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籍中思想内涵极为丰富的一部书。这个道德，不是我们日常所谓的道德。“道”，是形而上的范畴，是讲真理的，譬如追问宇宙的本体是什么？空间有多大？时间是否有始终？人类为什么活着？“德”，是形而下的范畴，指在实践中得到了什么，是讲行动、应用的，譬如如何征服宇宙？如何利用空间和时间？人类如何活着？《道德经》是由《道经》、《德经》两个部分组成的。《易经》是侧重讲形而下的，《道德经》形而上、形而下两个都讲。按现代语言讲，“道”，可以说是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范畴的问题；“德”，可以说是方法论范畴的问题。世界观、价值观是方法论的根本。方法论是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不存在没有世界观、价值观来支撑的方法论。同样，也不存在没有方法论来实行的世界观、价值观。无道之德与无德之道都是无法想象的。《道德经》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本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过和正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在这部《道德经》里，老子讲，我们人类要向水学习七个方面的道德。他的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有名的，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上善”，是指最完美的、合乎道（真理、规律）的意识、行为。“几于道”，指接近于道。这句是说上善之人，具有近似于水的特性。水的行为表现为利于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宠，始终停留在众人所厌恶的低下、隐蔽之处，自身很沉静，保持一种谦虚的姿态。所以，水具有近似于道的特性。他接着说：“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就是水的“七德”。接下来我就要谈谈水的“七德”应用到思维创新上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发现，水的特性很像思维的特性，水的“七德”也可以活用到改善思维方式上。
“居善地”——选择式思维
原意是说水停留的地方都是众人厌恶的低洼之地，意为上善之人选择的修炼场所是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样可以给生活带来安定并有利于修道，引申指在社会上能够找准自身位置，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境况，善于选择自己的目标定位。从改善思维方式的角度，这完全可以理解为善于将思维停留在它应该停留的地方，即善于选择问题。历史上，思想家都是善于选择问题的高手，而实干家都是善于解决问题的高手。选择或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工作中，我们为什么常常打不开思路？往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地选择问题。譬如我们企业的培训中心，我们用什么标准考核绩效？定经济指标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是主要的，逐年地提高经济指标则是愚蠢的。那应该用什么标准考核？毫无疑问，应该用培训的品质来衡量工作绩效。企业培训中心不应该是效益中心，只能定位为质量中心。什么是培训的品质？不是简单的几张测评表能搞清楚的，那远远不够，那是过时的、外行人的做法。培训的品质是什么，首先取决于企业的使命和战略是什么。其次，培训中心要搞清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战略，要花大气力来搞清楚。这不是编几行文字的问题，而是全员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选择做高品质的培训，这是企业培训中心唯一的选择。但这其实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系列的选择，其中每一个选择都必须正确且必须做对。
“心善渊”——系统性思维
这是说水深则藏，含而不露，比喻上善之人虚怀若谷，从不自我炫耀，像深渊一样，极有深度，波澜不惊，从容不迫，不为外物所动。我前面讲了，思维是一种维度，如果空间足够大，同时结构足够合理，才有利于思考力度的发挥。空间要够大，结构要合理。“大而不当”也不行。这是两个含义。另外，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是思维的系统性问题。也就是说，思维这个维度、这个空间、这个结构是自成系统的。
举个例子：一名鞋厂销售员到非洲某个小岛去，看到人们都光着脚，便向公司报告说这里的人们都不穿鞋子，因此鞋子没有销路。而另一名销售员到了那里，却兴奋地向公司报告说，这里的市场空间非常巨大，因为这里的人们都不穿鞋，如果给每人卖出两双鞋子的话，公司将会有很大利润。这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是说明思维走向的。我要说的是第三名销售员的报告——这第三名销售员，我是从高贤峰博士那里听来的。这第三名销售员向公司报告说：这里的市场情况目前不好确定，这里的人们习惯光着脚，需要引导他们改变这个习惯。如果能让他们穿上鞋子，公司将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但是需要前期的投入，比如需要公司派专业人员来量一下当地人的脚型——由于不穿鞋，当地人的脚趾是张开的，量身定制几种符合当地人实际的型号。他还计划在这里搞一个雕塑，形象是一名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背着弓箭，拿着长矛，但脚上穿着鞋子，从文化上引导他们。再招募一些当地的青年男女，穿上公司的鞋子，在潮流上进行引导。同时免费发放一些鞋子，让人们感受鞋子的好处。等做到一定程度，再进行“水果换皮鞋”，将这里的水果运出去，运进来皮鞋，这样来回不走空，降低运输成本。我们看到：第一名销售员的思维是固化的，第二名销售员的思维是开放性的——但还缺少可靠性，只有第三名销售员的思维是实实在在的系统思维。
再比如，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问题，也要运用系统思维。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不可阻挡，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只有全面客观地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才能找到正确的应对之策，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有利有弊。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分析，其利有五：第一，可以吸引和利用外资；第二，资本的进入会同时带来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精神，也有利于学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有利于扩大就业；第四，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从而促进经济转型；第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战争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有利于人类和平地实现资源整合。
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再来进一步地分析，其弊有七：第一，外资的进入可能会造成债务负担，引发债务危机；第二，外资进入对本国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冲击较大；第三，经济全球化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被大量消耗，这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宗旨相背离；第四，资本进入将增大金融市场的风险性，短期投机资本会冲击国内市场；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充满了变数甚至动荡，可能会加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第六，资本进入所带来的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较为落后的技术，同时资本的进入所带来的管理经验、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制度将不可避免地与本国文化形成冲突，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性的混乱，甚至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濒于崩溃；第七，经济战争的危害性远大于传统战争，经济战争发展到最终阶段就是文化侵略，这一点还没有被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认识到，在经济战争中失败会使整个国家亡国灭种。运用系统思维思考经济全球化问题，能够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系统思维要求我们要实际地、超前地、缜密地看问题。
