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官修史籍虽有史料来源的原始性、丰富性和得到官方认可等诸多自身优势，但仍存在以下弊端：其一，皇帝干预。早在北宋太宗时，对于起居注的编修，史官就必须“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63］对于时政记，经参知政事李昉奏请，“以所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64］对于自北宋以来的诸朝《实录》，其间大多数经过重修，而每次重修，都与皇帝的直接干预分不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太祖实录》前后修过四次；而《神宗实录》共修过五次，其中绍兴年间的两次重修，则明显是在高宗直接授意下进行的。高宗甚至还说：“祖宗《实录》多有不必书者。谓之实录，盖纪其实，可为后世之法也。”［65］对于国史，李焘曾说：“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失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66］对此，如真宗时王旦等编修《两朝国史》，“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馆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67］由此可见，从初始编修的起居注、时政记，到最后成书的实录、国史，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皇帝的层层干预，难怪南宋时人评论说：“史以宰相监修，固有所制而不得直笔也。又况人君自取而观之，为史官者安得而有实录哉！”［68］其二，史官修史之难。如北宋真宗咸平时重修《太祖实录》，参预其事的王禹偁因直书史事而被贬官黄州。对此，元人袁桷指出：“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扣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69］此是史官因直书史事而难以继续修史。又如哲宗元祐年间，陆佃参与编修《神宗实录》，曾“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70］最后陆佃被排挤出了实录院。这是因为史官之间观点相异而难以共同修史。以上事例虽则多是北宋时的状况，至南宋时，由于权相专权，史官迁改极为频繁，史官修史之难则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三，史无专官或史官敷衍修史严重。李心传曾明确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他详列真宗至宁宗间史官专任者唯有三例：一是神宗任命曾巩以史馆修撰专修五朝史；二是孝宗任命李焘、洪迈修北宋后四朝史；三是宁宗任命傅伯寿、陆游修《高宗正史》和孝宗、光宗《实录》。［71］这表明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虽然修史甚多，史官甚众，而专任史职者唯此几人，足见史无专官实为宋代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正是由于史无专官，史官更替频繁，相应地出现了史官往往敷衍修史的状况。对此，有过多次修史经历的陆游指出：“史院吏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有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字涂去上字，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而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72］可见该现象在南宋甚为突出。
总之，以上修史缺陷不仅严重影响到官方史书的成书，而且会造成修史质量严重下降。为此，史官往往为按时完成修史任务，于是尽力访求重要的私著以助修国史。宁宗嘉泰三年，资政殿学士傅伯寿言：“窃惟国史虽据金匮石室之藏，然天下散失旧闻，亦不可不网罗也。中兴以来，修《徽宗实录》则采《元符诏旨》，修《四朝国史》则采《续资治通鉴》及《东都事略》。今孝宗、光宗《实录》已成，将修《三朝正史》，自建炎丁未至于绍熙甲寅，六十八年，典册所书固已灿然，其间岂无登载漏脱、传闻异同之患？凡事有旧记述，可不广取而参考乎？今史馆所收《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中兴小历》三书，恐如此之类尚多有之，臣以为宜发明诏，广加求访”。朝廷从其请。［73］可见朝廷是完全认可这种以私著助修官史做法的。具体而论，对于李焘的《长编》，“宰执奏《正史》（按指《四朝国史》）颇采李焘《长编》”［74］。李焘自己亦曾上疏说：“乞特许臣专意讨论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长编》。《长编》既具，即可助成《正史》。”朝廷从之。［75］洪迈亦认为：《四朝国史》诸志，“多出李焘之手”［76］。其中“《地理》一志，全出李焘之手。余多采《续通鉴》。”［77］由此可见，《长编》被《四朝国史》多所参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东都事略》而言，洪迈在《四朝国史》成书之后的淳熙十四年三月，奏乞朝廷给予王称和龚敦颐推恩时言：“王称之父赏，在绍兴中亦为实录修撰。称承其绪余，刻意史学，断自太祖至于钦宗，上下九朝，为《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皆信而有证，可以据依。臣之成书，实于二者有赖。”［78］李心传亦云：“仁父修《四朝列传》垂就而卒，上命景庐续成之。景庐笔削旧史，乃无完篇，盖素不相乐也。于是上促进书甚急，而新书未毕，王称季平以《东都事略》来献，遂取用焉。”［79］可见《四朝国史》亦多参用了《东都事略》。另外，对于《中兴四朝国史》参用重要私著的状况，除以上傅伯寿所言及的《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和《中兴小历》之外，对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据现今学者考证：“嘉定元年李心传在对其传世之作《系年要录》最后定稿时，对原稿中的不确或不妥之处所作的增订，其成果在《中兴四朝志》中大体上亦有所反映。”［80］由此可知，《中兴四朝国史》亦参用过《要录》。
