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于哲宗史、录在徽宗时的初修状况，其间无不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史载：“初，《哲宗实录》蔡京专一编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郑居中而京惧，乃收用蔡确子懋为两制，讨论其父确元丰间策立功，遂以王珪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婿也。懋诬诋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实录》，尚未为快，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纪》及《列传》，皆加以御制之目，使人不得拟议。”［92］自后于徽宗朝成书、由蔡京上进的《哲宗实录》分前、后两部分。“《前录》起藩邸，尽元祐七年十二月；《后录》起绍圣元年正月，尽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京之意，以宣仁垂帘时政非出于上，故分前、后《录》。”［93］于是到南宋高宗绍兴四年五月，史馆修撰綦崇礼等在请求再修《哲宗实录》时说：“《哲宗皇帝实录》系崇宁以后蔡京提举编修。叙事之外，多是增饰语言，变移是非，殆非实录之体。成书之后，其当时时政记等应干文字，又皆焚弃。窃恐所载不无更改，隐漏失实，即难以便据旧录，重行修订。欲乞从本所逐旋申明于诸路州军及旧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访当时文字事迹，案据参照，看详重修，庶无抵牾”。高宗从其请。［94］就在改修《哲宗实录》期间，范冲尝“别为一书，名《辨诬录》”［95］。据范冲自己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实录》，于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圣旨，别为《考异》一书，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后世。今来重修《哲宗皇帝实录》，考其议论，多有诬谤，以当日《时政记》及诸处文字照据甚明，亦乞别为一书，志其事实，欲以‘辨诬’为名。每月校勘到卷数，差人吏亲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详修订。就呈监修相公讫，有合添改去处，却发回史馆，庶几不致妨废”。朝廷依其言。［96］我们不妨以今存于《长编·哲宗朝》卷354中的《哲宗实录》加以举例分析，如元丰八年夏四月丁丑，朝廷下诏允许枢密院依旧制开便门与中书省相通，以赴都堂议事。该条纪事的原注为：“《旧录》云：先帝设官分职，各有分守，不可紊也。时欲同恶相济，故有是诏。《新录》辩曰：密院、中书事均一体，便门相通，祖宗旧制也。与先帝设官分职，各有分守，理不相妨。‘同恶相济’，鄙陋无稽。自‘先帝设官’至‘有是诏’二十四字，并删去”。从此中可以明显看出，绍兴时范冲在哲宗《旧录》基础上更修《新录》时，对《旧录》中的论说原委多加辨驳，并且对原文多加删削，其目的正是为恢复元祐朝政之“正”。
总之，无论是《神宗实录》被改修时的绍圣签贴、绍兴考异，还是《哲宗实录》被重修时的绍兴辨诬，均说明二录在编修及流传时，已发生明显的内容改动情况。而每次改动，不仅体现着当政一派的做法或者主观意图，而且甚至导致这些史书的存亡带有明显的时段性特色。
2.对史书内容的有意抽毁，在宋人编修的史书中同样存在
如最能反映绍述之议的哲宗元祐八年史事，在《长编·哲宗朝》部分记述相当简略（今《长编》七朝传本原缺元祐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纪事）。对此，李焘明确指出：“《旧录》（按：指徽宗朝蔡京监修的《哲宗实录》）自八年二月二日并阙，《新录》（按：指绍兴重修本）缘此所书事比前益疏，史院至今未得《旧录》阙卷，当考。王铚《补录》亦复草草云。”［97］其中对于王铚的《元祐八年补录》，据汪应辰言；桐庐方雅川曾录寄给他一传本。不过，他说：“余顷在秘馆见铚所进本与此不同，疑铚复有所増损以示人也。如《蔡确传》言确之治狱，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经，于意外求理。今此语皆删之矣。所记刘莘老云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高氏计乎？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又记莘老规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讽动之议者，不以王彦霖为直。审如此，何独彦霖尔，盖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据。”［98］可见王铚《元祐八年补录》本身就有不同传本。魏了翁亦指出：“绍述之议虽行于绍圣，而实昉于元祐之末。至绍兴重修《泰陵（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99］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此正如南宋初史官綦崇礼所言的，蔡京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时，不仅“变移是非”，而且将当时时政记等应干文字加以“焚弃”的缘故。［100］又据王明清所言：“（徐）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101］由此可见，《长编·哲宗朝》元祐八年纪事缺略，不仅与蔡京焚弃史事有关，而且还与徽宗和高宗绍兴时两次仓促草率成书有关。
