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史表”作为史书的一种编修形式，南宋史家不仅撰有一代历史年表类著述，而且还撰有贯通古今的史表著述。如李焘就撰有《历代宰相年表》34卷。据其《自序》所言：“按诸旧史，惟《前汉（书）》及《唐（书）》颇有谱牒，其他率皆不具，脱略抵牾，迷失本真。乃旁搜远取，推究前后，悉用司马迁经纬之法，追为《年表》。起汉元，讫周显德，昔之参机务、执枢要者，莫不咸在。事有本末，附见于下。否则略之。使其人与其官皆相传而不绝，观宰相之出处进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乱在目中矣。其足以补前代之缺文，掲当今之远鉴乎！合一千五百三十四年，离为三十四卷。”［197］可见该书年经官纬，贯通古今，并且体现着李焘视宰相一职为“天下安危治乱所系”的思想内涵。
此外，南宋尚有难以归类的通史著述。如罗泌所撰的《路史》47卷，由“纪”和“论”两部分组成。其中“纪”包括《前纪》9卷、《后纪》14卷和《国名纪》8卷。“论”由《发挥》6卷和《余论》10卷组成。由于其构成颇为特殊，清人章学诚认为：罗泌《路史》“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198］
总之，通观以上通史类著述，其大量产生决非偶然。我们知道，自南宋初始，郑樵就明确倡导“会通”思想，并且在理论上强调博通之义。同时，浙东学者在探求古今制度沿革之时，必须追古述今。此外，南宋一些学者在探求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变化时，往往亦需贯通古今。由于有如此多的学者的倡导以及积极实践，南宋通史类史著的大量产生，以及在编修体例方面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不难理解了。
三、权臣禁私史对史书编修的影响
南宋时期，官、私刻书之风甚盛，当时不仅形成了官方、书坊和私家刻书三大层次与三种类型，而且还形成了浙江、江西、四川和福建四大刻书中心。从刻书的质量看，正如南宋初藏书极富的叶梦得所言：“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199］同时，官僚士大夫藏书、借书、抄书和著述之风亦盛，这必然会带动书籍的普遍流传。在此，我们重点对当代史书的流传状况加以考察。
南宋时期书籍流传虽然相当普遍，但对于记述当代史事的史书而言，其刊印流传往往会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并且突出表现为阶段性的史禁活动。早在北宋末年，就有由亲政的徽宗与专权的蔡京等人密谋策划的崇宁党禁及其史禁。当时朝廷在对列入党籍的309名元祐党人和元符末上书者予以残酷打击的同时，于崇宁二年四月下诏焚毁苏洵、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和范镇《东斋记事》诸书。同时，诏令追毁程颐出身文字，令监司察其入山所著书。［200］至宣和五年秋七月，中书省奏言：“福建路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朝廷“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六年，徽宗再次下诏说：“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失，片文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201］到政和二年三月，蔡籎等奏乞：“今后试时务策，并随时参以汉、唐历代为问”，朝廷从其请。同年四月，经李彦章奏请，朝廷又下诏：“士勿得兼习史学”，并且诏令停止执行蔡籎等奏。［202］经过以上党禁及对元祐学术和史学的禁止活动，使元祐时期所编就和流传的相当一部分有价值的史籍，至少在北宋崇宁至宣和间无法流传，甚至还造成有的史著从此残佚，相当一些历史事实难以再被澄清的严重后果。这无疑对南宋人编撰北宋史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南宋时，在秦桧专权时期，有绍兴史禁。一方面，秦桧焚弃史籍中对己不利的言词。如李心传指出：自秦桧再相，“取其罢相以来一时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章疏，或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造成日历、时政记亡失极多，难以稽考。［203］另一方面，秦桧有意加强了史禁。绍兴十四年夏四月，秦桧奏乞朝廷焚绝野史，高宗对此附和道：“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204］到十九年十二月，著作佐郎林机上奏：“访闻有异意之人匿于近地，作为私史，集其邪谋伪说，臣若不言，则异日害正汩真之患，臣实任其咎。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庶几信史著而后世不为售私者所诬”。高宗对宰执们说：“此事不应为”。于是朝廷下诏“许人告，令州县觉察，及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205］到次年正月，两浙转运判官曹泳便告发李光次子孟坚省记光所作《小史》，语涉讥谤。由此造成李光家族“家破人亡，残破不堪”，与光有来往的胡寅、程瑀、潘良贵和张焘等八人亦受到了牵连。同样受史禁影响，早在绍兴十七年，布衣郑樵献书朝廷，他在给宰相秦桧的上书中说：“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206］面对此时的野史之禁，郑樵直接向秦桧表明了自己的担心。又如李心传在编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时，就有人向他指出：“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春秋》，而桓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虑哉”！于是李心传“瞿然而止”。［207］可见史禁对编修者的影响颇为深远。
