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史志功用：我们知道；整个两宋无论从修史前的材料搜集，还是到国史的系统修撰，都有相当完备的制度和程序。但无论如何完备，都无法在人物和事件的选取上兼顾到每个州、县，甚至镇。而在此方面，方志可补详国史的不足。它不仅能够提供各地户口赋税、物产和风俗等详备资料，而且通过“人物”、“进士题名”、“牧守或知县题名”，乃至所附诗文等，可使人们熟知该地人文发展状况，这是区域地方史研究的必备素材。对此，编撰过《合肥志》和《广陵志》的郑兴裔就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200］清章学诚亦认为：“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201］
②行政功用：在南宋，重修、续修乃至增修已成为方志编撰的鲜明特点，而主持该项编修工作的多是州县地方官。对他们而言，修志已变成了一项行政职责。通过主持修志，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得以熟知所管地方的山川地貌、人口土俗，乃至古今历史，而且更能宣扬自己在该地的政绩。如在林表民编修的《赤城三志》（4卷）内，就记有：“绍定己丑（二年），水坏城，修治兴筑，本末详焉。”［202］同时，地方官为突出作为皇帝委派专管一方的亲民官地位，南宋方志中还有将皇帝除授制词冠于篇端者。［203］正是由于以上缘由，董在《重修睦州图经》序言中明言：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204］。留元刚在《永宁编序》中指出：“是编非取夫搜摭新故，夸诩形胜而已。事变之会，风俗之趋，盖将有考焉。观叙州自晋以来，守凡几人，孰贤孰否；观叙人自国初以来，作者几人，孰先孰后。熙宁而后，所易兵制，善于古否？建炎而后，所增税赋，安于民否？水利何为而便？役法何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废兴沿革之由，安危理乱，于是乎在。一言去取，万世取信”。林虑亦在《吴郡图经续记》后序中指出：“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
③教化功用：作为记载一地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方志，在编修时大多由州县学教授或郡人执笔。学官主在负责当地教育，郡人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那么由他们执笔编修成的方志，又是宣传地方特色，实施教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对此，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指出：“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戒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可见方志作为国史的有效辅助和必要补充，的确能发挥其鉴戒教化作用。
最后，南宋方志编修如此兴盛，除南宋承袭北宋修志的优良传统和印刷术的推动之外，我们还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加以探究。那就是随着南宋在同强邻金与蒙古（元）的抗争中，因军事能力的限制，愈至后，疆土残破愈加剧，因而在外受重压的特殊环境之下，朝廷极为看重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倡修志，则是其举措之一。同时，朝内权相专权，官员待阙雍滞现象极为突出，从而也促使一些爱国耿直之士转而去关注和投身于地方区域社会的发展。方志编修的兴盛，正是这些爱国志士促进地方区域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直观表现。另外，南宋甚盛的修史之风，亦促进了方志的编修。一些曾参与过朝廷修史的人，如章颖、戴溪等，在他们参与修志时，便可将国史中的有关史料和修史方法运用到所修方志之中，从而充实和提高了方志的参考价值。再加之当时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或直接参与修志，如范成大、梁克家等，或为其撰写序跋，这无疑也推动了方志的编修。由此可见，南宋方志得以兴盛决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南宋社会文化繁荣兴盛的有力体现。
§§§第三节南宋军事史著述的编修
宋代虽有重文轻武这一基本国策和兵书作为秘书而被禁止传习的禁令，但早在北宋仁宗和神宗时期，由于西北战事频仍，朝廷不得不讲求边备，放松禁令。经“靖康之难”后，驱除外夷，恢复中原的强烈呼声一直弥漫着朝野内外。同时，面对强敌金国的直接威胁，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危机是朝廷上下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同军事问题直接关联。故讲兵论武，解决生存危机，始终成了南宋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过，由于军事问题关涉国家诸多机密，时人在谈论时往往会受到所处时代的严格制约。当时敕文就有规定：“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许人告。”［205］那么从这方面来分析南宋军事史著述的编修状况，则可以看出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在战乱中仓促建立起来的南宋小朝廷，一边要组织军事力量尽力应付金人的围追堵截和地方武力集团的不时骚扰，一边则需搜寻整理有关军事类典籍，以便尽早恢复军事典制的重建工作。当时四川未受战乱影响，吏部侍郎阎舒便向皇帝报告说：“伏见四川州郡藏书最多，皆是边防利害、修城制度、军器法式、专司法令，不可悉数，皆三馆所当有。臣在蜀时见泸州《军器榘模》一书，最为详备。”［206］这在当时无疑是朝廷最急需的资料。此后，南宋始终与强邻金和蒙古（元）先后对峙，民族关系问题成了南宋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军事类史书的整理编修亦相当兴盛。对此不妨加以分类论述。