还比如一位原组织系统的干部，与我谈到如何应对别人送礼的事情，他有一段反思的话。他说，一次送礼的人来了，他没有给开门。后来他离开组织部门了，那人一次与他聊天，谈起他当年没有给开门的事情，笑呵呵地说：“你还不知道呢，那天你没开门，我就把那两条烟和两瓶酒扔进你家楼里的垃圾道了。”“啊？为什么啊？”“你想啊，我能好意思让司机看到我这么没人缘、没能力吗？连两条烟都送不出去！”我们且不说这位送礼人的思维，我们单说这位原组织系统的同志，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能够“从自身找出问题原因”的：第一，他知道对方不会开车，并且习惯于走到哪里都用司机，应该分析得到那次到自己家来送礼是由司机开车送来的，应该想得到他送不出去礼物的尴尬。第二，那人很在意“面子”，送不出去，应该想到他可能会扔掉礼物，好端端的东西扔掉毕竟是可惜的。第三，不只是一个人来送礼，这次扔掉了，下次怎么办？可不可以先收下一份，等下次有人再来送礼，不妨以此回赠，然后将收下的礼物再送给下一个送礼的人。如此循环往复，既没有得罪人，又保持自身清洁，岂不快哉？我听了他自己的这些分析，心中也大受启发。更重要的收获，是感到系统思维的重要性。
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心善渊”的思维不是绝对地指深度，而是指维度。深度固然重要，但浅处同样也很重要。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物理学理论如不能使小孩懂，就可能是无价值的。”这句话是很深刻的。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高深莫测，连科学家也不易全懂，遑论小孩。其实，这是误解。相对论的证明过程固然是深奥难懂的，但其基本原理是浅显的：一切物理学定律都不应随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而改变。否则，乘火箭的宇航员所见物理定律与地面上的不同，不就乱套了吗？还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仔细思量，也是平凡之理。所以，维度不单指深度。古人说：“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的道理。大道，更是简单到极致的。真理往往在浅显之处，只是不易发觉，仿佛辛弃疾的名句所言：“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总是费尽心机地寻找真理，其实真理往往就是常识。尊重常识、实践常识者，才会发现真理。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我们往往因为过度思虑，而得不到简单的真理。舍里求表，是不好的；但舍表求里，也是不对的。物性与人性一样，皆有某种表里如一的内在联系。我们都有这样的通识：浅尝辄止，得不到真理。却很少认识到：忽视浅显，也会得不到真理。这是创新的浅易性问题。撒切尔说：“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说社会不存在，这似乎说得过分了，却道出了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平凡道理：社会是由个人和家庭构成的，前者从属于后者，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很多理论家将理论描述得高深莫测，若不是故弄玄虚，就是还没有研究透彻。所以，化繁为简，是一种能力；简单地描述理论，也是一种能力；发现简单的道理，还是一种能力。
创新有时是很简单的。据说当年美国的金门大桥建好不久就发生了堵车的现象，为此有关当局开始筹资建设第二座金门大桥并征集方案。这是典型的定势思维。此时一位年轻人提出建议：将现有4+4的8车道模式，按上下班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调整为6+2和2+6模式。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大桥塞车问题迎刃而解，那位年轻人由此获得高额奖金，同时也省去了再建金门二桥的巨额费用，更节约了公共资源。我在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也看到了这种交通管理方式。又一个“哥伦布的鸡蛋”式的案例，不费吹灰之力，简单解决问题。很多事情，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了，原来很简单。什么都没增减，就解决问题了。简单就是高效。学会把问题简单化，是一种大智慧。
其实，这种简单的思维在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有个小孩对母亲说：“妈妈你今天好漂亮。”母亲问：“为什么？”小孩说：“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有生气。”原来要拥有漂亮很简单，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了。有个牧场主人，叫他的孩子每天在牧场上辛勤工作。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让孩子如此辛苦，农作物一样会长得很好的。”牧场主人回答说：“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原来培养孩子很简单，让他吃点苦头就可以了。有一家商店经常灯火通明，有人问：“你们店里到底是用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店家回答说：“我们的灯管也常常坏，只是坏了我们马上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灯管就可以了。有个笑话，说印第安人秋季的时候每次收回晒在场子里的粮食之后都会下雨，一位学者感到很神秘，便去问酋长，酋长说：“难道你们不听广播的天气预报吗？”
“心善渊”维度的另一个含义，是排列组合的问题。同样是这些元素，不同的组合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和效果。比如钻石和煤炭，构成原子是相同的，只是因为排列不同，才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名贵的钻石，一个是普通的燃料。思维也是这样，构成一个维度的诸多元素，同样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产生的产品（思想）会有很大的区别。比如，《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也是最优美的人生流程。这严谨的流程以自我完善为基础，一丝错乱不得。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当然很难做到。于是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些元素的排列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常玩的扑克，有一种打法叫“拉杆”，六个人分成两伙打，很有趣。后来我给它来了个“结构创新”，六个人分成三伙打，规则不变，结果打起来迥然不同了，很有点“三国演义”的味道，互相牵制，妙趣横生——看来玩儿也要创新才有趣。
“予善天”——给予式思维
“予善天”原意是说水利万物而不害万物，上善之人处世仁慈，像天一样利物惠民，无私奉献而不图回报，从不利用恩惠来笼络别人。思维也是这样，不能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不能狭隘，不能局促。倘若一个人思维之目的是为了企业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个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胸襟之恢宏大气，抱负之雄浑高远，无人能出其右。倘若一个人思维之目的是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蝇营狗苟，那么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意和思想的，有多么好的天赋都没有用。我常见身边那些最聪明、最精明的人，往往混得并不好，甚至恰恰是他们一直在吃亏。如果买卖双方中的一方对对方的利益表示关切的话，反而更能赢得对方的信任。这也是“予善天”思维的效果。
