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承袭隋、唐时的修史制度以及中唐以后的治史之风，使得官、私史学的发展均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并且它还对此后元、明、清时期的史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明确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
一、两宋史学的基本概况
南宋既直接因袭了北宋时期的修史体制及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又因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南、北宋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处于相对统一背景下的北宋王朝而言，官方修史占主导地位。其间，朝廷出于以史为鉴的现实目的，既组织编修了唐五代十国方面的史书，又系统地编修了本朝国史。尤其是在对本朝史的整理编修方面，北宋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地，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会要所以及玉牒所等为常设分支机构的修史体制，从而使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以及国史能得以及时编修。在修纂程序上，则形成了修日历则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修实录则依据日历，修国史则依据实录的编修程序。用图表示即为：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在史籍编修的具体体例方面，见于史载的就有《修日历式》和《修史例》。［2］同样，会要、圣政和宝训等官方史籍的整理编修亦逐渐形成了制度。由于有如此完备的修史体制，从而使得北宋官修史籍极盛一时。该修史体制为南宋时期所承袭。此外，图经、方志以及年谱等的编修，同样扩及到了南宋。
同时，中唐以来的治史之风对宋代影响极大。中唐时期，随着社会的剧烈震动，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一则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人士，在探求《春秋》经义之时，考《春秋》三传，并论其短长，从而开疑古辨伪之风。他们同时极力倡导《春秋》的宗旨在于“尊王”。受其影响，北宋孙复、孙觉等人积极倡导《春秋》“尊王”旨意，欧阳修等人遵从《春秋》褒贬笔法，刘敞、欧阳修等鼓吹疑古辨伪之风，从而使《春秋》学大盛。其间如尹洙撰《五代春秋》，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以及他奉诏与宋祁等修《新唐书》，其主旨均在于取法《春秋》遗意，阐发“尊王”思想。此正如清人王鸣盛所言：“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有名公大儒为之渠帅，而此风益盛。”［3］二则是与唐前期以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为主体的状况不同，中唐以后，私家在质疑检讨官方设官修史弊端的时候，纷纷求变，从而使得编撰编年体史书以及通史日渐兴盛。到北宋时，《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便是此风影响下的产物。最后，中唐注重探求典制沿革之风，亦直接对两宋有影响。自唐刘秩撰有《政典》35卷、杜佑撰有《通典》200卷，并由此开创了典制体之后，北宋仿效之作有宋白的《续通典》200卷，南宋则有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魏了翁的《国朝通典》200卷，以及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等。
对于处于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而言，深受亡国之痛和常处强敌威胁之下的南宋君民，既要深刻反思和总结北宋亡国之因，又要从历史上全面探求中兴之道，维护现有政权。因此，官、私方史书的编修乃至史学的发展均极为兴盛。其一，与北宋相比，南宋官、私方更为注重对当代史的整理编修。其中南宋重修、编修乃至续修官方史籍如日历、实录、国史、会要、圣政和宝训等所取得的成就，已大大超越了北宋。方志和年谱等的修纂，亦比北宋时更盛。同时，私家编修当代史则更为突出。如李焘、王称、徐梦莘、李心传和马端临等人甚至家族专门从事着当代史学研究，四川区域亦以编修当代史著著称当时。其二、南宋时人颇为注重对古今历史变化之理的探求，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对此，时人称颂说：“法祖嘉猷，国家崇尚史学，国朝文明开运。学校养才，群经诸史，朝吟暮诵。至于明习国典，通达世务，则于史学尤重焉。……至庆元间，经学固盛，史学亦崇。不事浮虚，惟取练达。学有体用，非崇体而废用也。”［4］当时如浙东学派以注重探求古今制度沿革变化而著称于时；福建朱子闽学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湘湖学派偏重对《春秋》学的研究，以及江西史家讲求历史文献的补辑、整理与考证。最后，南宋治史者在史书体裁方面多有创新和发展。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和学案体均在此时得以产生，长编体和纲要体等编年体的变通形式亦出现于此时。此外，南宋亦是方志的定型期。正因为如此，南宋崇尚编年、倡导会通、讲求正统以及推崇义理之风甚盛，具有史官身份者以及私家治史者人数众多，史著数量极为繁富。据笔者对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治史者及其著述加以统计可知；南宋有史著的治史者不下250余人，南宋史著的数量在400多种。
