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随着年谱编修的日益普遍化，以及编修者对谱主事迹的深入了解，甚为详备而又追求史实准确的年谱亦日渐增多。这具体体现在：其一，年谱内容颇为详备。如黄庭坚之孙编的《山谷年谱》达30卷，“极为详备”。［146］他如洪兴祖编的《韩子年谱》、岳珂编的《鄂王行实编年》，亦以史料详备著称。其二，对旧谱加以增订、重编者增多。如吴仁杰撰《陶靖节年谱》1卷，张演又“辨证之”，撰成《年谱辨证》1卷。洪兴祖撰《韩愈年谱》1卷，方崧卿加以“增考”。李璜撰《白居易年谱》1卷，陈振孙“尝病其疏略抵牾，且号为《年谱》而不系年，乃别为《新谱》。”［147］凡此等等。最后，还出现一人多谱现象。如已撰有《白居易新谱》（1卷）的陈振孙，见到何友谅编的《白集年谱》（1卷）后认为：其“视余《谱》详略互见，亦各有发明。……因并存之。”［148］其他如何棆编有《三苏年谱》1卷，孙汝听又编有《三苏年表》3卷，并且“叙述甚详”。［149］
与此同时，南宋年谱无论在编制体例，还是在内容偏重上，均表现出了多样化特色。一、从年谱类型来看，除一般常谱之外，还有专谱和合谱。专谱如程俱编的《韩文公历官记》，专记韩愈宦历，而略去了他的文学成就。合谱如何棆编有《三苏年谱》1卷，李焘亦撰有《三苏年谱》1卷等。二、从表述方式上看，大多为文谱，又有年表。如孙汝听的《三苏年表》。还有表谱，如施宿的《东坡年谱》，则分纪年、时事、出处和诗文四栏为苏轼谱年。三、从谱主身份看，已涉及文人、朝臣乃至僧道等。最后，从所记内容看，则多有偏重。如朱熹所撰《伊川先生年谱》，则专记其言、行。黄所撰《山谷年谱》（30卷），则“悉谱先生所为诗文于逐年之左，极为详备云。”［150］詹大和所编《王荆文公年谱》，则偏重记其诗文酬答表状，而略其参政之事。
总之，南宋年谱的编修已相当普遍，并且使年谱的编修体例至此已大体定型。
年谱为何会在北宋产生？又何以会在南宋发展的如此兴盛？对此，已有许多学者做了探讨，并得出了令人较为信服的结论。［151］在此笔者再补充强调两点。一方面，宋代以区域为中心的讲学风气盛行。尤其是在南宋时期，江西、福建、浙东、湘湖及四川等地，书院林立，著名学者聚徒讲学，宣扬各自思想。在这种相互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各学派为扩大自身的影响，纷纷著书立说，弘扬师说，年谱及学术类著述便是其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宋代学者尊师重道、尊祖重本风气浓厚。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强调儒家的道统，尤其是各学术派别的学术渊源。同时，一些学人亦非常看重自己的学统，于是为自己仰慕的先贤或本派别之师编写传记、制作年谱，则为当时学者所注重。清人章学诚指出：“宋人崇尚家学，程朱弟子次序师说，每用生平年月以为经纬。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进德始终，学问变化。”［152］章学诚所言极是，仅如宋代理学家的门人弟子“以序师说”者就相当多。如李方子编有《朱熹年谱》3卷，黄士毅为尹焞、李慕伯为陆九渊编有《年谱》，此均属门人“次序师说”。与此相应，宋人为文学家编年谱的亦为数不少。其间，宋人不仅为韩、柳、李、杜等前代文人编有多种年谱，如为杜甫编的年谱达11种，为韩愈编的达9种等，而且他们还编有大量当代文人年谱。如为欧阳修编有5种，苏轼8种、黄庭坚4种等。同时，史家亦编有重要政治人物的年谱。如李焘为范仲淹、韩琦、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和司马光各编有《年谱》3卷。如此大规模的编谱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据今人详细统计，南宋建炎元年至庆元六年，年谱数量有90余种，嘉泰元年至宋亡，又有30多种。［153］如前所述，这些年谱大多是宋人编的当代人年谱。这无疑突出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状况。
三、编年史体的变通
南宋时，受通鉴学和崇尚编年之风的直接影响，相当多的史家在编修史书时，往往选用编年体作为史书体裁。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学者并不是完全因袭固有的史书体裁，而是往往对编年体的编修形式加以适当变通，使其更好地为史书内容服务。
1.长编体
司马光会同其助手在编修《资治通鉴》期间，曾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编写程序。即先修丛目，再制作长编，最后删定成稿。据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记载，他们编写丛目时，规定必须依据《实录》所记诸事立目，并将其他各种史料中“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以便全面地占有各种资料。在制作长编时，则要求全面审阅丛目下的所有资料，并且对“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诠次，自用文辞修正之。……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长编的编写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最后，在对长编删削润色的基础之上，以修订成稿。由此可知，制作长编仅是编写《资治通鉴》时的编写程序之一。