2001年，当小布什总统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反而予以最强烈的反对。包括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等在内的120名美国大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请对我们征税。”他们的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富翁们的孩子不劳而获，并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从而伤害社会结构的平衡。许多富豪认同卡耐基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也是前面谈到的思维创新的气质性问题。2006年6月份，巴菲特宣布将85%的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献给社会，并说“亲属拿不到一个美分”。盖茨宣布将其400多亿财产的98%捐献出来，用于研究疾病疫苗及改善贫困国家的状况。
韦伯认为，西方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白天赚钱，晚上捐献，以赎罪的方式完成了财富的聚散，这种宗教信念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有些企业家受“小富即安”的思维支配，“够吃够喝”就行了，所以企业做不大。其实，胸怀有多大，企业就有多大。我们有些人是怎么看待财富的呢？一位有两个女儿的父亲，因为没有儿子来继承他的巨额财产，就在外生养了一个儿子，结发之妻一怒之下将丈夫棒杀，上演了一幕财富悲剧。
联合国成立初期，资金上捉襟见肘，联合国总部没有能力建立其组织系统。洛克菲勒当时在华盛顿的郊区拥有一片沼泽地，他从联合国的宗旨和发展规划里面看到潜在的商机，以一美元的价格把那一片沼泽地卖给了联合国（在美国赠送是需要交税的，而一美元的买卖则不用交税）。联合国在这片沼泽地上建立了庞大的联合国总部，随之世界各成员国都需要在联合国总部的周边建立常设机构和代办处，于是就必须从洛克菲勒手中购买联合国总部周边的土地，使那里的土地价格飞涨，洛克菲勒坐享其成，大获其利。商业上的失败，往往在于不肯给予。
在很多时候，气质性是一种力量。莫扎特在听了一个孩子弹奏钢琴后，沉吟良久后说：“小心看护这个孩子，他将震动世界。”这个孩子就是贝多芬。1978年小泽征尔在北京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的第二天，他提出要听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在中央音乐学院他聆听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时神情专注，并慢慢跪了下来，他说：“这首曲子只能跪着听！”还虔诚地说：“如果我先听了这次演奏，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没有真正理解这首音乐，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真正有大作为的人，都具有这种气质性的力量。这种气质性的力量使他们在思维上、事业上也拥有了一份独特的力量。一次看电视，四川有个竹编大师，在国际上甚得盛名，但他不愿独富一方，教会了乡亲们竹编技艺，但乡亲们却糊弄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眼看交货日期将近，外商催货，他苦思三天后，咬咬牙，不顾儿子们反对，一律照单按价全收，然后付之一炬！乡亲们大受震动，都纷纷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了订单。外商听说这件事后也很感动，不但没有按合同规定收缴违约金，还签订了下一批供货合同。这个事例说明，一个人的创造性是与他的品格大有关系的。鲁迅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
还有，重庆商学院有个贫困生叫刘刚，他靠捡破烂交学费、维持生计，却拒收学校的特困补助。但他在学习上在班里是尖子，还得到了奖学金。后来，他组建了一个旧物回收公司，自任董事长、总经理，带动了一批贫困生脱贫。韩国“经济皇帝”李健熙投资汽车失败后，面对惨重损失和潮水般的指责，做出了不仅令所有等着下岗的三星汽车公司员工感激涕零，并且令所有投资者钦佩不已的举动，他一次性捐献出20亿韩元的个人财产，承担了投资失败的责任，拿出个人收入的90%改善员工福利及财务状况，媒体称赞他是“为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责任的CEO”。
还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后，突然双膝下跪谢罪。勃兰特后来对记者说：“献花之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勃兰特的这一举动震惊世界，被誉为“欧洲近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一跪不仅使德国得到欧洲的原谅，并使勃兰特本人获得翌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49年阿登纳被选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时，德国就进行了深刻反思。阿登纳作为一名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两次被纳粹政权逮捕入狱。1951年他曾在政府声明中郑重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罪恶一刀两断了。”1952年德国与以色列政府和世界犹太人联合组织签订了向犹太人支付赔偿的《卢森堡协定》，尽可能地赔偿受迫害的犹太人的损失。到2002年，德国累计赔偿金额已达到1040亿美元，德国还通过了一项赔偿法案，向波兰、捷克、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包括已移居到美国的120万受害幸存者，支付了45亿美元。德国每年还向10万名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养老金。勃兰特是第二任联邦德国总理，他16岁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31年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上台后，他被迫逃亡到丹麦，开始了12年的逃亡生活。他也是一位反纳粹的斗士，但他继任总理后说：“我虽然在二战期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是我现在是联邦德国的总理，我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觉得有道义上的连带责任。”我们再比照一下日本的胸襟和态度，可以想见日本的未来不会太好。器量决定成就。
现代联合控股集团董事长章鹏飞说：“人做好了，企业做不差。”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美前财政部副部长、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说：“一个人如果在操守上有瑕疵，就很难再担当重要角色。”即便是从功利的角度讲，强调做人也是极重要的。联想的人本哲学是：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爱因斯坦说：“不要为成功而努力，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界有一种“重术而轻道”的倾向。据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48个国家中，中国的人才素质只排在第40位。业内专家认为，中国人才有三大不足：诚信度不够、创造力不足、实践力不强。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经济要真正强大起来是很难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院长莫佐克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经济效益并不会垂青品质不好的人。培养一名企业家，首要的是培养一个健全的个人人格。”如果婚姻专家自己的婚姻出问题了、心理医生自己的心理出问题了、警察犯罪了，那一定不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可能是品格上的问题、价值观上的问题。现在是诚信经济时代，诚信是全世界的通行证。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谁说的？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终生的理想和抱负。被称为“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是治学很严谨的一位名家。他造就了一位在世界上更负盛名的学生，叫吴孟超。