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治史者通过商讨史书编修等问题而交流。如李焘在编撰《长编》时，吕祖谦致书说：“闻复刊辑《长编》，条例当益严密，第恨阻远，不得陪侍笔削尔。”［179］又如朱熹编修的《五朝名臣言行录》最初刊行后，吕祖谦就致函说：“近麻沙印一书，曰《五朝名臣言行录》，板样颇与《精义》相似。或传吾丈所编定，果否？盖其间颇多合考订商量处。若信然，则续次往求教。或出于他人，则杂录行于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180］后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则言：“《言行（录）》二书，亦当时草草为之，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181］凡此等等，说明治史者之间往往能通过对史书编修问题的商讨，从而增进区域史学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总体而言，区域史学成就突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区域之间治史者的交流促进极为频繁，使得治史者几乎遍布各个区域，加之印刷业的发展，使史书的编修传布更为便捷，这无疑是南宋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突出表现。
二、南宋方志的编修
作为记载一地建制沿革、自然地理和政治、经济、社会面貌等内容的方志，直到宋代才综合地方地理、历史、人物和文献而为一书，从而发展和完善了方志的编撰体例。［182］在新的编撰体例的推动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宋代由中央主修的图经，以及由州县官主修的州县志得以迅猛发展。期间，尤其对偏处一隅的南宋王朝而言，虽编修有一定数量的地理总志，但州县地方志的编修，成就则更为突出。
1.南宋方志的编修
在北宋方志编修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南宋地理总志的编修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吴澥有《历代疆域志》10卷、王象之有《舆地纪胜》200卷和《舆地图》16卷、王希先有《皇朝方域志》200卷，以及祝穆有《方舆胜览》70卷。其中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乃是其“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郡国图经，参订会粹”而修成的。据王象之《自序》，该书“每郡自为一编，以郡之因革见之篇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记，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因该书征引浩博，叙事详明，李在该书《序》中称：“使人一读，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缛，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放纷，不出戸庭，皆坐而得之。呜呼！仪父之用心，可谓勤矣”。清人钱大昕亦指出：“此书所载，皆南宋疆域，非汴京一统之旧。然史志于南渡事多阙略，此所载宝庆以前沿革，详赡分明，裨益于史事不少。”［183］阮元甚至认为：“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184］王象之所撰《舆地图》，陈振孙亦称其“《图》逐路为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诸郡尤详。”［185］通过历代学人的诸多评价，可见王象之之书具有极高的利用参考价值。又如“酷好编辑郡志”的祝穆，在编修《方舆胜览》时，其《自序》称，“所至辄借图经”，广搜博采。吕午在该书《序》中亦言：祝穆“尝往来闽、浙、江、淮、湖、广间，所至必穷登临。与予有旧，每相见必孜孜访风土事，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采摭，必昼夜抄录无倦色，盖为纪载张本也”。他撰就的《方舆胜览》，记载南宋十七路所属府县之事。因该书重点在于胜览，故对各地名胜、名贤诗文著录颇详。该书创设的名贤、题咏和外邑等门，对此后地理总志的编撰体例产生了一定影响。
南宋各地方志的编修亦相当普遍。南宋境内几乎每个州、府、县都定期编撰地方志。对此，黄岩孙在《仙溪志》尾记中谈到：“今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纪录焉。”［186］现今虽已无法全面目睹南宋各地方志的真实状况，但我们仍可借助诸书著录、征引以及存留的南宋方志以窥其貌。作为著录宋代方志较为全面的目录书，当推《直斋书录题解》、《郡斋读书志·附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史·艺文志》。其中《文献通考·经籍考》基本取材于《直斋书录题解》，而《宋史·艺文志》在著录时则多未指明方志所处的时代（南宋还是北宋），唯有南宋中后期成书的《直斋书录题解》和《郡斋读书志·附志》最能真实反映南宋方志的一些状况。一生主要活动于南宋宁宗和理宗时期的陈振孙，由于担任浙、赣、闽等地地方官达20余年，故对当地方志编修状况相当了解。他曾感叹说：“自南渡以来，关河阻绝，图志泯亡，得见一二仅存者，犹足以发伤今思古之叹。”［187］为此他极力予以搜求。加之他藏书甚富，因而在其著《直斋书录题解》卷八《地理类》中，他著录的南宋地方志达70种以上。并且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宋方志大多由郡守（知州）主持，州县学教授或郡人执笔。并且自高宗朝以后，孝宗朝至理宗朝间，南宋修志达到了高潮期。
