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波”的作用。所谓“长波”就是经济发展的长周期，通常认为是50年左右。长波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但他并未明显地指出技术的作用。熊彼特把自己的创新理论与康氏的长波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过程是通过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过程实现的，而决定这种周期过程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他并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周期：
（1）50年左右的康氏长周期。
（2）约10年的尤格拉中周期。
（3）约40个月的基钦短周期。
三种周期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有关，长周期的推动力是影响较深远、实现期限较长的重大技术创新，即当时代的高技术创新。熊彼特列举了这些重大的技术创新：纺织机及相关创新（第一次长波），铁路、铁、煤及建筑技术（第二次长波），电力、化工及汽车（第三次长波）{1}。
熊彼特的创新与长波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一些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学者中却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们对熊彼特的创新——长波说开始刮目相待。
在这一时期的热门研究中，较有影响的可能要算门施（Mensch）{1}和弗里曼（Freeman）{2}等人的工作了。门施用现代统计方法验证和补充了熊彼特的理论。他通过考察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集中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19世纪20年代、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其高峰分别在1825年、1885年和l935年前后；从经济上看，均接近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位”。因此，门施提出假设，认为萧条是创新高潮的主要动力，因为它促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以解决难题，而技术创新则成为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他还预言，一次新技术创新的浪潮，不久将会出现，因而认为各国政府应实行一些旨在加速技术发展进程的政策措施。弗里曼的研究显示，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正相关”。弗里曼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科学技术准备后的康氏长波处于上升阶段，绝大部分新技术创新导致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和新的就业。他还认为，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经济结构问题，而不是短期的财政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建议要把力量放在失业的对策上，特别要把重点放在支持高技术研究开发方面。
2. 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
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财富转移效应的综合效果形成了经济周期的运动轨迹{3}。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社会财富良性循环，提高社会整体消费和投资倾向，使经济能在宏、微观环境中改善，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生产力与市场需求同步扩张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增长，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减轻，产生严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1）生产力效应
技术创新能够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投资。经济增长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技术创新大大降低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创新性技术投入越来越多地代替了物质投入，大大节省了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和浪费，有效地缓解了自然资源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据统计，美国1970年每亿美元产值的钢材消耗量为1.23吨，1985年以后下降为0.28吨；自1989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规模比1960年增长了25倍，但钢材的消耗量只增加了40%，铜、铝、镍、锌等金属的消耗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技术创新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技术创新能改变土地、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的相对比例关系，即能改变产品的生产函数来创造出更高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人类财富的增加已经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当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有50%～70%应归因于技术创新带来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与投资活动具有很大相关性，而投资是社会生产中关键的组成部分，因而成为决定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
2）收入分配效应
社会生产要素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传统理论认为低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等数量巨大的非稀缺资源，高级要素包括机器、设施等资本品。导致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生产规模无限扩大、同时生产要素供求关系不均衡，引起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普通劳动者购买力不足、大量商品无法消耗，进而引起生产衰退、危机爆发，形成经济周期。
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创新能力、核心技术以及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等已经成为企业、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技术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意义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标志。由于新技术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掌握专业技术的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相应提高，导致劳动力价格大涨。例如，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人力成本在商品成本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生产设备、资金等资本品比重相对下跌，单位投资所得利润、股息、利息不断减少。这是不同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的具体表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社会阶层收入的相对比例，并改变了社会总体消费倾向。
在出现一次技术创新的初期，劳动力要素的收入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与资本要素收入的差距较大；当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整体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重要性不断增加时，掌握技术要素的劳动力阶层与掌握资本要素的社会阶层收入差异则变得越来越小，这种缩小的收入差异将导致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逐渐跟上生产力的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逐渐均衡，总需求的增长又进一步导致投资加速增长。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总需求的冲击，其中由于技术创新造成的收入差距的相对缩小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具有重大作用。
技术创新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减少了资本所有者的相对收入比例，减轻了不同社会阶层收入的相对悬殊，提高了普通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危机发生的概率，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延长了经济周期跨度，近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轨迹便是很好的证明。
3）财富转移效应
纵观人类历史，技术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社会产业结构的发展、调整。从远古时代的原始农业到现代的计算机、航天工业，均是伴随着一次次技术创新与革命应运而生、发展壮大；老产业在辉煌之后也随着新产业的出现或退出历史舞台或利用新技术完善自己、焕发青春。