吴孟超做过无数个疑难肝胆手术，世界上最大的肝病瘤手术（术后这个叫陆本海的农民几十年一直做农活，当时吴孟超才40多岁，正值“文革”期间，报上用当时的语言称，吴孟超拿掉巨瘤的行为是“搬掉了一座修正主义的大山，是毛泽东卫生思想的重大胜利”）、最小的婴儿肝脏手术都是他做的（后来这个婴儿成为他医院的护士）。吴孟超有几个特点：一是不信邪、不服输。身高1.62米，不适合做外科大夫，他偏要做，而且几十年来一直站在小凳子上给病人做手术。二是热爱做医生、治病救人。三是乐观豁达、平易近人。年近90岁还在为病人做手术。四是秉承师风，很严格。曾批评自己的学生不懂得给患者省钱，只图自己省事。五是自尊、自信，曾因急切回到战火纷飞、灾难深重的祖国，在越南中转签证时，含泪摁下了屈辱的手印。对自己那双“灵巧的手”，吴孟超则是非常自信。这就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与成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吴孟超尊师重道，对裘法祖十分尊重，一周打一个电话，称自己就仿佛是老师的儿子。在一次高层学术大会上，比老师更负盛名的吴孟超礼让老师的举动，感动了现场的人，也使裘法祖很受感动。吴孟超说，自己的“手感”很好，常常“伸手一摸”就知道了病情，可惜这一神技怎么都教不会自己的学生。不仅是大量的实践经验，练就了他独到的手感，过人的品格，也是他能够在大量实践中练就过人手感的重要因素。其实他的恩师裘法祖品格也很好，年轻时在德国曾亲手从纳粹手中解救了40名集中营的犯人，事后他很低调，刻意不谈那段历史，但仍被德国人多方寻到并授予他“联邦大十字勋章”。裘法祖曾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还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剑桥大学把荣誉学位授予了在大学门口摆了40多年书摊、在打字室打了50多年字、在大学校园里干了一辈子石匠活的三位普普通通的人。这种精神，何尝不是剑桥的成功秘诀。品格与个性是紧密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品格就是个性，个性就是特色，特色就是创新。在德国餐馆用餐如果剩饭剩菜，那是要罚款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在浪费公共资源。这样的规定，源于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给予式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就会带来创新。德国一向出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科学家，不能不说与这种思维方式、文化底蕴大有关系。德国的义务教育搞了三百多年，国民素质很高。威廉三世说过：“正是由于贫穷，所以我们要办教育，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办穷，最后办亡国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菲特烈二世甚至说过：“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这与我们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何其相似。盖茨请胡锦涛总书记吃饭，只上三道菜。这样的行为，让人感动。中国台湾的GDP有1/6是王永庆带来的，他却捡食别人掉在桌子上的饭粒。这表面上看是节俭，再想想是习惯，再深入想想，是品格、是思维方式、是创造力的问题。有人说“产品如人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良好的习惯成为下意识，那么出手即为上乘之作。这才是做事的最高境界。所以养成、修炼好的品格和习惯非常重要。久而积习，即成为本质，成为功夫。
“言善信”——诚信思维
“言善信”原意是说水虽不言，却避高趋洼，平衡高低，堵止开流，有着至诚不移的规律性。喻示上善之人言行一致，以诚信为本，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不应该说些什么。思考和思维合成的结果是思想，思想往往表现为言论。这样说来，言论即是思维之体现。思维要善于以诚信为本，思维就是要围绕诚信、围绕真理去展开想象力。这才是思维的本质要求。诡辩和反逻辑只能距离真理愈来愈远。也许能够获胜一时、占一时的上风，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巴林银行、安然、大宇，是这样的反例。很多失败的企业，是由于没有诚信。没有诚信的企业，是由于没有诚信的思维。“言善信”，就是说真话，就是不回避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到极端的程度。这是创新型管理者的一个特征。“言善信”其实是一种品质。这是个做人的问题。电影《手机》里有一句话：“做人要厚道。”这是对的，但厚道不是软弱无能。品德与能力要兼顾。既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也不要拿别人的愚笨娱乐自己。通常发达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精神境界比较高，这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比如俄罗斯，虽然暂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整体国民素质较高，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这个国家不会在经济发展上蛰伏太久，它的重新崛起只是时间问题。
“正善治”——洗涤式思维
这里“正”通“政”。原意是说水可以冲洗污垢，刷新世界，为政应如清流，清正廉洁，善于消除腐败，喻流水不腐。我想，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准确地说，两个人以上的群体，就是个政治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不可避免地大家都要做事，做事就需要思维，思维就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思维。管理思维就是政治思维。这样的思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思维、以治理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水的流动性，喻示了治理的灵活性。水的清洗功能，昭示了为政的本来面目。也许韩非子算是洗涤剂，是“重典”，适用于乱世。而老子是水，是“无为而治”，适用于“小国寡民”。如何将洗涤剂与水调和出适当的比例，是现实中管理者的本事。我们做家务有这样的经验，凡沾了油腻的餐具，必先用洗涤剂洗一遍，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管理也是这个道理。古人把这叫“宽猛相济”。
“事善能”——自由变换的思维
“事善能”原意是指水深得功用之妙。饮用、洗涤、发电、水产养殖、观赏（比如九寨沟的水就极具观赏价值，有“九寨归来不看水”之说）、攻敌（《孙子兵法》13篇中，有七篇直接谈到了水与战争的关系，以水的特性和功用论述孙子的军事思想。自古“火攻”、“水攻”就是常规战法）、灌溉、蒸汽动力、滑冰、冰镇、冰雕等等。水能静能动，能急能缓，能柔能刚，能内能外，能升能隐，可以解释为上善之人做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切遵循客观规律，不论做什么，都善于发挥才能。就思维来讲，有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逆向思维、创新思维等等说法。理性思维是客观的、冷静的、公正的，它与感性思维正相反，后者更注重经验、情绪和感悟；抽象思维要比理性思维更深刻、更明确，而形象思维则是较为普通的思维方式，强调的是空间想象力和感官认知力，是一种可情状的、可视的思维；逻辑思维是理性思维的主要运行模式之一，是推理性的、论证性的、思辨性的思维；逆向思维是反常规、超常规的思维；而创新思维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是不断改善思维方式的问题。
要自由地变换思维方式
