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明代，谈迁在其编年体史著《国榷》卷首四卷中，对明代重要典章制度做了分门别类性综合叙述，具体计有大统、开圣、天俪、天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上、部院下、甲科、朝贡等十四目，显然是吸收了纪传体“表”、“志”的内容，其编修形式明显受到宋代纲要体的影响。
§§§第三节史书编修领域的扩大
随着南宋史学著述编修的兴盛，同类史书的大量增加甚至分化，使得原有目录书中的史学分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恰能说明当时史书编修领域的扩大情况。同时，南宋治史者在纷纷编修断代史著述的同时，亦创造性地编修了不少通史类著述，由此形成了断代与通史并盛的局面。此外，还有一些现实功用性极强的史籍亦得以大量出现，它同样扩大了史书的编修领域（参见第五章）。虽则如此，但阶段性的史禁活动又往往制约着史书的编修及流传，此在当代史编修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书目中所反映的史学变化
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南宋藏书和著述亦得以兴盛，这无疑推动了南宋目录学的发展。具体在书目分类和书籍解题方面，南宋目录学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南宋书目中所反映的南宋史学的变化情况，对我们深入认识南宋史学极为有益。
从南宋书目史部分类变动来看，一方面，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所最终确立的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和史评类，其中有些在南宋时才独立成类。具体而言，郑樵在《通志·艺文略》“文类”中专立有“表章”、“奏议”两个子目，从而使“奏议”由此得以单独立目。史部设立“史评”类，则始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设立“别史”类，则始自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于“时令”，《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179］至于“纪事本末”类，虽后由清四库馆臣立类，但该体的创立则始自南宋。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部类本身的归属及排次，南宋时人亦有所论述。其中对于“政书”类的情况，马端临指出：“凡通典、会要，前志及《馆阁书目》皆列之类书。按：通典载古今制度沿革，会要专述典故，非类书也。”［180］这说明时人对通典及会要的不同属性有了更为准确地认识。对于“杂史”和“杂传”，马端临亦指出：“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前史多以杂史第四，杂传第八，相去悬隔，难以参照。今以二类相附近，庶便检讨云。”［181］在这里马端临不仅谈了“杂史”和“杂传”的各自含义，而且还调整了两者在史部中的排序，从而更便于读者翻检使用。
以上这些新的部类的创设及其变动，更多体现的是该类史著到南宋时的增长变化情况，以及南宋史家对史学类别的深刻认识。除以上诸类之外，基于南宋编修本朝史极为兴盛的现状，曾担任过史官的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新立有“国史、本朝杂史、本朝故事、本朝杂传”，此种专门归类区分本朝史的做法，在此前的书目中实不多见，而这恰巧反映了南宋史学本身的繁荣状况。
同时，在南宋人编撰的目录书中，史部大小序及史书解题往往亦反映着史学的发展变化情况。如作为辑录体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其史部内各序简要辑录有北宋三朝、两朝、四朝《国史·艺文志》及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之文，通过这些概括性文字所介绍的宋代各阶段史学的发展状况，使我们可清晰地了解整个宋代史学的变化情况。至于史书解题中所反映的史学发展情况，其例更多。仅如对于《三国志》正、注文在宋代的“会同裁定”情况，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4“三国志”解题下，具体指出：“（元）丰、（元）祐间南丰吕南公锐意为之，题其斋曰‘衮斧’，书垂成而死，遂弗传。又绍兴间吴兴郑知几维心尝为之，乡里前辈多称其善，而书亦不传。近永康陈亮亦颇有意焉，仅成论、赞数篇，见集中，而书实未尝修也”。以上史著虽均未完成或流传，它书已很少提及，但通过陈书使我们对其书及《三国志》在宋代的研究状况有了更多了解。