在产业更新的同时，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财富也完成了一次次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之间的转移。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20世纪初期，钢铁工业、纺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国家实力的大小取决于这些部门的产值，社会的财富也大量集中在相关资本家手中，出现了大量资本数以亿计的钢铁大王、纺织大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航空工业、汽车制造业、电子工业等部门蓬勃发展，涌现出大量现代工业巨头，如通用动力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制造公司、波音公司、西门子公司等，社会资本也从经营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的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经营汽车、飞机等产业的新一代资本家手中。
近20年来，计算机产业、生命基因产业、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微软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信息产业公司在世界经济领域内独领风骚，同时，以盖茨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资本家成长为世界首富，取代了经营汽车、钢铁等行业的工业资本家。从上述产业结构变更的历史可以看出，社会财富随着由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更新，通过价格等市场机制，不断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转移，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均贫富的效果，同时提高了社会总体投资及消费倾向，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增长；减少了因财富过多、过长时间集中在某些人手中所造成的社会消费、投资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
和长波理论紧密相关的是产业革命的提法。实际上，当今国际上关于新产业革命的讨论，主要就是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的。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也就是推动长波发展的重大技术创新。所不同的是，对产业革命分期的看法更为不同，有的认为现在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有的则认为是第四次，有的认为是第六次。认为是第四次的与康氏长波的分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目前认为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似乎居多。产业革命的提法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创新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产业革命的范畴
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其原有的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曾经经历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大规模集中浪潮的推动，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种现象，即经济和知识的增长之快足以产生一种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持续流动，由此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创新大规模集中浪潮的不断兴起，较之以往，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即以工厂制度取代了以往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制度{1}。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产业革命，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并在此基础上以工厂制度取代手工工场制度的革命。与马克思一样，多数经济学家均强调产业革命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上变革的内涵，甚至直接将其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产业革命。不过，在另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产业革命”，往往是一个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然而却变化莫测、几乎捉摸不定的范畴。“产业革命”之所以具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已经由一个有特定指称对象的历史范畴转化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
导致“产业革命”由一个具有特定指称对象的历史范畴转变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革命并不仅仅只是英国特有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其之后的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大多数后发国家，均以不同的方式、或长或短地先后经历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这个阶段具有的“共同性”特征，应该被视做“产业革命”转化为一种通常意义的经济学范畴的历史因素。
（2）更为重要的是现实原因。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虽然经济和知识的快速增长，使得投资和技术创新基本处于一种持续流动的状态中，但是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时地在某个阶段上爆发技术创新大规模集中的浪潮，一些新的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呈现爆发型或持续性态势。由于某些新的关键技术以纵向（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关系）或横向（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或纵横交错的方式持续性地突破，导致新的生产手段或新材料的广泛应用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一些新兴行业在其产品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的不断拉动下，快速发展、壮大，并逐步取代原有的主导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由技术创新所导入的新的生产函数引发了投资、生产以及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逐步进入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在这个时期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与历史上“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爆发时期的相同特征。并且，随着一些国家的率先进入和先行发展，大多数国家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或快或慢地进入或经历这个阶段。因此，人们往往用“产业革命”来指称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出现的这种技术创新的大规模集中的浪潮，从而有了所谓产业革命轮次的划分问题。“产业革命”也由一个具有特定指称对象的历史范畴，转变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
问题是，当“产业革命”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转变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时，它的原有的特定内涵即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是随着这一转变而消失殆尽还是仍蕴涵其中？换言之，用“产业革命”来指称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爆发的技术创新大规模集中的浪潮时，仅仅只是关注这一过程本身以及随之出现的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是否是主导产业为划分依据，还是在此基础之上更为关注和强调与这一过程同时发生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划分产业革命轮次的依据？学界在产业革命爆发轮次问题上争论的关键即在于此。这种因不同划分依据引起的争论，使得“产业革命”有了“产业”意义与“时代”意义的区别。有学者以主导产业为划分依据（姑且将其称为“主导产业论”），认为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已先后发生了以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石油和重化工及电力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汽车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即将到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中，最有可能成为该周期主导产业的，将是与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产业和基因产业。
即使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仍然是“产业革命”更为本质的内容。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蕴涵了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产业革命”才能成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历史上，随着机器大工业不断取代工场手工业，以新的生产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一方面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以至于各种形形色色的生产组织或主动或被迫地采取和适应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现代工厂制度在带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直接生产者的命运和处境。用马克思的话说，此时的工人，已经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工厂成为一种新式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