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记事的，事的发生牵连到人时地。古代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政事，故天子的言动必由史官记录，而诸侯之国亦设史官。孔子因鲁国史官之记录修成《春秋》，强调褒贬，严于是非、善恶、邪正、忠奸之辨，记事之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创编年史体。其后左氏依经以作传，详述事实。是经为纲，传为目。到汉武帝时，司马迁修《史记》，起自五帝，终于武帝时代，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创纪传体。迁志在“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极称誉之，有云：“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此言甚善。自东汉至唐初，世有著述，皆用纪传体，以纪一代之史，号为正史。直到唐朝后期，杜佑以为历代典章制度散见各史，不易通知，乃修成《通典》，上自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分类述事，此实袭《史记》的《书》，但也有创新之意。盖自唐初开官修前代史之风，用纪传体，号曰正史，私家难以有所述作，乃多改修编年体，或修典制史，如宋太祖初年监修国史王溥纂修《唐会要》及《五代会要》，宋代的各朝会要虽皆官修，但到南宋宁宗时，徐天麟修成《西汉会要》，至理宗初年又成《东汉会要》，两汉典制，尽在于斯。至于编年史书之纂修，宋代史家之贡献最为宏伟。自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后，编年体史书极受史家重视。至南宋孝宗时代，或承其义例而修续编，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或稍变其义例，而效《春秋》与《左传》之书法，大书者为纲，如同《春秋》之简严，细书者为目，如同《左传》之详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成书，遂开创了纲目体。更有袁枢以为历史重在纪大事，任何朝代都有兴有亡，在统治期间亦有治有乱，典章制度是相因的，而兴亡治乱未必相因，但必各有其原由。编年史是逐日记所发生之事，而欲考某一件事之始末，则有“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之憾，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这是编年史美中不足之处，枢乃以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为核心，依时代顺序标出事目，用《通鉴》记载之原文，编年系日，由始至终，本末灿然明白，给读史者极大的方便，如两汉之间，只用《王莽篡汉》和《光武中兴》两个事目，便可述明一亡一兴、一逆一正，遂创纪事本末体。自此以后，前述两种新史体，又不断有后起的史学家所继承，遂开创史学的新纪元。
宋代史学为何特别兴盛呢？此乃肇端于太祖所确定的重文轻武之国策。太祖不愿步前面五代的后尘，亟欲政治清平，必先强调以仁义治天下，方可一新天下之人的耳目，乃重用读书人治国理民，并立下“不杀士大夫”之誓约，而士大夫亦倡导学问为经世济民之本，不仅自己勤读经史，也劝帝王多接近儒者，广求治道。是以宋朝政治开明，文纲不密，士大夫多以朝野见闻，述之于口，或著录成书，积之日久，遂成时代的风尚，所以宋人所撰的杂史、笔记最多，存于今日者亦不下三百种。如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参用了一百多种私家杂史随笔和文武大臣之家传、行状等，皆极详备。南宋史学家所修成的本朝史极富，多半用编年体。但如要改编前代史，亦承用纪传体，其目的不是要取代旧史，而是要纠正旧史对正统朝代认定的偏失。盖因南宋立国江左，仅能守住半壁山河，如同东晋，不免担心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史学家在修前代史时，乃特别强调对正统的认定要从严。如朱熹所言：“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未得正统，自太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太宗并太原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宋开国已二十年了。因此，朱熹特强调：“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起意成书。”司马光是北宋人，宋太祖之受周禅即帝位，与曹丕、司马炎颇相类。而南宋高宗是承继徽、钦二帝的，时代完全不同，朱熹为南宋立言，在其所修之《资治通鉴纲目》中，以昭烈帝章武元年（221）接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认定昭烈之蜀汉是与高祖之前汉、光武之后汉一系相承的，故贬魏、吴为伪国。此一新见解，首先影响到雅好史学的庐陵萧常，为扶纲常、正人伦、讨乱臣、诛贼子，乃改编陈寿的《三国志》为《续后汉书》，立昭烈帝纪及后主二《本纪》，魏吴之君臣皆编入《载记》。稍后元儒郝经亦修成《续后汉书》，元朝后期，东阳张枢亦修成《续后汉书》，以表彰忠节。至明季，徽州谢陛又修成《季汉书》，吴郡吴尚俭也撰《续后汉书》，均以扶持名教为宗旨。此可见南宋史家的正统观，已得到元明史家的认同。又自朱熹辑《五朝三朝名臣言行录》，杜大珪辑《名臣碑传琬琰集》，元、明、清之学者相继纂辑此两类书，今存者不下二十余种。近七八百年来史学的发展，可以说全受南宋史学的影响。
南宋史学承继北宋，且发扬光大之，是为值得研究的。德毅近四十多年来，从事宋代史学之研究，发表专题论文已达三十多篇，尚未汇辑成专书出版。往年拜读到北京师范大学吴怀祺教授所著的《宋代史学思想史》，专以著名史学家及理学家之史学思想为主，已属难得。近两年，始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年轻学者燕永成博士，专研南宋史学，曾互通书信，赠送论文和专著，已知其是一位虚心好学的青年朋友。今年夏，乘前往上海师大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之便，得以相见，其待人甚热忱，相谈甚欢。蒙其相告，已撰成《南宋史学研究》一书，诚恳相托为撰一序文，愚思之再三，不便婉拒。月前，收到其二校稿，约三十万言，愚立即细心拜读。此书除《绪论》及《结论》外，中分六章，首述鲜明的时代特色，以修当代史，地方志及军事史为重点。次论史书体裁的创新，史书的多样化，官修和私修的相互配合，史部目录学的功用。其三及于史学思想，就其会通史观，正统论，夷夏说，义理观念及史学批评，逐一分析。其四称述庞大的治史团队，有家族，有地区，或精于考证，或长于说理，或优于文学，各展所长。其五则是对个案加以分析，对同一史事因记述者非一人而观点有异，各种史籍的纂修都负有其特殊的功用。最后讨论到南宋史学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先就北、南宋对前代史及当代史之编修作一比较，再论南宋史家在史书编修方面的贡献和影响，而史学思想影响后世最大。综而论之，此书体大思精，一位青年学者能有如此功力，已属难得。深望持续努力，以待将来更撰成博大精深的新著作，以贡献于宋史学。治史诚不易，史学、史识皆是非一日之积的，古人称经学家皓首穷经，由本书所述南宋史家来看，无不皓首穷史，此正是吾辈研究史学的人所共同勉励的。特略述宋代史学家之贡献，并书所感怀者以为序，敬请海内外方家有以教正之。
丙戌年冬十一月晦日
丰县王德毅序于台北寓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