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将北宋前五朝《长编》与后两朝《长编》（按：今《长编》仅存神宗和哲宗两朝）进行比较，则可以明显看出；前者注文及其考异一般较为简明，而后者日趋繁复，尤其是今存《长编》神宗和哲宗两朝还出现了一些“先附注后增修”条目。例如“冯行己请复置乡巡弓手以杜（沿边）侵争之端”事，《长编》卷238神宗熙宁五年九月丁卯作附见注文，而至同书卷257熙宁七年冬十月丙子，则正式增修成了正文。又如王安石与吴充争议存废牧监事，《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甲申作附见注文，而至同书卷262熙宁八年四月戊寅，则明确注明：“已见七年十二月甲申注，今修入正文”。再如舒亶判司农寺时，认为“役法未均，责在提举官”事，李焘于《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辛酉作附注，又于同书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己巳增修正文，其目的是“可证其妄”。以上此类条目的做法，既不会出现于《通鉴考异》中，亦未见之于此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它为李焘的《长编》所独有，亦是《长编》只能作为长编体的最明显例证。
南宋时，运用长编体编修史书的还有李心传。他远承司马光，近学李焘，使长编体体例更为完备，亦使得长编体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得以发扬光大。由他私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凡200卷，记载南宋高宗一朝史事。该书在取材方面，据有的学者研究统计，“引书达四百九十余种。其中有三十五种官方史书，五十二种题名记，一百七十种私史、杂史、笔记，一百五十余种行状、碑铭、传记，十五种地志，七十余种文集及单篇诗文。”［173］可以说，有关南宋高宗一朝资料，其绝大部分已荟萃于此。
面对极为繁富的官、私史料，李心传在编修《要录》时，则“专以《日历》、《会要》为本，”即以官方史籍作为最基本取材依据和取舍标准，然后对其他所有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取信、存疑、考辨和删削，以便“集众说之长”。［174］清人对此赞叹说：“是书记高宗一朝故事，编年纪月，盖以《日历》、《小历》为本，广收博采，最为赡富。参稽钩考，非但足以补证《宋史》，事实具备，尤有裨于经世之学。”［175］梁太济先生对《要录》自注的内容范围及其所揭示的修纂体例进行了详细研究。他在将《资治通鉴考异》与《长编》自注、《要录》自注加以比较后，认为：“《长编》自注较《通鉴考异》显著有所增加，《要录》自注较之《长编》又有新的发展”。具体如《要录》“注正文总述之细事”和“注正文总数之细数”，“注连书事年月”，都属于正文与注文紧相呼应，彼此浑然一体，“是《长编》自注和《通鉴》胡注所不及，在李心传史学中构成了极富个性特色的体裁形式”。此外，《要录》注文中使用“事祖”一词，实自《要录》始等。均属于其较《长编》有了长足进步的地方。［176］这表明李心传在自注方面花费了极大精力，参订义例，考辨异同真伪，运用的依然是长编体的编修体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一、司马光原本作为编修《资治通鉴》程序之一的长编法，经李焘在《长编》中的具体实践，俨然发展成了长编体。随后又经过李心传的不断完善和发扬光大，使该体更为完备。这种对传统编年体编修形式的有意变通，无疑拓展了编年体的适应范围，扩大了编年史体的影响，不断推动了中唐以来崇尚编年之风的深入发展，因而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二、就长编体本身而言，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编者便于列举某事的各种说法，并且在对相关说法的编排和论述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它所提供的相当繁富的资料以及编者标明的修订设想，均为阅读者、改修者，乃至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缘于此，南宋时围绕《长编》所派生的各类相关著述则层出不穷。