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中国古文，似乎是说古文不好。当然中国古文的意韵是很美的，但只适合于文学欣赏，写朦胧诗，或研究玄奥的哲学，不适合严格地、清晰地、准确地表达科学和传播科学。我是学历史的，读书的时候，比较喜欢古人经典著作中精妙的概论。尤其中国的古文，更能体现精深奥妙的意境。对阅历丰富和见解独到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语言让人理解的空间更大，且回味无穷。
照我看，中国的先哲好像都很喜欢从水中悟出深刻的道理。较近的，有林则徐的那段很有名的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远一点的，《论语》中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道德经》中还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这样的句子。我们常说的“滴水穿石”，就是写照。《孙子兵法》则说：“夫兵形像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孟子》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荀子》中引《左传》的话，说得比较浅显易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便发议论道：“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正爱民矣。”“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管子·形势解》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水地篇》可谓集水之大观，其中有这样的话：“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可见管子也极力推崇水德，要人们取法于水。甚至《管子·水地篇》中把水与人联系起来进行印证：“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不同地方的水也决定了不同地方的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等。比如说，“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并且《吕氏春秋》、《淮南子》、《汉书》以及《世说新语》、《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与《管子》相类似的言论。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这样的分类虽不一定科学，确也道出了山水感召和影响人类的客观现象。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有“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之句，算是对这个问题的概括性总结。民间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说法。
到外乡去讨生活，容易“水土不服”——其实是指文化不服。即便是单指饮食，也包含在饮食文化之中。我想这不能算主观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也是承认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因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当然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类（东西方）文明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体质、社会结构、历史发展与文化心理上的种种不同。至今为止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都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实证。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精神，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为，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这些言论与《管子》的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认识水土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
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的精神演进的舞台，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拥有广阔草原的高原地区，主要生活着随季节变化而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时常集聚在一起袭击和掠夺平原地区；二是大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带，定居着农耕民族，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规律性和生活稳定性，造成了墨守成规、重土轻迁等传统习惯，大一统的帝国往往就是建立在这种农耕居民的精神惰性上；三是沿海地区，这里的居民相对而言保守性少，文化程度较高，富有向未知领域挑战的创新精神，往往形成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力量。黑格尔真不愧是思想大师，洞察古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些自然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列宁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
新文化的先驱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对地理环境影响、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做过有益的探索。只是后来由于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类、等同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大加挞伐，才使对地理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
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未尝不与其处于欧洲腹地的狭小地理位置有关，是向外争夺生存空间的内在驱动使然。当然，《管子》把水对人性的影响归结为“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不免有些绝对。因为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文化趋同化。在这个信息化社会中，科技突飞猛进，世界逐步被“铲平”，客观上弱化了地理对人性的影响力。当然，在以种植、狩猎、捕捞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的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的古人有这样的认识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难能可贵的。
有趣的是，中国人讲究“风水宝地”，西方也一样。据说西方很多大学就有风水专业。优美的自然环境不能没有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关尹子对水的阐释很简练：“观道者如观水。”《墨子》也论及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不仅我们中国的先哲喜欢观水悟道，西方也是如此。西方哲学的鼻祖泰利斯认为“水是本原”。我想，这不能只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这实际上隐含着一种思想观念。这与现代科学的解释——世界由基本粒子、能量场构成，同样是一种有局限的解释。古印度《创生歌》中也有水的本体论。可见古人确有超出“元素解释”的倾向。因此，关于赫拉克利特“火”的本体论、老子的“气”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只不过都是认识论、思想方法而已。哲学不过是对未知的认定。一旦这种认定被科学证实，则所认定的内容也即失去了哲学意义。所以哲学不需要知识，只需要天才的想象。哲学只是一种冥想游戏，无“对”、“错”可言。所以我前面一再强调企业管理不是科学，只是实践。毕达哥拉斯对世界的解释是“数”，这又不同，他对“十”以内均有独到的解释，与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类似，读起来甚是有趣。记得我是在去加拿大的飞机上读到的这一节，跨越大洋的同时又跨越了东西方关于数字的哲学阐释，使漫长的旅途变得短暂。
回过头来还是说“水”的启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很精彩的话：“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当人们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虽然形式上看并没有不同。当然，从水的角度认识思维，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讲的。思维的哲学就是对变化的研究而形成的认识或规律，甚至连同这个认识与规律本身也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变”，所以思维在本质上，或者说其最高的境界是没有框架的、不受约束的，是自由的、开放的、无拘无束的，是没有模式的。也就是前面说的：没有任何方式就是最好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思维形成方式就是束缚，思维形成习惯就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