南宋方志所记内容相当广泛。对此，黄鼎在《乾道四明图经序》中言：“故地理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氏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麟介、花木果蔬、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史安之在《剡录序》中亦言：“凡山川城池、版图官治、人杰地灵、佛庐仙馆、诗经画史、草木禽鱼，无所不载”。当然，为编修成如此详备可信的方志，修志者往往需要广泛搜求资料。如周应合在修《景定建康志》时，就在其《修志本末》中专门论及此事。具体在征求资料方面，地方政府发布征集文献资料的告示，号召“自幕府以至县镇等官，自寓公以至诸乡士友，自戎帅以至将校”等，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入图经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批报本局，以凭类聚考订増修”。对于远近博物洽闻之士，“能记古今事迹，有他人所不知者，并请具述，从学校及诸县缴申”。对于世家大族子孙，“能收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与先世所得御札、敕书，名贤往来书牍，并请录副申缴”。对于高人逸士，“其山巅水涯，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亦请冥搜详述，以报本局”。在投寄资料的方式上，规定：“诸吏民父老中，有能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并许具述实封投柜。柜置府门，三日一开类呈”，并且对其“条具最多，而事迹皆实者，当行犒赏”。有如此详密的征求资料的措施和方法，从而使得南宋许多方志具有内容详备、质量上乘的特点。
南宋编修方志不仅应遵从一定的体例，而且还多有创新。除大家共知的《景定建康志》仿《史记》编修体例而分图、表、志、传自成一书，王十朋仿左思《三都赋》编《会稽三赋》、王观作《扬州赋》及陈洪范作《续扬州赋》而创赋体方志［188］外，其他如陈振孙在《会稽续志》题解中指出：“前《志》（即《会稽志》）无进士题名，此其尤不可遗者也。”［189］可见能够体现一地人才兴衰的“进士题名”，已成为当时编修方志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就方志中依照体例必列“人物”一项而言，北宋时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已创其例。发展至南宋，已有专以人物成志者。如陈振孙在《莆阳人物志》解题中指出：“以图志不叙人物，故特为是编”。其因是：“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之故。［190］他如《宋史》卷204《艺文志》著录有“唐稷《清源人物志》十三卷”。这说明人物专志已成为了当时地方志的一个分支。此外，陈振孙还对颇具创新特色的《皇朝方域志》（200卷）称赞不已。他指出该书：“凡前代谓之《谱》，十六《谱》为八十卷；本朝谓之《志》，为一百二十卷。《谱》叙当时事实，而注以今之郡县；《志》述今日疆理，而系于古之州国。古今参考，《谱》、《志》互见，地理学之详明者，无以过此矣。”［191］可见该书在对古今地域沿革演变的编排处理上，的确别具一格。对于曹叔远在《永嘉谱》（24卷）中所创立的“《年谱》、《地谱》、《名谱》、《人谱》义例”，陈振孙亦赞赏有加。［192］以上情况无不表明，南宋方志在编修体例上多有创新。
对于南宋方志的编修质量，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卷八中多有涉及。如他认为《襄阳志》（40卷）“为书既详备，而刊刻亦精致，图志之佳者”。与此相反，他认为《高邮志》（3卷）“在图志中最为疏略”，《嘉禾志》（5卷）“为书极草草”，《桂林志》（1卷）“撰次疏略，刊刻草率，亦不分卷次”。陈振孙的这些评论当属中肯之谈。另外，就现今传世的29种两宋方志（见下表1-3）而言，清人对此亦多有中肯评论。
注：该表据《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制作。
如四库馆臣认为：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主于纪录掌故”；施宿的《嘉泰会稽志》“条理秩然”；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叙述咸中体裁”；罗濬的《宝庆四明志》“叙述谨严，不失古法”；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凡所考辨，俱见典核”；郑珤、方仁荣的《景定严州续志》“叙事简洁，犹舆记中之有古法者”；等等［193］。此外，清人章学诚极为推崇罗愿的《新安志》和范成大的《吴郡志》，他说：“今学者论宋人方志，亦推罗氏《新安志》与范氏《吴郡志》为称首，无异辞矣。”［194］
此外，宋代还构成了州、县、镇三级方志体系。如陈振孙认为薛季宣的《武昌土俗编》（2卷）“记一县之事颇详”［195］。对于镇志而言；现存记载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的《澉水志》（8卷），因其“叙述简核，纲目该备”［196］，成了后来村镇志书编修的典范。
2.南宋方志的纪事特色
南宋时期，地域不同，其在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物产资源、赋税收入，以及军事形势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具体状况就不同，而这些具体状况反映到南宋所修成的方志中，便使得方志呈现出颇为明显的纪事特色。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著录的方志涉及南宋的两浙、江南、福建、荆湖、两淮和两广诸路级地域。其中最多的是两浙，但没有川蜀方志，这是因为陈振孙所见如此。不过，《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相当多的川蜀方志，可补陈书所缺。经今人研究可知；宋代方志就数量而言；两浙最多，川蜀次之。其他依次为两广、荆湖、江南和福建。［197］这其间当然还应包括诸如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2卷）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10卷）等边蕃地志。以上今人研究虽然反映的是整个两宋状况，但因为南宋方志在统计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故其所反映的状况同样适合于南宋。