我们常能听到“思维能力”这个词。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应该是指思考能力，而思维只是个方式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解释“思维能力”这个词，我倒愿意解释为：变换思维方式的能力。中国出口面粉与肉类是很困难的，但变换一下思维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出口饺子。管理是什么？有人说：“你不管他，他就不理你。”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有人说：“管理是严肃的爱。”这又是一种思维方式，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谈到公司利润，彼得·圣吉说：“利润对于公司而言，就像呼吸对于人一样。不过，人活着不单单是呼吸就够了。”这个见解深刻至极。德鲁克则说：“利润是对风险的补偿。”变换思维方式，能使我们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习惯于做可行性分析，其实不可行性分析同等重要。懂法律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侵犯他人。把企业经营破产了是孬种，善于破产就是经营高手。培训是什么？培训是出去放松，是公款旅游，是休假，是“认认人儿、学学词儿、养养神儿”，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培训是最大的福利”，这又是一种思维方式。把培训作为“双赢”的投资，既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和价值，又提升了员工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最好的思维方式。
香蕉怎么吃？我们通常只知道是剥了皮吃，但非洲人是当主食来吃的，用火烤了吃，晒干了吃，与麦粉一起做成饭团吃。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和猪肉粉条一起炖了吃呢？有一户东北人家80多年前就是这样吃的，并且是连皮切成段炖的，结论是：“黏咕当的，挺好吃。”这是我的一门亲属的创新。他们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香蕉，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吃这东西，又不好意思问送他们香蕉的人。东北人的饮食思维习惯是炖，于是香蕉被炖了，于是才有猪肉粉条炖香蕉的创新吃法。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香蕉做熟了更有利于人体吸收。有时候，对某事一无所知、不知道、不会，反倒有利于创新。
再比如，多哈亚运会乒乓球金牌得主及随后进行的世界杯比赛的“新科状元”王浩，可谓风头正健。他是打直板的，但他不会推挡，按说打直板而不会推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么，是会推挡好，还是不会推挡好呢？从技术全面性的角度讲，当然是会推挡的好。过去也有“艺不压身”的说法，但从创新的角度讲，就不一定了。前面说过，创新需要颠覆和否定。如果王浩会推挡的话，可能会在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回球时就会下意识地进行推挡。据说，王浩的父亲酷爱乒乓球，当年是鼓起很大的勇气，让儿子练这种直板横打的。现在可以说，王浩是世界直板横打第一人。这种独树一帜的打法，让很多乒乓顶尖高手不适应。这种层面的竞争，无法则可言。对竞争的双方来讲，琢磨如何使对手不适应，就是创新。洗袜子谁都会洗，但我看《大庆晚报》上有个报道，一名初中生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将袜子洗得特别干净，一问才得知儿子是把袜子套在双手上再打上肥皂交相揉搓来洗的。
再接着说前面的话题，利润是什么？有人说：“利润等于企业综合创新力所带来的价值减去平均进步所创造的价值的剩余。”这就是很有新意的说法。说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思维要善于变化方式。思无定势，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好比武学中的“无招胜有招”。李小龙说过：只有当一个人武技上没有了形式，他才能拥有所有的形式；只有当一个人没有了风格，他才能适应所有的风格。也好比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也符合事物不断发展的规律。
思维的层次性特征
另外，所谓“事善能”，从思维的角度讲，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要强调思维的层次性。思维的层次性，就是指处在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上的人，思维的取向也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某种不可置换的内在规定性。比如飞机设计师、飞机修理师与飞行师，虽然他们考虑的问题都是与飞机有关的，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的，否则就会乱套。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就是在强调思维的层次性这个问题。但孔子的这句话常被人误解，比如被理解成耍滑头、缺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感。其实，不在其位，就会不知道内情、缺乏实际经验，谋政也是瞎扯，谋不到点子上，让飞机设计师去修理飞机，让飞机修理师去开飞机，就算会也一定是低水平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过：“作为最高层领导，应该多用道家思想，顺应客观规律去做事，把握大的方向和趋势；中层管理者应该奉行儒家思想，担负起启发、培养的职责；基层干部则要用法家思想，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通常来说，专家讲究是非，领导权衡利弊。我想，这是岗位职责所带来的，甚至说是岗位职责所规定的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有，在科研或技术岗位上的人，显然对直线思维、线性思维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发散性思维则更为重要。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应是领导者的思维；窥全豹而知一斑，这应是学术家的思维。但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说明有时还要从更高层次上考虑问题，但这属于前面讲的“自由地变换思维方式”的问题。从思维的层次性上考虑，应该说：“当不好士兵的士兵是当不上元帅的。”
思维的环境性特征
有时，“事善能”也是逼出来的。比如，乌龟本不习水性，但为了活命，不得不与守在岸边的鬣狗比耐心，渐渐练就了好水性。所以，前面一再讲，环境是造就创新的一大因素。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就要努力去营造一个有利于充分发挥创造力的、良好的、宽松的、愉悦的环境。同时也要营造适度的紧张环境或无畏的环境，好比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使创造力的发挥无所畏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讲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有道理的，是有内在关系的。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心情舒畅，创意会自然涌现。危机四伏的时候，也可以像乌龟一样练出真本领。
环境还有一个软环境的问题，比如“头脑风暴法”，就是创新的一种软环境上的营造手段。所以创新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不会有火花；需要合作，亚里士多德说：“不合作者，非神即兽”（其实神与兽也是讲合作的，天兵天将们围攻妖猴、非洲鬣狗围抢狮子的猎物，就是例子）；需要互相启发，孔子最看重这一点。环境是可以创造的。尝试着当一天残疾人，对思维会有很大启发和收获。这就是创造环境。每年出去旅游一次，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也会对启迪思维有益。特别对那些长年累月埋头工作的领导者来讲，休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大凡一种学问，必产生于当时特定的环境。所以凡研习一种学问，必须从分析其产生的环境入手。研究其产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才有意义。这既是学习的方法问题，又是个必要性的问题。
我曾从五个方面谈到过环境对思维的影响：自然环境是第一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后面我会再提到；传统文化、社会风俗是第二环境，这是个软环境，也是个“文化人”的概念，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政策是第三环境，这可以说是个政治环境，前面讲过，人从来都是群居性的“政治人”；心情是第四环境，有什么样的心情，就有什么样的思维；网络是第五环境，这是个虚拟环境，它能使人做出在现实生活中断然做不出来的事情，这也是个人性的问题，进而是个思维的问题。环境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启示我们：要转换和改变思维方式，创造环境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比方说好心情，是可以创造的——哪怕伪装也好，伪装多了，好心情也就出来了。