同样，在现今传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高宗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纪事相对较为简略。究其原因，据魏了翁在《跋李文简公手记李棁等十事》中言：“李文简公所记，多京、桧时事，虽得诸所闻者适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遗，惟事在柄臣则未有不惮史官而嫉记者，故是非毁誉，鲜不失实，率阅岁历时，而后其事浸明。……中兴后事亦是，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小人终日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于传世诒后之书，则必求以遏绝而窜移之。”［102］具体而言：“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103］因此，《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就指出：《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104］。按秦桧初相在绍兴元年八月至次年八月；再相自绍兴八年三月至二十五年。这表明秦桧不仅对绍兴十三年修成的《建炎以来日历》（590卷）作过改弃，而且对独相之后所监修的《日历》务存私说，简删史实，从而造成了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间《日历》纪事严重失实、简略。后虽经李焘笔削刊定，但焘仍言：“其间脱略抵牾，违失本真，安敢自保？”［105］那么高宗朝《日历》所存在的自身缺陷必然会影响到据其成书的所有官、私修史著，尤其是“主体框架据《日历》”［106］的《要录》，其中的绍兴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纪事相对简略就不难理解了。
3.对于史著中存在摘抄伪托现象，此在南宋邻国史成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宋时，由于与金、（蒙古）元战、和不断，为防止对外泄漏军事机密，南宋政府采取了较为严厉的书禁措施。有关规定指出：“诸雕印御书、本朝会要及言时政边机文书者，杖八十，并许人告”，并且对“告获私雕印时政边机文书者”，赏钱五十贯。［107］至宁宗嘉定六年，有臣僚上疏言：“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剳，所言间涉边机。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涉之外夷，事若慎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108］疏上，朝廷予以接纳执行。这是南宋朝廷怕边防机密外泄所采取的防止措施。不过，南宋朝廷出于御敌备战目的，又往往希望得知对方更为全面准确的内部情况。基于此，南宋有关金朝和（蒙古）元的著述便应时而生。
从该类史著的作者构成可以看出：一般由出使金或（蒙古）元的南宋使官或由自金南来归宋的所谓归正人组成。这些人往往依据出使或居住生活在金或（蒙古）元时的所见所闻所传闻而撰成该类史著。朱熹就曾指出：“榷场中有文字卖，说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县邸店甚详，中亦杂以虏人官制。某以为是中原有忠义之人做出来，欲朝廷知其要害处也。”［109］这些史著虽则只能反映所述国的一些情况，但它却有一定的真实性，并且常受到南宋时人的重视。如洪皓使金南归后撰成《松漠纪闻》2卷。据其子洪适在该书书末言：“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院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厪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编”。该书所记虽内容有限，但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注明征引达20次。同样，由归正人张棣所撰的《金国志》2卷，其记“金国事颇详”［110］。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征引该书有关内容可知：该书由一、京邑，二、宫室，三、宗庙，四、禘祫，五、山陵，六、仪卫，七、旗帜，八、冠服，九、官品，十、取士，十一、屯田，十二、用师，十三、田猎，十四、刑法，十五、京府节镇防御州军，十六、地里驿程共十六部分组成。又据清四库馆臣所言，该书还应包括“族帐部曲”，凡十七门。［111］由此可见，该书涉及有关金国的许多方面内容。同时，该书有“金国志”、“金人志”、“金志”、“金记”、“金虏图经”和“金图经”等多个名称。陈振孙还著录有不著名氏的《金国志》1卷，并认为“似节略张棣书。”［112］这足以说明该书在南宋时相当流行。