总而言之，南宋重要私著在编修时往往以官修史籍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同时，官方亦往往参用重要的私著来助修国史。这种官私著述相互利用对方作为史源而成书的状况，尤其在南宋当代史编修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也是南宋史学之所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3.私著凭依私材成书
南宋时，繁富的私家史源为私人选材著书提供了颇为便利的条件。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朱熹在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就注明依据了行状、碑志、家传、言行录、语录和诸家笔记等诸多私家著述。为说明问题，现具体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朱熹运用碑铭、志状和传记行实类最多，有时甚至还出现某名臣事迹全用碑铭、志状的现象。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四“王尧臣”事迹中，朱熹只运用了欧阳修所撰的王氏墓志；《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彭汝砺”事迹和同书卷十一之二“王存”事迹，朱熹亦仅选取其墓志。对于诸名臣家传、遗事和别录等类，朱熹虽多次加以运用，但有时亦采取了审慎态度。如《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韩琦”事迹中，朱熹虽多次运用王岩叟所编的《魏公别录》以编修正文，但在其末尾，却附有孝宗淳熙五年晁子阖以国史印证李焘在《长编》中指明《魏公别录》记事舛误之事，可见朱熹并不轻信盲从私家记载。同时，朱熹在选取私家笔记等内容时，时而还采用“不虚美，不隐恶”以及存异考辨的做法，以便体现他的修史原则。如他在编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五“孔道辅”事迹时，正文依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述“吕夷简密劝上废郭后”事，注文中又进而说明：“公孙中书舍人本中尝言：‘温公《日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伪，如郭后之废，当时论者止以为文靖不合不力争，及罢诸谏官为不美尔。然后来范蜀公、刘原父、吕缙叔皆不以文靖为非，盖知郭后之废，不为无罪，文靖知不可力争而遂已也。’若如此记所言，则是大奸大恶，罪不容诛。当时公议分明，岂容但已乎？”显然，朱熹对吕本中认为《涑水记闻》有增伪，以及吕夷简在仁宗废郭后之事上仅是“不力争”之言论并不赞同。对于此事，《朱子语类》又记述道：“《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原注：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事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81］按：吕祖谦与朱熹交情甚笃，但在朱熹编选吕氏前辈行事时，朱熹则能坚持己见，做到“据实直书”。又如朱熹在编修《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一“蔡襄”事迹时，其末云：“襄性忮刻，用刑残酷。知泉州时，尝以权母丧不在式假，通判黄泪摄州事，与晋江令章拱之置酒作乐，襄阴怒之，即捃拱之事，械送狱，拱之坐是除名窜流。其弟望之累诣阙讼冤，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为，而士亦以此少之”。此事在欧阳修所撰蔡氏墓志、《东都事略》卷75蔡氏本传，以及《宋史》卷320本传中均无记载。再如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六“尹洙”事迹中，朱熹对尹洙卒之事，不仅以欧阳修所撰尹氏墓志作正文，而且以范仲淹作的《师鲁文集序》和《涑水记闻》作附注，随后还指出：“按《涑水记闻》所载如此，与范、欧二公所记已不同，而沈氏《笔谈》所记尤诡异，今不复载。”可见对于诸家记载的尹洙卒事，朱熹旨在存异考辨。此外，朱熹还征引诸如《元城语录》、《龟山语录》和《程氏遗书》等中的论说以品评诸名臣。如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范祖禹”事迹之末，就引用《元城谭录》所记：“公曰：‘范纯夫其问学修身固好，若造理与立事则未在，盖气质弱于刘道原”。凡此等等，均说明朱熹在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不仅选取了多种私家材料作为取材依据，而且在依据这些材料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还坚持据实、存异和考辨，从而使其著述给人以可信感。