此外，高似孙于理宗宝庆元年撰成的《史略》（6卷），是一部现存史学专科目录书。据高似孙《自序》，其撰修目的是：“乃为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菁猎奇，或标一二，仍依刘向《七录》（当为《别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从该书具体情况来看，高似孙并未依照刘向之法，甚至其他传统史部分类体系，而是依据史书本身属性及变化加以分类，并且还对分类及具体史书时有评论。如该书卷1和卷2专门著录《史记》至《五代史》共17部正史，其中卷1则为有关《史记》的专题性书目。卷3著录以编年类为主的“历代春秋”和“历代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实录、起居注、时政记、会要、玉牒等。卷4著录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以及《资治通鉴》；卷5著录霸史、杂史、《七略》中古书、东汉以来书考、历代史官目，以及刘勰论史；卷6附录《山海经》等六部古书。可见高似孙对史部书的分类明显与他人不同。对于具体类目，他有时会有自己的看法。如对于“史钞”，他说：“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谓观书之法也”。同时，在具体书目著录方面，他有时会提供相关的资料。如除前述卷1“史记”专目、卷4“通鉴参据书”等外，在卷2“汉书诸家本”中，就详列有宋祁参校《汉书》所用诸本，以及此后北宋多家版本。另据他在同卷“皇宋修唐书”中指出：《新唐书》撰者之一宋祁“虽作百五十传，亦曾自作纪、志。今宋氏后居华亭者有其书”。总之，该书独特的分类，不仅反映着高似孙自己对史部类别变化的认识，而且也是南宋史学发展变化在时人所编书目中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南宋书目中史部类别的分合变化，以及史部序文及史书解题对史学变动情况的多方面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及研究南宋史学的总体状况。
二、会通古今的通史编修
中晚唐时期，与唐前期官方主修纪传体断代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通史撰述之风日渐形成。据瞿林东先生统计：有传记体的韩潭《统载》30卷，典制体的杜佑《通典》200卷，纪传体的高峻《高氏小史》60卷，以及编年体的许嵩《建康实录》20卷、马总《通历》10卷、陈鸿《大统纪》30卷和姚康《统史》300卷。［182］
受此风影响，两宋通史撰述之风逐渐兴盛。南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史部·正史类”中专门设有“通史”子目，著录该类著述共22部。其中包含的唐刘知几的《史通》，虽以“通”字命名，但其并非贯通古今社会之变的通史，而是史评类著述，这反映出郑樵在书的归类方面仍有欠缺。高似孙亦在《史略》卷4中专列“通史”专目，并且著录通史9部。其中含苏辙的纪传体《古史》。不过，北宋通史性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宋末王应麟对此有言：“梁武帝敕群臣，自太初终齐，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起上古终宋，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书无传。《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183］王应麟虽就存佚状况发论，但这无不表明《资治通鉴》在当时的地位和价值。
同北宋乃至此前相比，南宋时期的通史著述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在编修体例上更趋多样化。
1.编年体通史
胡宏的《皇王大纪》凡80卷，主要记述皇帝王伯之事。始于盘古，止于周末。以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为《三皇纪》，伏羲至尧、舜为《五帝纪》，夏、商、周为《三王纪》。其中前二卷自盘古至帝喾，年代无法考信，粗存名号事迹而已。自唐尧甲辰起，运用邵雍的《皇极经世》［184］开始编年。据他与门人彪德美的书中提到：“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纪、世次、兴亡大致尝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鸿荒之世，所可知者则未尝深考之也。今博取群书，取其中于理不至诬罔圣人者，用编年为纪，如《通鉴》然，名之曰《皇王大纪》。考据三代虽未精当，然亦粗有条理，可辨王伯，不至纷纷驳杂如前史所记也。”［185］可见胡宏对其书还是较为满意的。清人朱彝尊在将该书所记上古之事与苏辙《古史》、罗泌《路史》、胡卫《通史缘起》等所记加以比较后，指出：“惟五峰胡氏所述《皇王大纪》八十卷，自盘古氏迄周赧王，举二千余岁事，广摭史传，以经义贯通之，庶几择之精而语之详矣！”［186］说明该书能广征博引，用词雅驯。以上情况表明，该书虽为编年体通史，但对于远古难以准确纪年和考信之史的处理，则采用“纪”的编修形式，并且广征史籍，加以论述，从而通过变通有效地解决了该段历史的记述问题。此外，该书史论结合，观点鲜明。
吕祖谦撰有《大事记》12卷、《解题》12卷和《通释》3卷。其中《大事记》记事起自周敬王三十九年，至汉武帝征和三年。该书主要参考《左氏传》、历代史、《皇极经世》、《资治通鉴》和《稽古录》等书编撰而成，并且每条纪事均注明出处。它是一部简明的编年大事史。而《通释》则征引诸儒议论文字，其中有《易大传》、《书序》、《诗序》、《论语》、《孟子》、刘向《战国策序》、《太史公自序》、《史记》，直至《程氏遗书》，以便阐明帝王统纪。《解题》则是对《大事记》的本末作扼要的介绍，并且附有吕氏自己的论断。可见吕祖谦编撰此书，不仅其所撰内容简明易懂，而且在编修方式上，力求做到该书三部分互为经纬，突出体现了史事、议论和阐释三方面有机结合的编修特色。黄震对吕祖谦编修三书加以称赞说：“其用工甚至，其考订甚详。晦庵尝见其书于身后，答书于其子弟而称之。”［187］
马廷鸾编纂的《读史旬编》凡38卷，记事自尧甲辰至五代周显德七年庚申，凡3317年的史事。马氏“本康节邵氏《经世纪年图》（按：当为《皇极经世》）、朱文公《通鉴纲目》，略仿吕氏义例，而为《读史旬编》。”［188］即该书在编纂体例上吸收了邵雍的《皇极经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吕祖谦的《大事记》的编修方法，最后编修成了包括有“事目”和“解题”为主的“谱”、具有序言性质的“通说”、使复杂史事条理化的“图”，以及历代之始依《皇极经世》推考气运变迁的通史性著述。可见该书在体例结构方面，已完全突破了传统编年体的编修体例，而是在吸收它书体例的基础上，使其书体例更为完备。