对于南宋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地位，史学家蒙文通明确指出：“经学莫盛于汉，史学莫精于宋，此涉学者所能知也。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则今言之者于此未尽同也。”为此，他具体指出：“余谓南渡之究史者众矣，而实以三派六家为最卓。其与北宋异者，自欧阳、司马之俦论史不言制度，而南宋诸家则治人与治法兼包，义理与事功并举。”［5］其中蒙先生所推崇的“三派”是指性理派、经制派及事功派史学，“六家”为陈亮、王自中、唐仲友、陈傅良、吕祖谦和叶适。即就是指注重制度沿革研究的浙东学派。台湾的王德毅先生更进而指出：“就北南宋而言，南宋史学特别重要，史家贡献亦独多，近八百年的史学发达，都是由南宋领导着。”［6］蒙、王二先生之论无不表明；南宋史学本身地位突出，甚至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及影响。
二、南宋史学得以繁荣的社会基础
1127年金灭北宋，宋徽宗和钦宗父子被虏北迁。此后延续北宋基业的南宋王朝，领土面积大约减少了1/3，但依然先后受到强邻金和蒙古（元）的长期威胁与打击，并且逼迫与金和蒙古（元）签订了一个个屈辱和约。其中南宋与金的三次议和（绍兴、隆兴和嘉定时）均需输纳岁币。据统计，南宋向金输纳岁币67年，计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铜钱300万贯文。［7］这种状况正如史书所载：“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8］这种屈辱悲愤的亡国史与长期面临的极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南宋君民不得不时时关注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尽力搜集有关史料，通过编撰北宋史以表达对亡国的深深怀念之情。如熊克、徐度、李焘、王称和徐梦莘等人无不如此。同时，在对外和、战及内部朝政问题上，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四大权相往往采取植党排异、控制台谏，以及蒙蔽君主等专制手段加以独揽朝政。南宋民众在极力痛陈时弊，甚至要求社会变革的同时，他们往往在抗击金、蒙古（元）的对外战争中，或直接投身战斗，或直言应敌救弊之策，从而体现出了极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对于此间涌现出的诸如德安、襄阳等著名守城防御战例，一些有为之士便及时加以总结，并编成了诸如战功录、守城录之类的史著。对于在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著名将领，时人则往往编有名将传等等。此外，时人还对古今兵制及战略战备等加以总结，其最终目的均是为现实需要服务。
南宋社会的处境虽则如此，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宋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南宋人民为扩大土地面积，有些地方甚至垦山为田，围湖造田。在东南发达地区，人们还普遍采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以便提高单位产量。象两浙的上田，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产谷达到了五、六石。因此当地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在手工业方面，纺织、矿冶、制瓷、造船等颇具规模，造纸业和印刷业相当发达。如平江府彩笺、蜀笺、温州蠲纸、歙州表纸、杭州藤纸、绍兴府竹纸及宣州宣纸等，均在当时颇为出名。临安、成都、眉山、福建及江西吉州等地成了全国重要的印刷业中心，并且临安、成都和眉山等地书铺林立，书商活跃。同时，随着南宋市镇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会子的大量通行，使南宋工商业经济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此外，榷场贸易和海外贸易亦相当发达，丝织品、茶叶、瓷器和书籍等被出口到了大理、高丽和日本等地。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内容的空前丰富，不仅为有识之士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及其思路，使得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如谢谔字昌国，临江军人。为文仿欧阳修、曾巩，他不仅撰有《孝史》50卷，而且南宋初“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上进朝廷。朝廷“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9］又如董煟字季兴，自号南隐，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撰《救荒活民书》3卷。据其《自序》所言：该书“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则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以备缓急观览”。该书完成后上进朝廷，并受到宁宗的褒奖。明人李贤评论说：“予观董氏所集《救荒活民书》，其用心仁矣哉！凡为君为臣者不可无此书，而为守为令者舍是无所用其心矣！”［10］清四库馆臣更认为该书属“犹古书中之有禆实用者也。”［11］类似的再如会稽人丁锐撰的《仁政活民书》2卷和《明刑尽心录》2卷，以及诸葛兴撰的《先贤施仁济世录》1卷等。其他以各种不同形式与体裁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专门性史著还有不少。