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体诞生之后，南宋时人依据该体编修的当代史著作就有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佚名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这些当代史著作虽依纲目体而修，但却因编修的是当代史事，因而其书法义例并未全用朱氏之法。
对于陈均及其撰修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虽则南宋朝廷在授予其迪功郎的制词中称赞说：“尔胶庠布衣，学博而辩。上自建隆，讫于宣靖，凡百六十有七年，网罗旧闻，粹成一编，可谓有志矣。本焘之史，仿熹之法。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可谓不繁矣。汝虽自言不敢尽同朱熹之法，然条目粲然。使皇纲帝范，一揽而尽得之，岂曰小补之哉？”［131］但时人陈振孙就其内容批评说：“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132］宋末元初的王义山更是对其书法提出批评。他说：“司马公《资治通鉴》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纲目》。人知晦翁《纲目》大本领在帝蜀一节，而不知晦翁之说全出于晋习凿齿。陈均作《宋朝长编备要》，续《纲目》也，其书法多有可议者。如书金兵弑其主亮于瓜洲一条，于理尤悖。亮弑母而来国之贼也。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纣之罪不大于亮，而孟子书之曰诛，如此亮安得称弑”？有鉴于此，王义山“用孟子法书云：‘金兵诛逆亮于瓜洲。’于是乎《提纲》作。其间大节目与陈均异者三百余条，大书以纪要，分注以备言，又随事而绎之，以己见之名衍义。”［133］由王义山为其著述《宋史提纲》所作的《序》可以看出，他是出于对陈均之书的书法尚怀不满而著述的。在他正式撰写该书之前，他曾请教过刘克庄。刘克庄曾鼓励他说：“陈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书有关于世道大矣，勉旃！”可见刘克庄十分推重王义山之书。那么作为早期纲目体史书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否果如陈、王二氏之言呢？我们不妨在此加以细究。
大致成书于理宗宝庆、绍定之交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134］虽是较早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撰修成的纲目体当代史，并且被推崇程朱理学的理宗宣诏上进朝廷，但在具体书法上，该书并未完全遵奉朱熹之法。在该书《序》中，陈均就明确指出：“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例之精密。……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为此，他自己定立了十五条凡例：灾祥、沿革、号令、征伐、杀生、除拜、行幸、赐宴、缮修、郊祠、赏赐、进书、振恤、蛮夷朝贡和蛮夷君长死立，并且在《参用凡例》中指出：“以一字为褒贬者，《春秋》之法也；据事实录而善恶自见者，后世作史之体也。故自司马氏以来，各立凡例，不敢纯用《春秋》之法。朱文公《资治通鉴纲目》间或参用《春秋》之法而不尽用。今纪载本朝之事，则虽纲目之例，亦不敢尽用”。由此可见，陈均有自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凡例。真德秀对此评论道：陈均在编撰此书时，“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览而已也。”［135］清人朱彝尊亦认为：“予观平甫是书，简而有要，可谓尽善矣。”［136］
为说明以上问题，今不妨以《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卷26至29）为例。该部分纪事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共25年。其间所列纲多达500余条。大致可归类如下：其一，有关天文灾祥共56条。其二，人物除拜（含卒）共130条。其中最突出蔡京、童贯等人的多次除拜。并且在升、黜官员的比例上，罢黜明显多于升迁，这突出反映了该时期用人方面的特点。其三，有关内政共250余条。其中有关大更革者多达六、七十条。最后，有关边事及与国外交往方面，共70多条。其中宋与辽、金的交往与边事最为突出。可见陈均所列的纲相当详备，并且突出反映了徽宗时期“大更革、大废置、大征伐”的政局特色。
与纲相对应的目，同样体现着详实的特点。其表现主要有：其一，为详明纲，目往往原始要终，以类相从。如该书卷26崇宁二年夏四月“更盐法”之目，先追述“旧法”云云，再叙述蔡京新法。后又兼及同年九月、四年秋、大观四年、政和二年、五年和七年盐法更改情况。陈均之所以如此编排，主要在于可以使人们更能全面了解徽宗时盐法更改变动状况。又如同书卷29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之目，陈均论述道：“内侍官谓之家臣，自古无赐坐者。其在禁中则不可知，外庭未尝见也。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院，视宰相。师成为开府，亦视宰相。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主讲劝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贯以领枢密，日与宰相同班进呈毕，即自屏后入内，复易窄衫与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这是为详明古今内侍职权地位的变化所做的论述。