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哲学极为发达的时代，哲学的发达，相应地促进了史学的发达，尤其是史学思想的发展。南宋时人在探究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以及现实社会问题时，往往借助于史学。也正是在这种积极探究过程中，南宋时人逐渐形成了倡导会通、讲究正统，以及崇尚义理等史学思想，并且他们还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史学发展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节会通思想
随着疑古思潮在宋代的迅猛发展，促使人们对古今历史进行重新思索，并进而探求其发展变化之理，以便得出种种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受此影响，在探求社会发展之理时，强调会通大义的《通志》和《文献通考》等史著便得以应运而生。
南宋初，倡导会通之风的郑樵，年轻时就立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1］随后经过他持之以恒的努力，最终便实现了“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的目的。［2］据吴怀祺先生具体统计：“如果算上一些单篇，郑樵的著述计有95种。其中注明篇数、卷数的为50种，584卷，454篇。另外35种未注明卷数。除去一些重复的作品，其著作估计有千卷之多”。［3］在所有这些著述中，纪传体通史性质的《通志》（200卷），则是一部颇具创新性的史著。
在《通志》中，郑樵明确提倡应以“会通”思想作为编修史书的方法。他在该书《总序》之首便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在这里，他采用比喻方式阐释了“会通”内涵。具体而论，他强调：“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一则是：“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书，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绝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司马迁之为书也，当汉世挟书之律初除，书籍之在天下者，不过《书》、《春秋》、《世本》、《战国策》数书耳。迁会其书而为一书，举而推之，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国，使天下无绝书，百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4］在此，郑樵明确指出孔子和司马迁修史时能够“会天下书而修”。另一则是：“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5］在此他指出孔子修史不仅能“同天下之文”，而且能“极古今之变”。综合郑樵之言，可见他所推崇的“会通之义”，实际包含古今相因和古今变化两方面内容。正缘于此，他对班固断汉为史的做法则给予批评。他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又言：“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6］其间，郑樵还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本身，即体现人类活动的历史痕迹，如典章制度等。他指出：“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7］可见他相当重视对典章制度的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郑樵在编修《通志》时则以会通为原则，并时而有所创新变通。具体而言，集天下之书的《通志》，其中在有关典制方面的内容中，除列有传统项目礼、职官、选举、刑法和食货之外，又增添了六书、七音、氏族和昆虫草木等事项。又《通志》本身的结构为纪、略、年谱、世家、列传和载记。其中“略”旨在“举其大纲”，它是纪传体中“书”或“志”的改称。“年谱”是“年表”、“世表”等的改称。其因是：“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故古者记年谓之谱。桓君山（谭）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则知成周纪年之籍谓之谱也。太史公改谱为表，何法盛改表为注，皆远于义，不若遵周典也。”［8］可见郑樵改用“年谱”，不仅旨在恢复周之旧名，而且为了洞察古今。以上这些名称的变化，同样反映着郑樵在编修体例上的有意变通。总之，郑樵著史虽然多抄袭旧史，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他所倡导的“会通”思想和对史学体系的设想，则对史学研究贡献极大。
其实，南宋倡导会通，重视典章制度者并非郑樵一人。蒙文通先生早就指出：“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9］这其间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南宋浙东学派。如吕祖谦治史非常重视制度源流。他撰就的《历代制度详说》分门十五类，每类均加以详细解说。对此，据彭飞在该书《序》中指出：所著《制度详说》，“竟于古今沿革之制，世道通变之宜，贯穿折衷，首尾备见。凿凿如桑麻谷粟，切于民生实用，有不容阙者焉。……使读者知穷经以立其本，涉史以通其变，研究事理以观其会通”。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征引的“吕氏曰”云云，则皆本之《历代制度详说》。又如陈傅良“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10］他所撰的《西汉史钞》，据《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言：“指摘精要，裨正阙误，如制度始末因革，则条其大意，遗其烦碎，而一代之兴衰，治体人才，纪纲风俗，亦略（具）矣。”［11］其所著《建隆编》则是：“摭太祖政事，起建隆，迄开宝，书其纲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于下，凡以表见立国之初意。”［12］可见陈傅良非常重视诸朝制度沿革。此外，陈傅良还撰有《历代兵制》，主在探求成周乡遂之法，以及春秋以来汉、唐兵制之得失。再如薛季宣，“于古封建、井田、乡遂、司马法之制，靡不研究讲画。”［13］凡此等等，均表明浙东学派注重从历代制度沿革方面探寻社会发展之理。