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凡18卷，记事起自尧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凡1950年，以补《资治通鉴》未贯穿远古之缺。该书的编修，是鉴于刘恕《资治通鉴外纪》“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此不足以传信”之故。编修时，金履祥运用邵雍《皇极经世》和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189］此外，金履祥作《举要》（3卷）以表纲领。其“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于后”。清人认为：“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190］可见该书在编修体例方面确有其自身特色。
除以上诸书及南宋改编《资治通鉴》的其他著述（参见表6-3）之外，历史纪年类著述在南宋亦为数不少。如朱绘有《历代帝王年运诠要》10卷、晁公迈有《历代纪年》10卷、朱黼有《纪年备遗》100卷和《纪年统纪论》1卷、陈傅良有《读书谱》1卷、孙应符有《历代帝王纂要谱括》2卷，以及张栻有《经世纪年》2卷等。该类以运历、历谱以及纪年为名称的历史纪年类著述，基本以年系事，并且一些在纪年叙事时还常常表明“正统”。如张栻在《经世纪年·自序》中指出：其书“大节目有六”。其中“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见于记载的类似做法还有晁公迈和朱黼。此足以说明，该类著述不只是单一的纪年大事谱，而是无论在编排形式上，还是在内容安排上，时而还体现着编者的特殊用意。
2.典制体通史
自唐杜佑编修《通典》，并创立典制体以来，旨在探求历代典章制度损益因革的史书日渐增多，如前述南宋就有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12卷、陈傅良的《历代兵制》8卷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等。其中吕书“前皆列制度，叙述简赅。后为详说，议论明切。”［191］陈书则先选录兵制史文，次用一段按语集中讨论有关问题。吕、陈二氏以这种方式编排，其目的旨在详明制度因革原委，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马端临编修《文献通考》，是鉴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以及杜佑的《通典》在“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192］之故。为此他在门类划分方面，由《通典》的9门分厘增益为《文献通考》的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5门为《通典》所无，卷数也比《通典》增加了3/4。在编排内容上，则采用“文”、“献”、“考”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典制体通史的编修体例更为完备了。
3.纪传体通史
自司马迁创立并撰有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受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影响，纪传体通史的编修一直难以有所发展。直至南宋时，郑樵则极力推崇司马迁，并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3］为此，他继承司马迁“极古今之变”与“同天下之文”的精神，编修成《通志》200卷。该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有的记事甚至下及唐、宋。其中占全书1/4卷帙的《二十略》，更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194］尤其是《二十略》中的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和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本人自制，这无疑扩大了纪传体史书中“志”的编修范围，为日后编撰纪传体通史提供了范例。章学诚对此评价说：“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195］
4.传记体通史
南宋末黄震撰《古今纪要》19卷，记事上起伏羲、神农氏，下迄北宋哲宗，是一部以人物纪传为主线而贯通古今的通史。该书记载上古至秦、西汉、东汉、三国、晋、南朝、北朝、隋及五代史事各1卷，唐7卷，北宋3卷。其中唐五代及北宋部分占全书内容的70%左右。在编排方式上，采用“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的做法，清四库馆臣认为：“（黄）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196］黄震此种编排方法是否完全依据的是纲目体例，尚需再论，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在编修体例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