘飞奔！”(《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21卷.21.)即使被下放，即使所在的位置非常尴尬，即使生活的条件异常艰苦，他还是抒写自己心中的诗意。他为自己筑了一道铁打不动的精神壁垒，在里面保留和完成着一个人最真实的一切。他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生活而在生命，“生活上也许会成为一种悲剧，工作上却经久。”(《复两昆仲》.《沈从文全集》23卷.323.)为了生命的价值值得付出生活的代价。在生命的使用上，他也毫不吝啬，“除了工作，别的全不在意了。能把生命全部放到工作上去，至少可说‘自己作了自己的主人！’”(《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23卷.127.)“文革”中，沈从文被下放离开北京之前，最难过的是不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寄托。又是一次创造生命的告别。当他的生命被这么一次次连根拔起的时候，心中的痛楚是难以言说的。可即使是作第三次的改业，他还是有路可走。“我竟像是个职业试飞的‘飞行员’，永远得在一种新的飞机上试行，且探寻新的航向。不同处即不会下跌，不过总是辛苦一些而已。”(《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2卷.386,160.)就是在被下放期间，沈从文还在想“争抢时间，为国家做点事，把学的旧文化又完全放下，再来写廿卅个新型短篇，试试看，能不能突破自己过去限制，达到新的要求”(《复徐城北》.《沈从文全集》22卷.160.)。他总能用自己的心中的静来对抗外界的动，解放前，他的作品里没有时代的血雨腥风，如今他的私人信件中我们也一样感觉到最多的还是沉静和诗意。小说不能写，文物不能搞，他依然寻找生命的出口，写古体诗，总会让自己的生命有用，让生命在某种事物上延续。他最害怕的是“毫无用处”的感觉。价值的体现只是付出，不需要任何的回报，“我要的是踏踏实实工作，和工作时应有的一点点便利。不仅工作搞好付印时，不需要用我的名字，也不希望任何报酬。”(《致毛希武》.《沈从文全集》23卷.29.)他只想为国家做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才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生命在于奉献，这种价值观在沈从文那一代人身上确实是非常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