以上情况足以说明，南宋史家已不再局限于对帝王将相史的撰述，而是已将记述的范围扩展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教育文化领域，随着南宋初北方人才的大批南迁，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南宋在该方面也已取得了极大成就。南宋中央设置有太学、武学和宗学，地方州县学亦相当普及。此正如叶适所言：“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12］同时，随着南宋各学派讲学风气的兴起，南宋书院大兴，先后兴起的书院总数达400多所。著名的如朱熹修复的白鹿洞书院、张栻主持的岳麓书院、陆九渊修建的象山书院和吕祖谦讲学的丽泽书院等。此外，乡塾村校亦极为普及。如私学发达的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和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3］如此颇具规模的教育体系，为南宋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叶适对此指出：“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14］此外，伴随着科举考试的进行，利于科举考试的相关书籍被大量编辑出版并广泛流行。如《高宗孝宗圣政编要》20卷，“书坊钞节以便举子应用之储者也。”［15］吕中撰写的《大事记讲义》，亦为“场屋中用之”。这无疑对南宋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思想学术领域，南宋逐渐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理学流派，以陆九渊创立的心学派别，浙东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与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胡安国、张栻为代表的湘湖学派，以及以谯定、魏了翁为代表的蜀学流派等。这些流派在探求宇宙间天人关系和拯救时弊方面，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看法。对此，南宋末周密指出：“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16］周密在此指明了南宋时的主要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在阐扬其理论体系或表明拯救时弊之策时，往往能借助于史学。如朱熹一派讲求义理化的史学；浙东学派注重对古今制度沿革的研究；湘湖学派偏重讲求《春秋》之学，以及蜀学流派中一些人关注当代史学的研究等，这种状况则必然为南宋史学的繁荣发展提供良好的哲学基础。
总之，南宋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南宋时期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无疑为南宋史学的发展昌盛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南宋史学之所以繁荣，并不是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三、南宋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南宋史学的研究，往往同整个宋代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从现今对于南宋史学的研究状况来看，不仅有专门论述南宋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一些通论整个宋代史学的论著。对于通论性论著，因其常常会论及南宋时期史学的发展情况，我们在此亦有必要提及。目前在有关《中国史学史》类论著中，编修者在论述到“宋代史学”问题时，往往都加以详细论述，并给予极高评价。而其间在论述到南宋史学时，颇具特色者当推史学家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第三章“中唐两宋”有关部分（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蒙先生在有关南宋史学立目中，就有“南渡女婺史学之源流与三派”、“义理派史学”、“经制派史学”、“事功派史学”、“金华文献之传”（原缺）、“西蜀、江西之史学”（原缺）以及“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原缺），可见他对南宋史学的发展流变有自己的看法。
再以具体关涉到南宋史学的论著而言：
1.从总的方面讨论宋代史学地位和作用的论文主要有：高国抗的《宋代史学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宋衍申的《宋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松辽学刊》2/1984）、台湾王德毅的《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见《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主编））和《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王天顺的《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会刊），以及罗炳良的《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2003）等。其中高国抗先生认为宋代史学达到了古代史学的高峰。宋衍申先生认为宋代史学集以往史学之大成，又为后代史学所不及。王德毅先生则通过对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等多方面问题的考察，指出南宋史学特别重要，并领导着此后史学的发展潮流。罗炳良则指出了宋代义理化史学的发展变动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