在该程序中，要求编修者必须严格辨别资料，有时还需做出合乎事理的判断，并根据判断情况做出不同的排列、取舍，以便为最后刊削定稿打好基础。可见该程序对最后成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南宋李焘年少时适逢靖康之变，亡国之痛对他产生了极大冲击，于是他“博极载籍，搜罗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154］。期间，他对司马光之学尤为钦慕，他曾注意研究《资治通鉴》所载南北对峙时期的六朝史，并撰成《六朝通鉴博议》。又增广司马光的《百官公卿表》至142卷。他倾注毕生精力撰就的《长编》凡980卷，其“义例悉用光所创立。”［155］也就是说，李焘在编修《长编》时，参用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的做法。
首先，李焘尽力搜求并占有资料，以便编好丛目。李焘在孝宗乾道四年有关《长编》的《进书表》中说：“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156］丛目是长编的基础，熟悉司马光这种做法的李焘，为编写《长编》，同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便充分地占有资料。其间，他为搜求到尽可能齐备的资料，往往“所至求奥篇隐帙，传录雠校，虽阴阳、卜说亦无遗者”［157］。同时，他亦得到友人的帮助。如汪应辰曾为他提供了“别本”的《吕公著家传》［158］、“王岩叟记蔡新州事”［159］和苏辙奏札［160］等。他又从刘挚之孙刘荀处得到刘挚的《行年记》［161］。正是由于他不懈地努力，从而使得他掌握的资料相当完备。据笔者仅对《长编·神宗朝》取材状况考究得知；李焘在该部分征引的官修史籍计有中书省和枢密院时政记、《神宗实录》元祐本、绍圣本和绍兴本、《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国朝会要》、《神宗御集》、《神宗宝训》，以及《神宗正史》等30余种，各类私著则不下200种，并且这些史料基本涵盖了李焘当时所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的资料。此外，他排比资料的方法亦极为可取。李心传之子献可说：“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真可为法也。”［162］
其次，鉴别考辨资料，并做出或注明相应的删存取舍，是李焘编修《长编》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曾指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是，此文正长编法也。”［163］李焘为做到“兼存以求是”，曾花费大量心血予以考辨史实。在此我们以《长编·神宗朝》征引王安石《日录》与司马光《日记》、《纪闻》为例，加以列表说明。
我们知道，北宋后期党争激烈，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丰变法斗争中针锋相对，由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该段史实的纪事，则必然反映着各自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李焘虽则“耻读王氏书”，但为全面地反映该段历史状况，他并未因人废书，拒不征用王安石《日录》，而是大量征引该书以编修《长编》。其中据其直接修撰和添修正文者分别达69和71次，两者占运用次数的62.5%。如《长编》卷221神宗熙宁四年三月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原注为：“此据《日录》，全载此，所以见保甲不罢，由安石纳说不一而已也。”又如《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韩琦奏倚阁预买绢”等事，原注为：“此段据王安石《日录》。论韩琦处当是讬词，如陈瓘所言也。今具载之，更俟考详”。同时，对于司马光《日记》和《纪闻》，李焘并非全部用来据修或增修，而是仍有作为附注和附注说明的。如《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命林旦和曾布同“判司农寺”事，原注有：“布改免役，惠卿大恨。此据司马光《日记》所闻苏衮之言”。又如《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夏人举国入寇”事，原注有《李复圭附传》云云，并且言：“今参取删修，大抵以司马光《日记》为正”。
总之，面对记载互异的史料，李焘在无法判断出是非虚实的情况下，往往采用两存或并存等方式，以待最后笔削订稿时再做决断。当然，他考辨取舍史实的标准是：主取实录、国史等官书，而博采诸家私著。