同时，时人以《长编》和《要录》作为标准而批评同类著作过于“简略”、“疏略”的言论亦为数不少。最后，二李运用长编体编修的均是当代史著述，这无疑为后人编修当代史时，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现实史料、记述禁忌颇多的当代史实，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2.纲要体
该类史体采用编年纪事，其内容构成一般是：主体纪事部分按编年重点记载朝廷大事以及典制沿革，类似于纪传体正史中作为纲的本纪，但比本纪记事详明。同时，每朝首卷或每岁之首简明列举年号、皇帝及宗室、宰辅、取士、州府废置或宰辅拜罢等类内容。这种编排形式已与传统意义上的编年体编修形式有所差别，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年体史书无法突出记载典制内容的缺陷，它是对传统编年体编修形式的一种改进和变通，在此姑且称之为纲要体。南宋时，在崇尚编年之风的直接影响下，于是便出现了该类史著。
《皇宋十朝纲要》（25卷），李撰。李系李焘第七子，学者称悦斋先生。光宗绍熙元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随后受庆元党禁影响，被贬外任。宁宗开禧三年任湖北路提刑，嘉定四年移成都府路，六年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十七年知鄂州事。理宗端平二年，以“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专一提领《高宗皇帝正史》”。嘉熙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四川宣抚使、知成都府。其著述有《续帝学》1卷、《汉官续补》和《汉官典仪续补》各1卷、《公侯守宰士庶通礼》30卷，以及《皇宋十朝纲要》等。其中唯一现存的《皇宋十朝纲要》，《玉海》卷49和明《文渊阁书目》卷2等予以著录。至于其成书时间，未有明确记载。但据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9载录，该书“惟叙衔为左史”。按：李嘉定六年十月除起居舍人，七年八月除起居郎，则其曾历左史任。可知该书成于宁宗嘉定时。此外，“成于宋嘉定间”的《甫阳比事》［177］曾征引了该书纪事，此足以印证该书最终修成于宁宗嘉定时期。
《皇宋十朝纲要》记事起自宋太祖，终于宋高宗，记载两宋十朝大事以及典章制度沿革。该书在编排形式上，每朝首卷先简单概述该朝皇帝生卒、尊号、庙号和谥号。其次则列举年号及皇后、皇子、公主、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使相、三司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御史中丞的人数姓名。再是记载各届贡举录取的进士人数与升改废置州府情况，最后记载诞节和神御殿名。主体内容则是分卷按时间顺序记录诸朝大事以及典制沿革。
在取材方面，该书北宋九朝部分主要参取了北宋国史和李焘的《长编》，南宋高宗朝部分的史源尚不清晰。不过，李在宁宗嘉定时曾担任史官，在此尚不排除其参据官方高宗朝纪事资料，从而编成《皇宋十朝纲要·高宗朝》的可能。
对于李参据宋国史编修《皇宋十朝纲要》的状况，如《皇宋十朝纲要》卷17徽宗政和六年七月辛亥载有朝廷下诏诛杀晏州盗卜漏、沅州黄安俊以及定边军李世恭事。注文则有“世恭，讹子”，“《本纪》作李讹伏诛，盖误也”。这恰好说明李直接参考了国史《本纪》。不过，宋代国史早已亡佚，在此我们利用《长编》指明征引的国史条目，以便说明《皇宋十朝纲要》参据国史的状况。如《长编》卷215神宗熙宁三年九月癸丑正文记载：“作东、西府以居执政官”事，注文称“此据新、旧《纪》”。按：此处《旧纪》系徽宗崇宁时蔡京所上《神宗正史·本纪》，《新纪》为南宋李焘、洪迈于孝宗时所修的《四朝国史·本纪》。这说明该条《长编》纪事出自国史《本纪》，而《皇宋十朝纲要》卷9同年同月纪事与此相同。