正是由于该类书受到南宋朝廷上下的普遍重视并颇为流行，一些时人便摘抄已有宋人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并假托他人名义而编就成书。如《契丹国志》凡27卷，记载辽代218年的历史史实，题宋叶隆礼撰。从其所载内容来看，该书大部分内容摘抄自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洪皓的《松漠纪闻》，以及武圭的《燕北杂记》和《契丹疆域图》等。由此引发诸人对此书的纷纷质疑和探索。如目录学家余嘉锡怀疑该书非叶隆礼所撰。［113］李锡厚先生认为该书中的“进书表”系他人作伪。［114］此后刘浦江先生具体指出该书存在篡改史料、误解原文、词不达意、机械抄书和缺乏常识共五大问题，并且进而推断说：“（该书）当是出自惯以作伪的坊肆书贾之手。”［115］由此可见，从该书作者、进书表，到具体内容，均存在摘抄伪托之疑。又如题为宇文懋昭所撰的《大金国志》凡40卷，记载金朝一代始末。该书内容系摘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吊伐录》、《金人南迁录》、《中兴小历》，以及张棣的《金国志》等书而成。据崔文印先生考证后指出：宇文懋昭的原书，只是一部记述从金太祖到海陵四朝的开国史，并且“卷16以后的十卷《帝纪》是续作”等。［116］这说明《大金国志》亦存在摘抄等许多问题。再是对于《金人南迁录》（1卷），陈振孙就明确指出：“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曰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汴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牾不合，益证其妄。”［117］李心传亦指出：“近传《南迁录》事悉差误，盖南人伪为之，今不取。”［118］赵与时更是辨其作伪共有三处。他说：“虏之官制，具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储，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忠献王罕、忠烈王术，其伪三也。虏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119］可知该书在南宋时便受到时人的多方质疑，则当属伪作。此外，如王大观的《行程录》、李大谅的《征蒙记》，史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后认为：“二书实一人所伪撰，或一书之变名，且出于南人之手而托之北人者也。”其作伪之因是：“皆当时不满于（宋金）和议之所为也”，故伪托金人之言，“造作蒙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后顾之忧”［120］。可知二书亦应为伪托之书。以上情况表明，南宋时编就的邻国史中，摘抄伪托现象的确甚为突出。
综上所述，对于官修当代史过程中出现的有意改动、抽毁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该类史著时，必须对此类问题做深入细致的剖析，防止运用被歪曲的史料或者残缺不全的史料来揭示历史史实。而对于邻国史中的摘抄伪托现象，同样要求我们必须对其作伪动机、史料来源等加以详细辨析，以便谨慎地使用它。
§§§第二节史书体裁的发展与创新
我国史书体裁在隋唐以前基本上是由纪传和编年二体占据主体地位，并且自《隋书·经籍志》将纪传体规定为“正史”体裁之后，纪传体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自中唐时起，随着社会学术风气的急剧变化，史书体裁也在发展，纪传体独尊的地位不仅被打破，而且随着《资治通鉴》的成书，标志着编年体重获中兴。到南宋时，后世所能见到的史书体裁已基本齐备。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史家善于吸收已有史书体裁的优点，并对其有所发展和创新。如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便是在编年体基础上的创新之作，而长编体和纲要体则是对编年体的有意变通。其他在编修史书时兼取多种史体的做法，在南宋时亦为数不少。这足以表明，南宋时期是一个史体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时期。
一、崇尚编年
与唐前期以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为主相对照，自中唐时起，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日渐兴盛起来。受此风影响，北宋史家中就出现崇尚编年而贬抑纪传之说。如孙甫在《唐史论断序》中认为：《春秋》编年是“圣人立法之书”，并且他把编年体视为“明知乱之本”、“谨劝诫之道”的最好形式。而针对纪传体，他明确指出：“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为此他特意用编年体撰成《唐史记》75卷，以记君臣之事，明治乱之理。至司马光编修成《资治通鉴》，更加使得编年体这一古老的史书体裁再次得以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