最后，李焘明确指出：“其（指《长编》）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司马）光志云尔。”［164］《长编》卷帙多达980卷。以今存七朝本《长编》而言，仅其注文就达到12660余条，70余万字。最长的注文字数甚至超过万数。如《长编》卷265记载“议契丹地界事”，竟达10655字。这些来源极为广泛的注文，无疑为我们搞清事实原委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从注文内容来看，除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的条目之外，还有不少注明事始、注明连书之事年月、注明请乞或行遣事后状、注明可与何事相参或当与何事照应，以及注明修入此事的依据或缘由等条目。此外，注明“当考”、“当削”等疑窦或修订设想的条目亦为数不少，这正是“长编”不同于“删定成稿”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李焘而言，他属于当代人修当代史，针对许多错综难明的史实，以及无法直接表达的观点，他只能采取这种处理办法。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李焘对《长编》编修状况的大致分析，可以看出；李焘虽则参用了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的做法，但他根据自己的编修实际，将作为编修程序之一的长编法发展成了长编体，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编修体制。对此，前揭的裴汝诚等先生及学者已做了详细论述。不过，对于李焘开创长编体的状况，在此还有必要结合《长编》的具体编修过程加以补充论证。
一方面，李焘在花费40年、分四次编修上进《长编》的过程中，其编修的指导思想于孝宗乾道四年上进前五朝《长编》之后变得更为清晰。对此，我们结合《长编》的几次奏进状况加以详细分析。孝宗隆兴元年，李焘在第一次奏进《长编》太祖朝17年、17卷时说：“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歧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宵、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165］此奏表明，他在编修《长编·太祖朝》史事时，就力求使“家自为说”、“纷错难信”的记载“咸会于一”。这一主旨完全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主旨相一致。［166］此间虽未提及书名问题，但在乾道三年汪应辰向孝宗荐举李焘的奏札中，汪氏指明李焘所著为《续资治通鉴》。［167］
乾道四年，李焘在上进太祖至英宗五朝《长编》共108年，计108卷时，提到了《长编》的名称和长编体的问题。为说明问题，今详录如下：“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义例悉用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顾臣此书，讵可便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也。”并且“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尔”［168］。可以看出：在此次进表中，李焘正式提出将原书名《续资治通鉴》改定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并且因卷帙的增多，记事的繁富，认为“长编之体当然”，“犹光志尔”。
那么为何会有如此变化？淳熙元年李焘在知泸州时，上奏说：“臣先次投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辑治平以后至中兴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几一祖八宗之丰功盛德粲然具存，无有阙遗。顾此六十年事，于《实录》、正史外，颇多所增益，首尾略究端绪，合为《长编》，凡六十年。年为一卷，以字之繁略又均分之，总为二百八十卷。然熙、丰、祐、圣、符、靖、崇、观、和、康之大废置、大征伐，关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迹比治平以前特异，宁失之繁，无失之略。必须睿明称制临决，如两汉宣、章故事，无使各自为说，乃可传信无穷。”［169］此奏清楚地表明，由于北宋后六十年（即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四朝）“事迹比治平以前特异”，因此他必须以“宁失于繁”作为编修的指导思想。我们知道，南宋朝廷为总结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官方主要组织了对北宋后四朝史的重修或编修工作。其间，李焘亦参与了此项工作。由此他深知对该段历史史实的是非评判相当艰难，甚至有些史实只能由皇帝明决才可下结论。那么在未经皇帝明决之前，他私撰《长编》时只能采用“宁失于繁”的长编体。此外，南宋时人对《长编》的批评亦以此段为多。如对于李焘在此段私家材料的运用上，好友周必大指出：“眉山李仁甫谓近则事详，远则事略，不当以繁省论文，其言美矣。故《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若得如范公（祖禹）者相与商度而斧藻之，又善之善也。”［170］朱熹亦指出：“近得周益公（必大）书，亦疑其（指《长编》）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仁甫不审，多采其（指孙觌）说，遂作正文书之。其他纪载有可信者，反为小字以疏其下，殊无统纪，遂令观者信之不疑，极是害事。”［171］朱熹所言李焘对私说在正、注文编排上存在不当，虽则存在各人看法不一的问题，但今检《长编》神宗和哲宗两朝纪事，就存在李焘大段采录刘挚《日记》、曾布《日录》等增修正文，其间难免无失。这恰好反映出李焘欲使该段史事“咸会于一”，是极为艰难的事。正缘于此，章如愚明确指出：“焘此书自谓非使续《通鉴》，姑谓《续通鉴长编》而已。其间有异同之论，则并录于下，而不敢削。”［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