在此我们重点以两浙为例，说明方志的纪事特色。
其一，就政治地位而论；都城临安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南宋修成的《临安志》便以帝王诏令居首，以至后世多行仿效。同时，在卷次的排列和内容的偏向上，陈振孙在评论周淙的《临安志》时指出：“首卷为行在所，于宫阙殿阁全不记载，籍曰［口］禁省严祕，不敢明著。”［198］该志所具有的纪事特色显然不为一般方志所有。
其二，以地理位置和物产资源而言；苏州的昆山位于长江下游，此地在南宋不仅属重要的移民点，而且是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但到南宋后期，该地因受战争影响，原有的盛况随之减退。对此，具有连续性编修特点的南宋方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成书于理宗淳祐末的《淳祐玉峰志》（3卷），不仅在卷上“户口”门中记载：“古《经》载（大中）祥符间，主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二；主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三千三百零三。庆元间，主户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视昔已多。今主客共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口。较之古《经》，盖将数倍，生齿日繁，则邑之壮盛可见云”。然而在度宗咸淳末成书的《玉峰续志》（1卷）中，作者边时在“风俗”门指出：“前《志》（指《淳祐玉峰志》）载之详矣，然皆全盛时气象。时异事殊，巨家上室，公私交困，率多替徙，市井萧索”。他在“户口”门中又言：“前《志》载主客共管户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口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可以称壮邑矣。今逾二十年，切料为数未必增益。盖富者迁僻，贫者转徙，赋役既缺，团甲多废”。以上两《志》所反映的前后户口变化情况，正是由该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为便于说明该问题，今不妨将两《志》“人物”门中“本邑”与“寓居”数加以比较。按照《淳祐玉峰志·凡例》规定：“凡叙人物，有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在《淳祐玉峰志》卷中“人物”门所载南宋20人中，寓居者9人，本邑（含“今居他所”）为11人。而《玉峰续志》所列7人全为寓居者。可见该地在南宋时局影响下，确属人口迁徙频繁区。同时，记述嘉兴府华亭县的《云间志》（3卷）则突现出其资源优势。该书卷上“物产”门言：“华亭负海枕江，原野衍沃，川路之产，兼而有焉”。又同卷“仓库”门载：“秀属邑四，而华亭租赋视他邑为最”。
其三，就财赋收入而论；财赋是南宋王朝得以维系其日常开支的重要保障，故方志中有关各地财赋的记载颇为详悉。如记述苏州的《吴郡志》（50卷）卷2“风俗”门载：“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卷1“户口税租”门中，编者不仅追述两汉、唐时赋入盛况，而且详列两宋盛况。其言：“本朝户主二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元丰三年，户十九万九千，口三十七万九千，皆有奇，号为甚盛。故其输帛为匹者八万，苗为斛者三十四万九千，纩为两者二万五千，免役为缗者八万五千，皆有奇。……中更狄难，扫荡流离，城中几于十室九空。中兴为辅郡，涵养生息六十年矣。淳熙十一年，户十七万三千四十二，口二十九万八千四百有五，苗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六斗九升六合四勺五抄，夏税折帛钱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五十六贯四百五十八文，上供诸色钱共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八贯九百文”。在此编者详举北宋神宗元丰三年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户口赋税数目，使人们可以清晰地掌握该地在两宋时户口赋税的变动状况。
最后，就军事形势而言；江防在南宋关系国家安危，作为分别记载处于长江下游沿岸的镇江和建康的《嘉定镇江志》（22卷）和《景定建康志》（50卷），则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其中《镇江志》卷3“攻守形势”记述了南朝、五代南唐及南宋高宗时的江防之事。卷10“兵防”门详载有驻防在镇江的各军种，其远较《宋史·兵志》为详。卷19“人物”门中最突出南宋高宗和孝宗时人史正志的传记，全传长达二千余言。传的最后言：“正志议论精确，切中事机，受知两朝如此，而或者以口才訾之，过矣”。据周密言：“史正志，字志道，丹阳人。尝摭自古东南用兵与西北事，凡五十篇，曰《恢复要览》，上之朝。且指张魏公之失，谓当去其轻脱尝试之说，为万全之举。”［199］可知史正志指责者实为张浚。史正志虽颇能治兵，又长于治财，但终因指责张浚而被时人排挤，以至于《宋史》亦无其传。卷22“武事”门还引录11条史料，历述高宗朝抵御金兵入侵之事。同样，《建康志》不仅以图、表、志和传为编修体例，而且该书在记事内容上，对形势、攻守和江防言之甚详。
以上仅以两浙为例，其他如川蜀、荆湖以及两淮等区域，则无不如此。总体而论，南宋方志作为反映本地域特色的地方史，它为我们深入探究各地在南宋时期的发展变化状况，提供了翔实资料，故其参考利用价值不可低估。
3.南宋方志的主要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