又如《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冬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条，其注文中征引有《旧纪》和《新纪》内容。其中《新纪》内容与《皇宋十朝纲要》卷9同年同月纪事相同，此表明《皇宋十朝纲要》依据的是《四朝国史·本纪》。再如《长编》卷306元丰三年七月丁丑正文记载“诏自今郊庙罢设黄道褥”事，注文为“新、旧《纪》并著此，盖因《实录》也”。今《皇宋十朝纲要》卷10上同年同月有相同纪事。类似的比勘结果为数不少，这表明《皇宋十朝纲要》的确参据了宋国史。此外，李制作的每朝首卷内容，明显与国史的志和表有关，此当参取过国史该方面内容。
同样，李参据过《长编》加以编修《皇宋十朝纲要》。由于《长编》叙事往往颇为详备，而李的《皇宋十朝纲要》以叙事简明为特色。为此，李在参据《长编》时，常常对其内容需做适当的裁剪删削。如《皇宋十朝纲要》卷9记载神宗熙宁三年八月庚辰夏人大举攻环庆，使“陕右大震”事，则取材于《长编》卷214同年月庚辰和辛巳条纪事。又如该书卷10下元丰八年五月戊午司马光过阙时奏言“删除求言诏中设六事以戒言者”及六月丁亥“始用光之言别下求言诏”事，则取材于《长编》卷356同年月乙未“求言诏”注文语。通过以上李对《长编》正、注文均有不同程度的参据状况可以看出，《长编》的确是《皇宋十朝纲要》的主要史源之一。
在选材方面，李为突现作为纲的大事，该书尤为注重对各种制度的废置、各类重要人物的升黜，以及重大事件的起因与发展等的选取。如《皇宋十朝纲要》卷2太宗朝首卷所列“进士·雍熙二年取进士梁颢等二百五十八人”正文条下，注文特地注明：“唱名自此始”。又如该书卷9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记载“赵子几定畿县保甲法”。该事条接着叙述道：“其后遍行于诸路，盖始于此”。再如该书卷16徽宗崇宁四年六月壬午诏“福建、广南路更不行使当十钱”事，注文指明其原因是：“蔡京私其乡，故降此指挥”。除此之外，李还时而对所选史材加以评论，以说明其真伪。如其书卷16崇宁元年闰六月辛未记“邹浩被贬及对外宣示浩奏”事，李在注文中特地说明：“浩奏章绍圣已焚之矣，今所降者，蔡京使其党伪为之矣”。又如其书卷17大观二年九月记“黔南夷人献地”等事，注文评论说：“京之诬诞，一至于此”。
同时，与源于宋《国史·本纪》的《宋史·本纪》相比，《皇宋十朝纲要》虽与其在取材方面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选材方面，两者却存在一些明显差异。除前面所提及的《皇宋十朝纲要》在叙事时多详明事因之外，其记事条目有时明显多于《宋史·本纪》。如《皇宋十朝纲要》卷9熙宁三年八月癸未载有“增诸仓役人禄”和“立匈奴［勾取］重法”二事，今《宋史》卷15《神宗纪》未记载。究其因，是源于“《新纪》削去”的缘故。李焘对此在《长编》同事条中评论说：“削去其谀辞可也，如立仓法安可不书？”［178］可见官修正史因受政治斗争的直接影响，致使重要事目得以缺露，李焘父子则予以保留。又如元丰八年四月是废罢熙丰新法，以图元祐复旧的重要时期，《皇宋十朝纲要》卷10下该月所记“罢府界并京东路养马”、“诏京东西保马依元降年限收买”、“诏监察御史刘拯点摩人户所欠市易息钱，大户放七分，小户全放”，以及“是日以改转法出内侍宋用臣等十三人于外”等条目，均为《宋史》卷17《哲宗纪》所无。此均是李选材求备的独到之处。
剪材方面，李在《皇宋十朝纲要》中，往往能恰如其分地剪取并准确表述某一重要史实，达到要而不烦的客观效果。如《皇宋十朝纲要》卷9神宗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记“王安石入对事”，事文为：“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言为治当以择术为先，今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又该书在同卷熙宁二年二月庚子记述“安石为参知政事”时的奏言时，事文为：“安石劝上以今日变风俗、立法度最急”。这些事文均高度概括了安石奏言的实质内容。又如《皇宋十朝纲要》卷9熙宁三年二月壬申记“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事，事文为：“光以议新法不合，九辞。庚申，收还制命”。