运用之道，全在方法
当然，水是无知的。水的智慧在于人的感悟。水的功能之妙，全在于人的运用。因此，“事善能”，本质上是人的运用方法的问题。讲到方法，这里首先讲两个技巧性的问题作为案例来分析：一个是培养分寸感，一个是培养接班人。
对于功能强大的事物来说，运用者的分寸感极为重要。譬如火，很强大，运用者的手段要很高超才行——否则就玩火自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真正的艺术都懂得分寸。”乔叟也说：“怀疑一切与信任一切是同样的错误，能得乎其中方为正道。”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庸》这部书，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根据孔子讲学的记录，整理发挥出来的。所谓“中”，就是“无太过无不及，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就是用。中庸理论就是讲如何把“中”这个最高的原则应用到事物中去，让事物取得最恰当的位置和状态。中庸之道，尽在分寸。分寸不是折中。比如杆秤，秤砣放在哪个位置，全取决于货物的分量。其实，更清晰一点说，“中”是适度，“庸”是应用。为什么说功能强大者更要慎重呢？很简单，“双刃剑”的道理。
至于培养人，则是全部方法中最省时省力、功效卓著的方法。尤其是领导者，境界之巅，全在于培养人。松下幸之助讲：“造物先造人。”企业要生产更好的产品，首先要生产更好的人。大树底下无劲草，这是大树之过，要问它一个荒凉之罪的。人理亦然。会烧菜的妈妈通常会有不擅厨艺的女儿。神射手旁边永远有一位助手，不会有后羿般的英雄。诸葛亮全能，事无巨细，是好事吗？也当问他一个失职之罪，没有培养好接班人。从这点来说，曹操就比他要高明。当子贡问孔子，谁是古来首屈一指的名臣时，孔子答：“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不解，以为管仲、子产才称得上一代名臣。孔子说：“吾闻鲍叔之荐管仲也，子皮之荐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荐也。”这是“荐贤贤于贤”的道理。柳传志说：“以我办联想的体会，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是，除了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的判断力外，培养人才，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企业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刚才，我讲了培养分寸感、培养接班人这两个技巧性的问题，是作为案例来分析的。下面，我想重点讲一个问题：实践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问题讲起来可能会比较抽象，因为是我从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和感知到的，感觉非常重要。我感到，目前国有企业的实践迫切需要方法论。因为几十年来我们在国企构建并完善起来的，且在将来的几十年中亦不会有太多改变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发展观、业绩观，一直以来都难以得到良好的体现，主要是缺少实践方法论的问题。还因为一个世界观、一个方法论，是迄今为止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两大问题——在世界观相对稳固下来的局面下（绝不是说这个稳固的局面是正确的，只是说在某个时期内相对来讲是稳固的，或者说在某个时期内整体是稳固的，局部是变化的，其阶段和时期的特征永远不会消失，这是世界观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表现），一切的问题，全在方法论这里——进而从这个意义讲，目前国企的实践问题，全是方法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实践方法论？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说法。简单说，实践方法论，是相对于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科学方法论”，就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科学研究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科学方法论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方法论仅指自然科学方法论，即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般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等；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则指哲学方法论，即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方法，如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高度发展。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它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的研究方向、探索各门学说的新生长点、揭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和形式的作用。唯物辩证法是从人类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正确的哲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方法论。它对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形态，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有四种形态：自然哲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和理论方法论。既然实践方法论是相对于科学方法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么是不是说实践方法论缺少科学性呢？不是这个意思。那样的话等于将实践与科学对立起来了。可以这样表述：实践方法论是关于实践的一般行动方法的理论，探索的是实践方法的一般表现形式，阐述实践中方法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不同实践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唯物辩证法仍然是实践中的普遍的方法论，对实践的一般研究方法起指导作用，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我认为，实践方法论概念的提出，其世俗意义（非经院的、非纯学术的意义）十分重要：对理论进行二次抽象（指提炼科学方法论）已经满足不了实践对理论及实践对方法的直接需求，更跟不上这种需求的节奏。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堆积如山——甚至此时实践对方法的需求比实践对理论的需求更为迫切和显得实际。何况企业管理本非科学，亦非艺术，而只是实践。更何况国企的实践有着极为复杂的特殊性。但是，从道理上讲，实践方法论包含了科学方法论，本质上也是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但是，如果照此讲实践方法论，仍然摆脱不了一方面是实践紧迫需要方法，而另一方面却是方法悠然期待抽象的这样一种状况。而从具体事务上讲方法（一事一方法式的探讨），则无疑是一种愚公移山式的证明方式。所以，讲实践方法论，需要另辟蹊径。于是，近年来我才有了关于探讨实践方法的所谓“藏所”的考虑。也就是说，不只是讲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也不是讲具体方法，而是讲实践中方法的一般藏所，讲实践中方法的大致来处。正如不见树木，亦不见森林，只研究林木的来处（理由、依据、土壤）。
刚才讲的是关于什么是实践方法论、为什么要讲实践方法论，以及如何运用实践方法论（指探讨藏所）的思考。实践中，我总结了九大“藏所”（这本是我计划要形成的一本书的提纲，但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恐怕未见得能最终成书），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藏所，就是信息。我们所居处的是个信息化的世界、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对于工业企业而言，呈现出来的是信息工业化、工业信息化的趋势。企业的一切行为，全是实践，并且只是实践。往往理论来不及形成，就“胎死腹中”了。
