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其实都是管理者。现代意义上的管理者，倒不一定非要担任什么领导职务才算管理者。只要我们大体从属于脑力劳动者范畴，那么在今天我们就都可以称为管理者。不过我更愿意再宽泛一点讲，我们都是工作者，因为我们或者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毕竟也不可避免地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更因为“工作”这个词要比“管理”这个词古老地具有某种神圣的味道。那么我们作为工作者，又需要什么样的思维呢？或者反过来说，作为工作者又忌讳什么样的思维呢？下面就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工作的含义。究竟什么是“工作”？从词义上分析，“工作”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当名词讲的时候，“工作”有“职业”的意思，比如“你找到工作了吗”；也有“业务”的意思，比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有“任务”的意思，比如“我手头还有一件工作没有完成”。当动词讲的时候，“工作”有“生产”、“制造”、“研究”的含义，这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方面的意思。通俗地讲，体力劳动是低端劳动，脑力劳动是高端劳动，但体力劳动大体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脑力劳动则未必一定会创造价值。事实上，脑力劳动者常常会做“无用功”，也就是劳而无功。这尤其在我们国企是很危险的一种现象。由此我们应该得出一个结论：工作就是要做有用的事情，工作就是要能够创造价值，至少工作不要做“无用功”。如果工作做的是“无用功”、劳而无功，就失去工作本身的意义了。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探讨一下工作者的思维问题。
前面讲过，思考是力度问题，主要是由知识与经验决定的；思维是维度问题，主要是由品格与习惯决定的；思想是高度问题，是思考与思维合成出来的结果。简单地说，思维就是思考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品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当年协和医院由于误诊将梁启超的右肾割除，社会上一片声讨，可梁启超为什么不但不追究，还要在报纸上用春秋笔法为协和医院开脱？时人不解，我们现在知道，他其实是为西医在当时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进行的战略性考虑，何况协和医院是一家慈善机构办的西医院。我看协和医院应该给梁启超立一尊铜像，因为如果没有梁启超的义举，西医那时在中国将遭遇不可预见的灾难性局面。梁启超的思维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的品格与众不同。
品格，是价值观的人格化表象；价值观，是品格的最深刻内涵。价值观与品格，都通过人的习惯发生作用。对个人是如此，对组织、企业、国家甚至民族也是如此。为什么法国要为最后一名参加一战的战士举行国葬？这表面上看是数字化管理的问题，甚至会有人认为是作秀。其实这是价值观问题，是执政理念问题，是风气导向问题。这是在倡导一种平民也可以成为英雄的理念，任何人只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贡献都能享此尊崇。
我们应该切己地反思一下：我们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还有多少名？我们大庆油田参加一次创业的“老会战”还有多少名？西方是数字化社会管理，其实背后就是价值观管理。所以统计水平不重要，统计什么才重要。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执政理念问题。价值观、执政理念决定工作创意。为什么秘鲁要发起全民守时运动？总统都要亲自上街率众游行？因为这种坏习惯将使秘鲁很难融入全球经济。
前面讲过，思维的底蕴就是品格和习惯，包括审美情趣、性格气质、习惯爱好、认知能力、情感体验、实践能力、品质与格调、想象力、洞察力、预见力、灵活性、叛逆性、欲望，等等。这些深度问题不解决，就解决不好思维的问题。工作者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思维，以我25年来的工作体会，可以总结归纳为六种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