一、备言地理形势
南宋王朝在确立背海建都、以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立国的最基本依托前后，时人对定都及其所面临的形势、甚至南宋与金、蒙古（元）南北攻守的形势等，则多有论述。
一则由于一地的自然地理形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故南宋时人往往通过述古论今的方式以言形势。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立足于往昔该地的形势战阵，但实质上是为现实之需服务，故有相当直接的现实借鉴意义。如吴曾著有《南北征伐编年》23卷，起三国，终五代。对“凡古今形势、师旅胜负，该贯无遗”。他又集当时君臣议论，为《南北分门事类》12卷，“其相谋相应，攻守通好，可指诸掌”。又如曾三英著《南北边筹》18篇，认为：“南之攻北，其事有九：诸葛亮、纪瞻、褚裒、桓温、刘裕、宋文帝、陈显达、沈庆之、吴明彻是也。北之图南，其事亦九：曹操、魏明帝、羊祜、苻坚、拓跋太武、孝文、元英、邢峦、北齐是也。人为一论，论指一事，皆援昔以证今，因迹以求心，即成而究败，考古可谓勤，而用志可谓切矣。”［207］再如李舜臣在有志恢复的孝宗即位之时便应诏上书说：“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言：“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208］为此他“搜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战，二曰祖逖谯城之战，三曰褚裒彭城之战，四曰桓温灞水之战，五曰谢玄淝水之战，六曰刘裕关中之战，七曰到彦之河南之战，八曰萧衍义阳之战，九曰陈庆之洛阳之战，十曰吴明彻淮南之战。皆先叙其事，次加论断。盖宋自高宗南渡，偏据一隅，地处下游，外临劲敌，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篇，以励战气。”［209］该书名为《江东十鉴》。此外，李焘著《六朝通鉴博议》，对吴至隋间“政事之阙失，形势之险易，攻取之顺逆，人才之长短，莫不晓然具载。”［210］他还著有《江左方镇年表》16卷。赵善誉撰《南北攻守类考》63卷，“以三国、六朝攻守之变，鉴古事以考今地，每事为之图。”［211］类似的著述还有：李道传的《江东十考》1卷、许学士的《南北十论》1卷，等。到理宗时，随着蒙古（元）侵宋的加剧，川蜀国土的日益残破，守蜀形势尤为重要。对此，时人言川蜀地理形势者增多。如吴昌裔“又会粹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取财之所，名《蜀鉴》。”［212］以上大多谈论三国六朝攻守形势的军事史著，编者无不托古以论今，目的是为南宋解决军事问题提供借鉴。
二则是南宋时人直言形势。如江默著有《边防控扼形势图论》。江氏在该书《进书状》中言：“臣效官极边四载，考究今古地名形胜，撰列《边防控扼形势图》（1卷）并《论》二十四首，缮写成册，皆是今日边防急务，不如此行，则淮西不可守。无淮西，则长江不可恃”。清四库馆臣认为：“其论亦剀切，然不论攻而论守，其作于和议之后欤！”［213］可见江默在该书中主要论述淮西江防问题，以便为朝廷提供具体守御措施。
又如南渡初吕祉帅金陵，与其属陈克、吴若著有《东南防守利便》3卷。该书包括“东南利害总论”、“建康根本论”、“江淮表里论”和“江流上下论”共四部分。作者在书中重点阐明要想图谋恢复中原，就必须建都建康以作根本。对此，作者在“东南利害总论”中分析说：“建康之形势，其地险于维扬，而其势便于会稽、临安，是亦今之东都河内也。诚建都于此，以为兴王之基扃，而后按地形之表里，极江流之上下，以谋进取，可也”。可见作者极为看重建康之地理形势。而对于江淮和江流上下在东南的地位，作者指出：“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阳者，建康之上游也。……今诚能宿兵于眙盱、广陵，以瞰齐、鲁，开外藩于合肥、寿春，以躐陈、许，控带九江、武昌，以奄有扬、越，镇抚荆南、襄阳，应接川陕。若然，则地形之表里，并包为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应，进而可以混南北矣”。总之，作者针对南宋初朝廷选择都址问题，全面勾画出了以建康为根本的东南防守形势，以供朝廷参考。周必大称赞该书：“事既详实，文亦条畅。”［214］此后虽则南宋王朝于绍兴八年终于定都杭州，但作者所详细论述的东南防守形势问题，无疑对南宋王朝在布防卫国方面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再如自理宗朝始，川蜀形势显得极为重要起来。史载：“端平三年十二月，鞑靼国兵入普州、顺庆、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蜀将曹友闻死。蜀破而淮甸有警。”［215］为此，郭允蹈著成《蜀鉴》10卷。李文子在端平三年所作《序》中指出：“中兴南渡，首吴尾蜀，有常山之势；前褒后剑，得金城之险。乃眷西顾，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世历百年，岁经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内怀赪劳之忧，而蜀之为蜀，非全盛时比矣。文子久仕于蜀，身履目击而动心焉。燕居深念，紬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辑为一编”。该书纪事起自秦取南郑，迄于宋师平孟昶。