不过，直至宋末元初，真正发展郑樵会通思想的是马端临。马氏编撰《文献通考》就是为了实践会通思想。具体而言，他的会通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他将会通运用于历史编纂学方面。在《文献通考·总序》中，他称赞纪传体的《史记》为“良史”，并且认为：“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但自班固断代为史，于是“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这是他对纪传体断代史失去会通之意的批评。同时，对于编年体史书而言，他认为《资治通鉴》的优点是：“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缺陷则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他指出这是由于编年体体裁本身有所制约的结果。基于此，他自己的看法是：“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在此马端临明确指出反映各代理乱兴衰的历史实不相因，而在长时段历史发展中表现出的典章制度沿革，才能真正反映社会本身变迁的规律，因此他十分推崇有关探究历代典制因革之故的史籍。在他之前，唐代杜佑的《通典》虽“纲领宏大，考订该洽”，但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同时，《通典》未专列天文、五行和艺文等目，又未涉及封建、帝系等内容，因此，杜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鉴于以上认识，他极力提倡编就能够体现“变通张弛之故”的典制体著述，他的《文献通考》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其二，他将会通运用于文献学问题的处理上。他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谈及该书构成特点时言：“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由上可知，马端临全书由“文”、“献”和“考”三部分组成，并且有效通贯为有机整体。其中“文”的部分，马端临不仅广征博引历代史传和会要等文，而且对征引史料坚持做到“信而有征”。“献”主要取自于前人的评论。马端临在该部分大多引用了对制度沿革有所探究的吕祖谦、陈傅良和叶适等人的议论，并且用以考订典故得失，说明典制沿革之故。“考”主要由全书《总序》、诸《考》前的《小序》和诸《考》中的“按”语组成。其中诸《小序》最能反映各类典制发展沿革的脉络；“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14］他的这种编排方式，既能够反映历代典制沿革本身的情况，又突出了前人甚至自己对历代典制沿革变迁的相关看法，最终使“变通张弛之故”更为明晰。
最后，马端临还将会通思想运用到历史问题的探究上，他认为社会历史变化是由一种必然的“势”所支配的。如井田制，自秦统一六国至宋代，始终有人欲恢复井田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马端临尖锐地指出：“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读言。”［15］其原因是“时异势变”。同样，对于宋代有人企图用封建办法来解决社会危机的主张，他批评说：“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为此他编修成《文献通考》，正是为了探求典章制度“变通张弛之故”，即探求一种必然的变革结果。
此外，他有意变更一些门类设置，以便于更好地究寻变通之故。如他将《通典》中的食货门重分成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和国用共八门，从而使该部分分类更合乎“世移事异”之后的客观社会发展变动状况。同时，与《通典》的门类相比，他还新增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五门；将礼分为郊社、宗庙和王礼三门，卷数由《通典》的100卷缩到60卷；还针对《通典·兵门》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而改为详考古今兵制沿革。以上诸类的变更，绝非仅仅是门类的分合，它实质上反映着马端临对典制沿革的深刻看法，体现着他探究社会发展变化的通变思想。
总之，无论是郑樵所倡导的“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16］还是马端临所探寻的有关典制沿革“变通张弛之故”，均表明会通思想在南宋时人探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时，已成了一种主流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固然与前面所讲的疑古思潮有关。在这种思潮的激发下，南宋治史兼通经者，或者治经兼通史者已不再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对一件事物、一种制度源流的根究，而是在集天下之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古以来事物、制度的源流变化，从而探究出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尤其是南宋时人面对偏安一隅、强敌为邻的客观环境，迫使他们在探求理乱盛衰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着由人所制定的典章制度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这种变化无疑是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水平得以提高的表现，也是史学发展变化的一种突出体现。
§§§第二节华夷之辨与南宋人的忠节观
在长达320余年的赵宋王朝统治时期，两宋统治者虽与强邻时战时和，但在由汉人建立的赵宋王朝士民心目中，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华夷之辨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到南宋时尤为突出。
一、正统论
北宋由于彻底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时人有鉴于唐末五代礼义廉耻丧失殆尽的客观社会现实，讲究尊王和“大一统”的正统观念由此得以产生。如欧阳修就依据儒家经典“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语，以“居正”和“一统”作为正统的标尺。他明确指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夺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可见他所认定的既正且统的王朝有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正而不统者如东晋等。同时，他认为正统有断有续，断而后续。他说：“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17］此外，在有关三国正统归属问题上，他坚持以曹魏为正统。此后，苏轼撰有《正统论》三篇。他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8］其看法与欧阳修基本相同。那么依据欧阳氏和苏氏的理论，北宋王朝正合乎“居正”和“一统”标准。不过，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则不别正闰。他指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19］由此可见，他主在据事纪实，不论正闰。尤其如他以曹魏年号统纪三国之事，声称：“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纪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20］其实这种做法隐含有以曹魏政权为正统的思想，而这种以曹魏为正统的思想正是宋初结束分裂割据，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的客观社会形势在思想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总之，北宋诸儒讲求正统思想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为北宋王朝的统继问题寻找理论依据，以便说明本王朝存在的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