再如同书卷29宣和七年春正月“金人灭辽”之目，陈均在记述了天祚帝被擒而辽亡之后，又追述道：“辽契丹盖东胡之种，在横山之南，本鲜卑旧地。元魏时自号契丹，……自保机至天祚，凡九代”。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更能明晰辽契丹的基本概况。其二，陈均在目中时而加注“按语”，以详明史事。如在该书卷29宣和七年五月“诏宗室复著姓”目中，陈均在叙述朝廷诏语的同时，指出：“按江休复《嘉祐杂志》云：于故事中见真庙为寿王时，申奏文字皆用姓”。此为详明史法。又如同书卷28政和七年十一月“诏蔡京五日一朝”之目，陈均用蔡攸《别录》以详明其因，并且指出：“此乃蔡攸《别录》之语，恐未必然，姑存之”。这是备异。再如同书卷26崇宁二年五月“废内侍寄资法”之目，陈均一则按“旧制”规定指出：“今直转正官不用寄理，只于官上冠以入内内侍省若内侍省字，恩数、俸给皆得之。此乃蔡京媚近习，变乱法度之大者。下改都知等官，亦此意也”。二则又列举仁宗和英宗朝做法，以说明此非祖宗之制。最后，目中有时还存录详实的史文，以便于人们更能掌握事实真相。如该书卷28政和三年二月有关崇恩太后死亡之事，陈均不仅列纲为“崇恩太后刘氏暴崩”，而且在目中详述了哲宗刘皇后欲垂帘，且不谨，以及同徽宗产生矛盾之后，徽宗对其处治的过程。与此相对照，《宋史》卷243《昭怀刘皇后传》对此事记述甚简，又《东都事略》卷14《世家二》仅以“后无疾而崩”加以概括。又如同书卷28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之目中，陈均在存录蔡京所作“记（节略）”部分，就有哲宗解绍述之疑，而始行‘子绍父业之政’事，此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绍圣绍述的内幕。
总之，通观陈均全书，周详的纲和细备的目为人们提供的是北宋整个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史料和史学价值均不容忽视。
继陈均依纲目体编成当代史著之后，南宋纲目体当代史还有《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该书凡16卷，记载光宗绍熙元年至宁宗嘉定十七年凡35年的历史。据梁太济先生考证得知：“纲”的史源中，光宗朝的纲并不是依据《实录》或《国史》撰述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纲从目出。目则录自一些现成著述，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在其中实占有很大的比重。宁宗朝的纲则大多数源自于《中兴四朝国史·宁宗皇帝纪》（10卷）。“目”的史源大致有《国史》（指《中兴四朝国史》）的《宁宗皇帝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庆元党禁》、《道命录》、《紫阳年谱》和《对越甲稿》等。同时，他还指出：“《两朝》纲是纲，目是目，内容简明而不贫乏。于光、宁两朝史事，稍关重要者，往往于初见处穷其原委，而尤注意于有关职官、科举、兵农、食货的制度及其演变。它对纲目体史书虽无特别建树，却也运用得相当得体。”［137］应该说，梁先生经过对该书各个方面的详细分析考辨，才得出以上结论。该结论无疑是相当准确并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纲目体自朱熹创立之后，旋即被南宋史家运用到当代史的编修之中。一般而言，这些史家的著述虽遵从了朱熹所定的“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等编修义例，但由于各自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同，从而在遵奉朱氏书法方面，表现为由多摒弃朱氏书法，坚持据事实录，发展到最终完全遵奉朱氏书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注重史实而又相对客观的纲目体著作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南宋当代史学，更使纲目体在编撰内容上得以充实和发展。它们并未像《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三编以及《宋史提纲》那样逐渐成为理学的附庸，而是保持了史学的相对独立地位，这便是它们的价值所在，亦是纲目体产生以后，南宋时人纷纷对其加以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
附带需指出的是，纲目体在当时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诸多史书中，它还被编修方志者所采用。其中最典型的是齐硕、陈耆卿于宁宗嘉定年间纂修的《赤城志》40卷。该书先设总纲（亦称大类），各纲之下又酌分细目，凡15纲53类目。从而使该书达到了以纲统目、目以纲聚、纲举目张的编排实用效果。
3.学案体
该体的创立，一般看法认为始自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朱熹此书凡14卷，记述北宋中叶至南宋初期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及其门人后学共49人的言行政事。从书名来看，该书旨在探求伊洛之学的“渊源”，故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和程颐为中心，其余人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一卷。其中在卷14集中记“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竟达二十二人，并且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基于此，该书是否成书，则成为一大疑问。据陈祖武先生详细考证得知；其“实为一部‘未成之书’”。