所记“凡地形之厄塞，山川之险阻，迩雍而邻荆者，稽之旧史，按之图志，悉纪于篇”。又因“西南夷为蜀后户，末形之忧难忽，而已事之鉴可师，则又条其本末而附之，间又论其得失之要者”，定为10卷。最后，李文子发论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见于此。噫！蜀在宇内，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窃之则亡，览是书者可以鉴焉，因名曰《蜀鉴》云”。清人亦指出：“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后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允蹈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于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擘画，用意颇深。”［216］可见该书在南宋朝廷布防川蜀时极有参考价值。
当然，有关专门探讨南宋形势的军事史著远非止此。同时，有关此方面的论述亦非专书所能完全囊括，在南宋人的笔记、文集中，还存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它如有关南宋初期建都选址之争，《中兴小历》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内均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列举。
二、从名将传到战功录、守城录
南宋时人出于现实抗击强敌的战争需要，往往先从历史上寻求借鉴，因而出现了一批前代战将的传记。如戴溪撰有《历代将鉴博议》（又名《将鉴论断》）10卷，共百篇，收录自春秋孙武迄五代郭崇韬共93人。戴溪在该书《自序》中指出：“三代而下，为将者计功不记德，任将者择才不择行，文武之道于是分裂，而仁义诗礼之师，殆十未一二也。尝取春秋迄五季诸将行事得失之概，折衷以理而论述”，“欲以少补于世”。可见该书在论将时，欲以尚德崇仁作为标准，并且史论结合。如戴溪认为张良为“有道之臣，进退尽善”，诸葛亮为“有仁人君子心，有英雄豪雄才，有忠臣义士节”，等。对其撰述目的，清人指出：“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于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于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217］即该书更多的是基于南宋时局时事发论。类此者尚有张文伯撰的《百将新书》（12卷）等。
不过，南宋时人在关注前代将领及其事迹以供垂鉴的同时，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代名将及其事迹，以便彰显抗金或抗蒙古（元）将领，鼓励士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杂事”中，专列“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之目。其间举凡19人，有韩世忠、曲端、吴玠、吴璘、郭浩、张俊、刘锜、王、杨惟忠、李显忠、王渊、马广、杨政、刘光世、杨存中、赵密、苗傅、岳飞和王彦。并且李心传指出：“诸将中，惟张、韩、杨之官最贵，其诸子悉在行都”。时人在对“名将”认定的同时，编其传及事迹者还有不少，见于记载的就有《韩世忠传》1卷、《刘公（光世）家传》、岳珂的《岳飞事实》6卷及《辨诬》5卷，以及晁公朔的《王庶传》等。
同时，史官章颖撰有《皇宋中兴四将传》4卷，记载“建炎中兴名将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之传也。”［218］不过，曹彦约在为中兴四将所作的赞中云：“臣之妻父、国子祭酒萧之敏为臣言：刘琦顺昌之捷，不在杀金平、和尚原下。晚岁守荆州，闻其名者争先睹之，琦褒衣博带，自言老当退矣！圣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阃。其挟有勋劳之意，形见颜面，识者知其志气有限，不可以复用。其后握兵京口，往来江、淮间，轻进易退，卒致瓜州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后乱也。”又按“李显忠、魏胜二传，其人忠勇善战，亦皆万人敌。显忠杀宿州之降，已不足以压服人心，所部诸将，仅有曹高麦一二辈颇致其力。及张计通等拥众而归，遂搏手无策，与之俱遁，则于知人御众之道，犹有歉也。胜以捐躯效死，可谓义士。朝命未通，孤立于东海；援兵不至，送死于淮阴。贤则贤矣，临事而不惧，好谋而不成，犹非中道”。而“若夫智略足以料敌，鉴裁足以用人，纪律严而下不忍怨，精运竭而众不忍叛，身死八十年，闻风者犹且悦之，其惟岳飞乎？古之所谓大将，不过于此。然而南北分合，应有定时，忠邪身死，应有定数，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哀哉！”［219］此间曹彦约对四将一一点评，而尤其高度赞扬了岳飞。随后，章颖还撰有《宋朝南渡十将传》10卷。除刘、岳、李、魏四将外，章颖在该书中还为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和吴玠立有专传。
由于中兴名将是南宋王朝得以建立和稳固的有功之臣，他们的事迹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史载；在度宗咸淳年间，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他“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220］。以上便是南宋中兴名将传记的编修流传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