不管是所谓“红海战略”（指在固定市场内进行残酷血腥的竞争）也好，还是“蓝海战略”（指靠整合需求、创新价值来摆脱竞争，最终与用户实现双赢）也罢（其实并不存在这样所谓“红海”、“蓝海”的划分，所有企业都在一个海——市场经济这个海洋中遨游，不会有哪个企业愿意称自己是专门搞“红海战略”的，甚至连企业自身都不知道它实施的是哪一种战略），都只有“实践”二字，除了实践，还是实践。如果有谁谈出理论来了，那也只代表他的某种实践或仅代表学者们以及学者式实干家们的某种提炼，既代替不了我们的实践（别人吃梨，不管怎么解释那味道，都不及我们亲口尝一尝），更不会给我们还原出实践的功力（拳师只能教会徒弟招数，功夫却只能靠徒弟自己苦练）。这样的理论——而且是个过去时的理论，我们只能自己通过实践去体会和总结（甚至只能通过将别人的弯路走上一遍，才能切身得到真知并刻骨铭心地牢记，何况更多时候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回头也得补课，而且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正如夹生饭更难做熟），靠别人总结出来的理论不仅指导不了我们，甚至不能指导他们自己的明天。
关于这一个藏所的全部结论是：企业只能在了解真相当中生存；真相即真信息；企业只能在真信息当中生存；真信息即真相；调查研究是企业的生存之道，是企业的基本功；信息即速度，即对政策的、市场的、环境的反应速度；在今天，我们只能靠速度在速度中生存；实践的信息，比理论的信息更重要；方法即在信息当中；方法即在真相当中；信息新，则方法新；信息准确，则方法管用；信息全面，则方法周到；信息及时，则方法跟进快；信息量大，则方法多；信息等级高，则方法层级高；信息出人意料，则方法独特；信息壁垒森严（非共享、不共享或难共享），则方法隐蔽且难以效仿；信息即方法；方法即在信息之中；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方法与信息都成正比例关系——战争如此，政治角斗如此，商战亦如此。
我要说的第二个藏所，就是工具。工具的产生，足以说明方法的重要性，也足以说明方法产生的迫切性。一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往往就凝结在工具上。尖端的工具，本身就是时代的标志。工具的划时代意义，总是一次次在实践中被阐述得十分深刻。从实践的角度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工具。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工具。能否掌握更多的工具、运用更多的工具、开发更多的工具，这既是意识问题，更是能力问题。当然，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工具。似乎人类越是强大，对工具的依赖就越是严重。这从医生诊断病情几乎全部依赖器械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而方法的危机也正在于此，甚至一名“黑客”坐在家里就可以使一个强大的国家陷入瘫痪（因为整个金融，甚至国家安全都建立在对电脑工具的依赖上）。千百万年来人类在大自然中磨砺出来的强大功能，正渐渐在被工具所取代的过程中全面退化。手段与目的一旦被颠倒了，那就是最危险的事情。正如砖头是用来盖楼的，也可以砸死人。企业在竞争中得益于某个方法，就要预料并做好被其他企业运用同样方法击败的准备。
关于这一个藏所的全部结论是：工具即方法；方法即工具；工具即方法的工具；方法即工具的方法；开发和创造新工具的能力，是最高能力；拥有这种最高能力的人，是最有方法的人。唯一需要提醒的是：不能迷失在手段中，而忘记了目的。
我要讲的第三个藏所，就是实践。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活动——不论是物质形态的活动（生产、科学实验），还是精神形态的活动（政治、艺术），全是实践。这两种层面的实践，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的，或是对实践的总结，或是对实践的期待。前者是对实践的一种提炼、解释甚至是误会和歪曲。后者是以实践的方式对实践进行展望和预期——只是这种展望与预期不见得正确或有效。严格地讲，没有方法的实践与没有实践的方法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实践与方法，缺一不可独存。探寻实践方法论，根本上还要从实践中获得。一切已知的方法，皆在实践当中。一切未知的方法，亦皆须通过实践获得。最好的学习，就是实践。最好的实践，就是获得方法。只有实践，是学习如何实践的最可靠的方法。只有方法，才是实践检验自身的最好实践。实践的诀窍在于广泛实践，在于深入实践，在于反复实践。
全程地客观地记录实践、白描实践是取得实践方法的基础。遗忘是人类的天性，是实践的天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成功往往来自牢记。牢记，是取得成功的最简便的途径。仅仅是不忘记，就能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这是最低成本的成功，更何况总结性的记录。失败会积累为成功。每一次失败的价值，在于知道什么是不能成功的方法，从而更接近于成功方法。如同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同样的失败也是不可能的。失败不是停止实践的理由，失败恰恰是继续实践的根据。尊重一切实践，质疑一切理论。这应该是我们对实践与理论的最终态度。
我要讲的第四个藏所，就是特征。凡事物皆有特征。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没有特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对特征的发现，即是对方法的发现。对特征的把握，即是对方法的把握。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是把握特征、遵循特征、利用特征、改变特征、创造特征的最有效的方法。传统文化，是人性特征的大表现、大藏所。如同科学实验是了解物性特征的总门径和总方法一样，研究传统文化，是预见未来的根据和基础。缺少科学实验，无从把握物性。缺少人性研究，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更无从下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来文化、异域文明，往往是管理创新的捷径。凡特征皆有借助表现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即本质。对国有企业的实践来说，一切现象皆不可忽视。对现象的研究，即是对方法的研究。
我要讲的第五个藏所，就是准备。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做好准备，是方法中的方法。做好准备，是一切方法的共性特征。例如不管多么好的教授，备不备课，效果大不一样；开会发言，准不准备，效果大不一样；预案，则是应急的最好准备。更有长期准备，不可省略：第一，知识准备。知识即方法。知识宝库即方法藏所。知识总量，即方法总量；知识类别，即方法类别；知识结构，即方法结构；知识的更新程度，即方法的更新程度。第二，心理准备。心理准备是心理承受能力的基础，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欣喜若狂、得意忘形和灰心丧气、偃旗息鼓一样，是招致失败的典型心理特征。心理素质是技术发挥的保障。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使人超水平发挥。自信是方法之源。要对挫折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才能处变不惊，才能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第三，实力准备。专业技术水平、应用能力与实践经验是实力的重要内涵。虽然知识准备与心理准备也是实力准备的一部分，但知识储备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应用能力，心理素质也需要实践甚至技巧（如积极的心理暗示）才能营造出信心和气势。只有这两个方面努力到家了，才能锤炼出过硬的“功夫”——实力，才能富有创造性。创造力是实力的最高体现。创造力是方法之源。方法是对创造力的检验。
我要讲的第六个藏所，就是流程。做任何事情，都存在流程问题。流程问题，实质是做事的全过程的科学性问题。科学性体现在：做一件事，究竟需要哪些步骤或者说需要做哪些分项工作，以及如何连接这些步骤或者说按怎样的次序去做。譬如盖楼，设计、招标、备料、打地基、起楼、封顶、内装修、周边绿化等等，一项不能少，一丝乱不得。没有流程地做事，与拘泥于固化流程做事一样缺乏效率。优化流程（流程再造）的本质是追求效率。优化流程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次性的。即便是同一项工作，优化流程也是永恒的主题。流程即方法。优化的流程即优化的方法。优化流程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创新流程，一个是重塑流程。前者是打破常规，是基于剔除的创造；后者是整合，是基于修正的改良，是对排列顺序的调整。立足需求，是优化流程的根本。将需求量化为目标，是优化流程的前提。可行性分析是优化流程的关键。优化流程要解决的问题更有分工问题，引申含义也就是责、权、利的问题。工作彻底完成后的第一件任务，即应是最后一个流程：总结，甚至应早在每道工序结束之后进行总结。这是最佳时机，也是唯一机会。目的是为了今后在做同样工作的时候，改善流程，甚至设计今后该项工作的具体方案。这要比遇到或接受任务后再考虑设计方案更为实际、有效并节约时间与精力上的成本。方法总是越具体越好。一类事一类流程。同类但不同的事亦应有不同流程。一时一事一流程。目的是追求效率。