［138］不过，从其编撰意图来看，面对南宋高宗朝及孝宗初的王安石新学与伊洛之学之争，尤其是伊洛之学能否被确立上承孔孟之道的道统正宗地位，这是摆在一心旨在卫护程学的朱熹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朱熹才着力编修该书。元人李世安在该书《后序》中极力表明：“昔孔子缵述群圣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后，至二程夫子始克绍其绪，程子之学得于周子而益阐之。……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而折衷之。盖《伊洛渊源（录）》一书，凡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然见于其中，始五纬之而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于世教大矣”。苏天爵在该书《序》中亦指出：“宋氏之兴，儒先挺出，周子得不传之学于图书，阐发幽秘。二程子扩大而推明之，穷理致知以究其极。张子、邵子则又上下其论议。然后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烦然复明于世。一时及门之士讲明正学，风采言论各有所传，朱子悉登载于是书，以为训焉。其有望于天下后学，可谓至矣”。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不仅辨清了周程学统问题，而且梳理清了二程及其师友与门人的关系等问题。总之，朱熹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祖，以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对此，清人评论说：“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139］因此该书不愧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学史。
同时，该书在史学史方面的价值，最突出的就是创立了学案体的新体裁。对此，陈祖武、卢钟锋二先生同时指出：该体裁同时吸收了传记体和禅宗灯录体的编纂特点，并将其融为一体，开辟了史籍编纂的新路子。［140］情况确实如此，该体继承了传记体以人为纲、因人立传以及《史记》、《汉书》所开创的以史述学的传统。同时，吸收了灯录体按禅宗的传法世系排列传主座次及重在记言的特点。我们知道，禅宗所独创的灯录体佛教类史书，在宋代影响甚大。如僧道原编的《景德传灯录》（30卷），曾“献于朝，诏杨亿、李维、王曙同加裁定。亿等润色其文，是正差缪，遂盛行于世，为禅学之源”。又如李遵勖编的《天圣广灯录》（30卷）和僧惟白编的《靖国续灯录》（30卷），就由宋仁宗和徽宗分别为之作《序》。［141］有朝廷和皇帝的大力扶持和推波助澜，从而使该类史体得以广泛传播，那么该类史体的编纂形式为时人所熟知则不足为奇了。朱熹学识渊博，“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之。”［142］他早年曾师从禅宗宗杲法师的门徒道歉，在受学过程中，他必然要常常翻检灯录体典籍，熟悉并会掌握该类典籍的编撰形式。至于此后他便将这种编修形式运用到史籍撰修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此，陈垣先生明确指出：“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143］
随后，李心传于理宗嘉熙三年运用学案体撰成《道命录》10卷。该书旨在叙述自程颐以来140年间的道学兴废。李心传在该书《序》中指出；道学有三次大厄运：“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彼一时也，圣贤之道学，其为厄已甚矣”！并且他还认为：“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为此，他重点记述程颐、朱熹进退始末，备录其褒赠、贬谪、荐举以及弹劾之文。在编排方式上，则采取正文记载疏奏和诏制原文，注文阐述与之相关的背景、经过，以及与此事相关的情况，从而使人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一时期、每一事件中道学的发展状况。应该说，该书是一部理学发展史，亦是一部运用学案体编就的学术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学案体的产生，主要是与南宋时期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南宋理学家及其遵从者通过编修该体裁的史籍，以便理清学派传承源流，突出宣扬理学思想。与此相对应，学案体亦因理学的广泛传播而为更多人所熟知，甚至被运用。
4.年谱
年谱作为一种依照年月顺序编次人物事迹的新的编修形式，产生于北宋，但被广泛运用并最终定型无疑当在南宋。据今人统计；宋人编的本朝人年谱达80余种，加上宋人编的前代人年谱，合计有130多种。其中存留至今者有80余种。［144］从诸家著录、征引以及存佚状况来看，现存最早的年谱是北宋神宗元丰七年由吕大防编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和《杜工部年谱》。吕大防为何要编韩、杜二人年谱？对此，他自己指出：“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145］由此可见，吕大防编修韩、杜二人《年谱》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知其人，知其文，更知其世。不过，吕大防编成的《杜工部年谱》甚为简略，仅五百字左右。其他如赵令畤编的《元微之年谱》（存于赵氏《侯鲭录》卷五内）、郑世成编的《宣抚资政郑公年谱》，均不过五百余字，这无疑反映着年谱在出现初期的真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