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多处都对中国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说最早乃是盘古氏开天辟地，后来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主张中国人是从西亚迁徙而来的。在这里有两点要指出：一是中国之人种并非从他处迁来，而是自古土生土长的，从诸多的考古发掘中足可资证；二是这些古代文献资料中描述的中国远古的“历史”，都是不够确切的，多为传说，因为它们一无当时的文字为证，二无器物为证（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国远古文化，则是在许多史前遗址中得到确证。从近代开始，在我国的广大土地上，多处发掘出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1965年5月，我国考古学家在云南的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这是如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足见当时已有人类活动。其他地方，如蓝田、马坝、大荔、山顶洞等，多处发现人类活动痕迹。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此，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1992），约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动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荆州鸡公山发掘出五处人类遗址和两个石器加工区。1993年，在南京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人类头骨化石，距今达35万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内发掘出烟墩堡遗址，并有多种石制品。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内容更丰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狩猎场所和屠宰场，还发现许多陶制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距今约一万年的动物遗骸和人工培植的稻谷标本，当然还发现好多陶制品。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划符号。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郑州八里岗遗址发掘出连排房屋，长26米，进深7米，共八套，而且发现绘有推拉式门型，甚为可贵。1993年至1995年在郑州北郊发现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面略呈圆形，西墙残存60余米，北墙残存230米，最高处达3米，土墙为板筑法。据测定距今已达五千年，如此一来，我国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认定的还可上推千余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库区发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遗址，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有居住区、仓窖区、墓葬区和石器制造场。也发掘出石壁、钺等“礼器”，说明那时生产力已相当发达，社会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内蒙古赤峰发掘兴隆洼遗址，有围沟、房址、窖穴等，为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达八千余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掘出大汶口文化层的房址三十一处，还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连排式，内部空间灵活，外形整齐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筑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遗址，发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建筑基址上有夯土层，夯窝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这里属良渚文化层，说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当高超的建筑技术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发现距今大约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考古发掘。这许多资料，不但足以证明中国人是中国古老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绝非自西方迁来，而且早就有丰富的人类文化活动。
从比较具有地域特征、遗迹内容也比较多的地方来说，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归纳起来，比较典型的，大体有下列几处：
河姆渡文化，位于浙江馀姚，距今大约七千年；仰韶文化，位于豫西渑池，距今大约六千年；红山文化，位于内蒙古赤峰，距今大约六千年；马家窑文化，位于甘肃临洮，距今大约五千年；良渚文化，位于浙江杭州，距今大约五千年；龙山文化，位于山东章丘，距今大约四千五百年；齐家文化，位于甘肃广河，距今大约四千年。这些地方的文化遗址，充分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根据人类学和史学理论，这些文化虽然已属定居性的早期农业文化，但都还没有发现有文字，而且几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见金属的使用、所以无论从物质生产上还是观念文化上，都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因此，历史的记载（指书籍、文献资料）只是后人根据许多传说，编织出来的一个完美神奇的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形态。
在这里，我仍仅对中国远古时代的居住形态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书中和诸文献资料中，对于当时的建筑和居住形态，有较多的记述。
《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墨子·辞过》中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见中国远古时代的洪水之灾是一次大灾难，洪水过后，人们渐渐居于平地了。《韩非子·五蠢》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但有巢氏是否确有其人，则不得而知。《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从诸文献记述来看，种种的说法，可以统一为这么两点：一是上古穴居而野处，人们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泽低湿之地，人们在树上筑巢而居。而据考古学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渐渐露出地面，由穴居、半穴居变为地面上建屋而居；巢居糊口渐渐把居住空间下降，由巢居到半巢居（即干阑式建筑）而也变为地面上建屋。
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是我国远古时期文化发展相当早的地区之一。大约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长江下游一带，已有较发达的史前文化了。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来的浙江馀姚河姆渡遗址遗物中了解到。他认为，由于这一带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办法来解决居住问题。处于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主要凭借树木构筑窝棚，这就是所谓“巢居”。这种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兽的侵害，也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实质上它是远古猿人住在树上的直系发展。
杨鸿勋认为巢居的建筑，主要取材于树木，因此在木结构技术方面，很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测为在单棵大树上建巢：在分枝开阔的叉间铺设枝干茎叶，构成居住面；其上再用枝干相交构成史前时代晚期建筑形式避风雨的棚架，如同鸟巢。这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巢”的原型。
巢居的发展，先是在一棵大树上结巢为屋，后来发展到数木结巢，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渐多，而多数人找不到如此大树，从而有所发展。后来由于林木不足以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于土来筑屋，然后又渐渐地降落到地面上。如今我们还能见到这种称之干阑式的建筑，这就是史前时代晚期的建筑形式。如今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就有这种形式特征。据考古学家和建筑史学家的研究，云南的西双版纳、瑞丽、陇川等地，由于这里的文化比较封闭，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着，所以能表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史前时期，我国北方多穴居，这是由于我国北方一带（多指黄河流域）气候干燥、土层也较厚，所以当时人们便挖土为穴而居之。但是，与巢居一样，考古学家认为，穴居也有其发展序列。据考证最早所开挖的是横向的洞穴，后来也因为人口渐多，这样理想的地方较难找到，所以就发展成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后来聚落迁至平原地带，于是就变成了袋形的竖穴。这种竖穴后来渐渐加大加深，用树干（留住枝桠）作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面又加顶盖。以后，也许觉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毕竟不方便，于是就改成为半穴居的形式。这种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发展成为直壁半穴居。这种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较考究的屋顶。屋顶由中间一根木头支撑发展成为多杆支撑。最后也与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渐渐地向地面发展，成了建于地上的建筑。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史前时期的建筑基本上就是两类，即“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若以地理来分，则北方多居“营窟”，南方多居“槽巢”。后来，都又发展成为平地建屋了。从此以后，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建筑形式的种类也渐渐多样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