我要讲的第七个藏所，就是思维。因为之前我一直在讲思维这个维度的内涵和底蕴的问题，这个藏所在此就不多展开讲了。总之，方法总在思维之中。思维更多的不是力度，而是维度。维度是多重的，也是无限的。思维的问题，根本就是方式问题。变换思维方式，是探寻方法的捷径。方法即在方式的转换当中。譬如所谓80后亿万富豪，知识含量、智力、经验等未见得就比同龄人占据多少优势，唯一真正的差别就是思维方式。要打破思维定势。思维要围绕问题展开，要围绕未来展开想象，做出预测。
我要讲的第八个藏所，就是目标。做事首先要确定目标。目标明确了，方法也就明确了。总目标下有总方法，分目标下有分方法。目标有阶段性，方法也有阶段性。目标是个体系，方法也就形成一个体系。方法总是隐藏在目标当中。目标准确，则方法准确。目标现实，则方法管用。目标高远，则方法超前。前面讲的跆拳道表演者用手掌砍断木板，就是把目标定得稍微远一点，才是砍断木板的最佳方法。在设定正确且合适的目标的同时，其实几乎也就是罗列正确且合适的方法的过程。
我要讲的第九个藏所，就是品格。这个藏所我也不展开讲了，因为通篇讲的就是品格的问题、习惯的问题。品格可以生发责任感，责任感可以催生能力，能力可以衍生方法。性格是最突出的品格。要培育坚忍不拔的性格，如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正气”。要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王铁人就有这种豪气：“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不就是方法吗？“人拉肩扛”是当时条件下最聪明的好方法。人就要有一种不信邪、不怕鬼、不服输、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精神。有这样品格的人，方法自然最多。锤炼出这样的品格，就会使方法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选点”是变换思维方式的前提
“事善能”，要搞对路子，搞准对手思维的路子，否则就是乱发挥才能。好比破城攻坚，指挥官先要选准突破口，然后再发挥作战才能，围绕突破口作战。这和“打蛇要打七寸”是一个道理。“选点”是“居善地”的问题，“居善地”是“事善能”的前提。
沙祖康刚刚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时，接受各国大使礼节性拜会，英大使说英国“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切”。这种带有实质性的话，是不应该在礼节性拜会中说的，这其实是一种对新任大使试探性的挑衅。沙祖康当即说：大使阁下，您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英大使说不知道。沙祖康说：我怎么看着您这张脸就想起鸦片战争来了！鸦片对中国人民的侵害难道不是侵犯了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权吗？香港一直到1997年才回归祖国，英国统治香港期间从来就没有搞过任何选举！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沙祖康的反击强烈、有力而直接。英大使猝不及防，极为震惊，马上缓和了口气说：我们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关切，但政府必须考虑我们的民意。沙祖康继续他强硬的姿态：因为民众有关切，你就代表他们来反映意见，行吗？作为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非政府组织，是不是说明你们政府很无能、管不了事？沙祖康后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需要担心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虚伪的。我为什么要考虑会影响双方关系呢？他为什么不考虑会影响我们的双方关系呢？如果我不予以反击的话，他会认为是我示弱了，他会越来越嚣张，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美国在大会上抛出的反华提案，沙祖康奋起反击，叫美国人“买面镜子照一照”，这成为日内瓦的佳话。国外媒体评价沙祖康的外交风格是“令人惊讶的坦率”。沙祖康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吞吞吐吐，也说不清楚话，那就是一种失职。他戏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家”，喜欢直来直去。沙祖康说，他的风格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相反，西方外交官都觉得沙祖康可靠、可信、真诚待人。沙祖康的反击有理有节，反受到对手的尊重。曾有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总理说：“有！中国的妓女在台湾省。”如果周恩来说“没有”，可能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得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的结论。这个提问的选点就在这里，很阴毒。周总理既识破了这种用心，他机智圆通的回答也反衬出新中国成立后良好的社会风气。
“动善时”——准确把握时机的思维
“动善时”原意是说水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冬雪夏雨，有固态、液态、气态，不违天时，对上善之人来讲，就是做事要审时度势，伺机而动，做任何事都善于选择时机。思维方式的变化，是绝对的，是思维的特性。善于变换思维方式的人，不仅知道怎么样，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变换思维方式。“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思维也要这样，顺天应时，道法自然才行。譬如我们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办得相当不错。但设计下一个年度青干班的最佳时机，恰恰是现在。为什么？当然是因为现在感受最深，知道明年怎么做会更好，并且现在做计划的话，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最低，完成的质量却又会最高，现在当然是做计划最好的时机。现在设计出来，明年根据实际情形补充完善一下就可以了，况且年底事情多，可以腾出时间做其他更紧迫的事情。这是统筹法的应用。所以说做明年的年度规划的最佳时机，不在今年年底，更不在明年年初，而在今年全年实施本年度规划的全过程当中。
“不争之争”
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正因为，是承上启下，总结上文得出结论。“无尤”，没有忧愁、祸患，“尤”通“忧”。老子的这段话很深刻：水的特性近似于道的特性，水的特性就是上善之人的特性。上善之人看上去似乎与世无争，其实是一切遵循自然规律行事，不主观妄为，反而获得了别人所无法争到的东西。这正是“不争之争”。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举国悲痛。他一生都在奉献，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常人难以得到的，那就是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这就是“予善天”，这就是“不争之争”。臧克家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写了一首诗，也是这样评价鲁迅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不争之争”也是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意思。一个始终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自然不会有忧虑、有过失。老子以水的特性阐述了圣人“为而不争”的高尚品质，很高明、很睿智，也很形象。“不争”是顺应自然法则，只有效法自然，才能没有忧患，充分体现了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我认为思维也有这样的特性：思无定势，顺其自然，让灵感的光芒自由地闪现，让想象的野马自由地驰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