另据邓广铭、刘浦江二先生研究得知；《三朝北盟会编》完全依据私家著述编修成书［82］。该结论是否完全准确，目前尚存异议，但该书多凭依私家著述编修成书，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该书取材，陈乐素先生归纳如下：①诸家之说；②诏、敕、制、诰；③书、疏、奏、议；④记传、行实、碑、志；⑤其他文集、杂著。［83］其中除诏敕制诰等属于原始文书之外，作者徐梦莘在该书中指明引用的私家著述多达200余种，并且徐梦莘在《自序》中谈及其编修原则时说：“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由此可知徐梦莘多保存着史料原貌。其中在徐梦莘注明征引的诸多私著中，赵甡之的《中兴遗史》被征引次数最多，达140余段。其主要原因是该书“大抵记军中事为详，而朝政则甚略。意必当时游士往来边陲、出入幕府者之所为。”［84］可见赵书的内容正合乎旨在反映宋金通和用兵状况的《三朝北盟会编》的编修宗旨。同样，如张汇的《金虏节要》，因其为“陷虏人所上也。记金人初内侮，止绍兴十年，共十六年事，颇详实。”［85］亦被征引达44次。由此可见，徐梦莘征引直接记载宋金通和用兵的诸家私著史料，更能增强《三朝北盟会编》在史料方面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同时，徐梦莘还大量征引了时人的书疏奏议。由于该类材料最能直观地反映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其中在徐梦莘所征引的该类材料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如征引李纲的奏疏达17次，赵子嵩的奏状达14次，孙觌奏札达11次，张邦昌的“与金人元帅书”等达11次，以及宗泽奏札达8次。此外，他还征引臣僚论张浚奏疏达8次之多。［86］我们从以上此类事例中不难看出；徐梦莘多加选用的是在两宋之交事关政局重大变动的诸人奏疏，故其言论极为珍贵。另外，在对行实、碑志类史籍的引用方面，徐梦莘征引最多的是朱熹撰写的《张浚行状》，共达16次。总之，通过如此广泛的取材，应该说徐梦莘达到了“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阙”的著述目的。清四库馆臣高度评论说：“要其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固不以繁芜病矣。”［87］
总体而言；以上三种史著成书方式，不仅是多数南宋重要史著成书状况的真实反映，而且表明南宋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治史者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官、私史源，编撰成多种史著，甚至其中一些篇帙还极为浩繁，这些成书方式无疑有力地促进了南宋史学的迅猛发展。不过，在这众多的成书方式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官私史源凭藉互用”这种最被朝廷认可和被经常运用的成书方式，在修史宗旨和主体看法上，往往表现为官方的观点支配着私家著述；而与官方观点大体保持一致的私家著述，又常常被史官编进了官修史书。同时，对于“一源多流”和“私著凭依私材”两种成书方式来说，其间亦大多体现着官方的政策导向，否则其书就难以广泛流传，甚至还会遭到朝廷查禁。
三、史书成书中的改动、抽毁以及摘抄伪托现象
在宋代官修史书的编修过程中，因受到朝政的直接影响，使得史书内容多次被改动，甚至被抽毁。而对于记载邻国历史的史著，因朝廷内外出于急需了解其基本情况之需，使得该类史著的内容常常出现摘抄伪托现象。
1.频繁改动史书内容，颇为典型的就有《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
《神宗实录》前后修过五次，为北宋诸朝诸本《实录》更修次数之最。而在最终成书的三本《实录》中，哲宗元祐元年至六年由吕大防等提举编修成的《神宗实录》为最初修本。至绍圣元年至三年，由章惇提举对其加以改修。此次援据元祐旧录修成的二百卷本《实录》，其副本采用朱、墨体式。即据元祐旧录者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增改删易处并加签贴，说明其理由，世号朱墨史。对于改修成的绍圣《实录》，有人指出：“将旧书所载多所增损，务要傅会一时绍述议论，而［深诋］元祐史官［之非］。其间语言不无过当失实，然亦有别行引用照据，以证墨本未尽去处。”［88］到南宋高宗绍兴四年至六年，赵鼎和范冲等对绍圣《实录》重行改修。其副本附含《考异》五卷。所谓《考异》，是将此次修撰过程中于“朱书新录，墨本旧文，凡去取之不同”［89］者保存下来，以表明材料取舍之因由。绍兴改修原则和取舍标准是：“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90］基于此，这次重修的主要目的是多复元祐《实录》旧文。对于以上三本《实录》的原貌和改修变动状况，笔者依据《长编·神宗朝》征引状况勾辑探求得知；元祐初修本除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取材和评论方面的确反映着元祐史臣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外，它保存了大量详实可信的一般性史料，由此也成为了绍圣和绍兴史官改修《神宗实录》的基础。而由支持新法的绍圣史官完成的《神宗实录》重修本，的确更多地反映了熙丰变法的实情，这恰好为后人了解变法状况提供了史料依据。南宋绍兴时期的重修本因旨在恢复元祐初修本之旧，辨明新法之非，其间突出体现着朝廷及史臣的政治倾向和史学观点，这就是三本《神宗实录》的基本状况。［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