又该书在同卷熙宁三年十月己卯记“范镇致仕”事，事文为：“翰林学士范镇以言不行，守本官致仕”。以上二例均简洁指明了司马光和范镇辞退之因。再如《皇宋十朝纲要》卷13哲宗绍圣元年三月丁酉记“策问之争导致国论遂变”事，事文为：“初，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策问，即为邪说以惑群听。及试士，初考官悉取主元祐。礼部侍郎杨畏覆考，悉反之。于是国论遂变，自是士大夫争陈绍述，而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在此李非常明晰地交代了这次国论之变的基本过程及变化情况。该类在剪材方面极为突出的事例还相当多，余不一一。
总之，李的《皇宋十朝纲要》采用的是纲要体的编修形式，并且李围绕此编修形式，对记事内容进行了广泛的选材和恰当的剪材，从而使该书具有纲明事备的鲜明特色。
《宋朝编年政要》（40卷），蔡幼学撰。该书虽已亡佚，但南宋诸书多有著录。具体而言；王应麟的《玉海》卷47记载：“其体皆编年法，惟每岁先列宰执拜罢为异”。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则更详细指出：该书“自太祖建隆之元，迄于钦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参以司马公《举要历》、吕氏《大事记》之例，宰辅拜罢表诸年首”。《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4引《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则言：“幼学采国史、实录等书，为《国朝编年政要》以拟纪，起建隆，讫靖康”。综合诸家记载可知；该书以官修的实录、国史等为取材对象编修成书，记事起自太祖建隆，止于钦宗靖康，即记述北宋九朝历史。在编排方式上，则于每岁之首先列宰执拜罢；主体部分按编年记载朝廷大事，并且类似于国史的本纪。很明显，该书的编修形式，实同于李的《皇宋十朝纲要》。
纲要体的产生，无疑是南宋崇尚编年，南宋史家纷纷发展和变通传统编年体编修形式的产物。具体而言；一是司马光的《举要历》、吕祖谦的《大事记》、朱熹的《纲目提要》以及李焘的《举要历》等，为当时处在史体变革时期的李和蔡幼学提供了具体范例，这些史体或者记述方式均以叙事简明、便于阅读为特色，因此必会受到南宋时人的重视。二是李和蔡幼学均参与过官方修史，他们对纪传体国史的编修形式极为熟悉。如蔡幼学就“惟于国史研贯专一”，那么他们将国史表、志的做法及内容创新性地吸收进自己的史著，则是不足为奇的事。最后，李和蔡幼学之所以能够编修出纲要体的史著，还与他们的师学渊源有极大关系。李之父李焘，不仅略仿司马光的《举要历》而撰成了简明的《续通鉴举要》68卷，而且还撰有《思陵大事记》36卷，这为李编撰《皇宋十朝纲要》无疑提供了直接借鉴及史源。蔡幼学之师陈傅良，曾撰有《建隆编》1卷。陈氏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自李焘作《续通鉴》，起建隆元年，尽靖康元年，而一代之书萃见于此，可谓备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并，未为成书，难以观览。今略依汉司马迁《年表》大事记、温公司马光《稽古录》与（李）焘《举要》，撮取其要，系以年月。其上谱将相大臣除罢，而记其政事因革于下方。……诚能考大臣之除罢，而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考政事之因革，而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之方，其后治乱成败，效出于此”。陈振孙又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中言：该书“盖《长编》太祖一朝节略也。随事考订，并及累朝始末”。由此可明显看出，《建隆编》系节略《长编·太祖朝》而成，编修时参考了司马迁《年表》、司马光《稽古录》和李焘《举要历》等做法，并且分上下对将相大臣除罢以及政事因革分别编排，每事后还加以陈氏考辨议论。这种编修形式，必定会对蔡幼学编撰纲要体的《宋朝编年政要》产生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