至韩侂胄专权时期，又有嘉泰史禁。嘉泰二年春，有臣僚奏请“禁私史，且请取李文简《续通鉴长编》、王季平《东都事略》、熊子复《九朝通略》、李丙《丁未录》及诸家传等书，下史官考订，或有裨于公议，乞即存留，不许行刊，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到该年秋，盱眙军就发生了“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中兴小历》及《通略》等书欲渡淮”的事件。朝廷于是诏“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208］。受其影响，使得“士大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209］。
纵观以上几次大的史禁活动，均发生在权相专权时期，并且在以权相政治最为突出的南宋尤甚。期间虽然随着权相死去或史禁被解除，使得一些史籍再度传世，但同时亦有相当一些有价值的史籍从此残佚。如绍兴史禁随着秦桧死去，史禁又开，竟出现“近岁私史益多，郡国皆锓本，人竟传之”的局面。［210］但同时却有在秦桧数次请禁野史的强大压力下，如司马伋“惧罪”，竟讳言司马光平日论著中无建安刊行的《司马温公记闻》所记文字，并奏请朝廷予以毁弃。［211］又如有人论奏：“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于是李光家将万余卷藏书“皆焚之”。［212］再如王铚尝撰《七朝国史》，“会秦氏柄国，中止，书竟不传。”［213］李攸撰《宋朝事实》原本凡60卷。前30卷先闻于时。后以余30卷上之朝廷，因上书触怒秦桧，被秦氏“寝其书不报”。于是其书亦藏于家不传。［214］对于此种现象，汪应辰在对搜集到的20卷本《吕正献公集》所作的《序》中指出：“方全盛时，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轻出。中更党禁，愈益匿。故一旦纷扰，遂不复见。”［215］士大夫家集如此，其所撰述的当代史籍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何况士大夫私著当代史书本来就担有一定风险。
注释
［1］高似孙《史略》卷4。
［2］《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参用凡例》。
［3］［7］［10］［14］［25］［26］［31］［62］［84］［132］《直斋书录解题》卷4。
［4］《四库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
［5］［6］《玉海》卷48。
［8］汪应辰《文定集》卷13《荐李焘与宰执书》。
［9］周必大《文忠集》附录卷4楼钥撰《周公神道碑》。
［11］《直斋书录解题》卷11。
［1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经说》。
［13］《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08哲宗元祐三年二月癸巳注引《吕公著（旧）传》。
［15］周密《齐东野语》卷19《著书之难》。
［16］此序见《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8。
［17］《玉海》卷51。
［18］参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上篇第十四章“类门之谜”。
［19］《直斋书录解题》卷6。
［20］［53］［146］［150］《郡斋读书志·附志》。
［21］洪适《盘洲文集》卷28《两朝宝训序》。
［22］［93］《郡斋读书志》卷6。
［23］［24］《玉海》卷49。
［27］［28］《玉海》卷47。
［29］参裴汝诚、许沛藻《〈修换事目〉考略》（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
［30］《范太史集》卷5。
［32］参宋衍申的《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之七。
［33］王益之《西汉年纪序》。
［34］程俱《麟台故事·后序》。
［35］《直斋书录解题》卷8。
［36］《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7。
［37］刘恕《通鉴外纪自序》。
［38］［45］［58］《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0。
［39］《朱子语类》卷134《历代一》。
［40］《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
［41］《朝野杂记》甲集卷4。
［42］袁燮《絜斋集》卷13。
［43］刘宰《漫塘集》卷10《回鄂州制置李侍郎埴》。
［44］《宋史》卷388《李焘传》。
［46］《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续通鉴长编要略〉序》。
［47］《鹤林集》卷32《答郑子辩书》。
［48］《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2《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李公墓志铭》。
［49］《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3《知巴州郭君叔谊墓志铭》。
［50］《宋史》卷430《张洽传》。
［51］《宋史》卷434《杨泰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