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过“靖康之难”以后，金灭辽侵宋，并占有中原，赵宋王朝只能偏安江左。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反映到南宋时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里，则是他们对于正统理论中“合天下于一”的观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识突现了。他们需重新论定历代正闰问题，将中兴绍续绝统放在了首位。尤其是只有将禹夏之少康、东汉之光武、蜀汉之昭烈和东晋之琅琊视为中兴续统的正统政权的政治领袖，才可认定南宋康王亦为绍续正统地位的南宋政权的政治领袖。［21］基于此，张栻在编撰《经世纪年》时，据其《自序》［22］可知，他所列的“大节目”便是少康复续夏统、光武中兴、昭烈以正义立于蜀等。其中在对待三国何者为正问题上，明确表明正蜀。对于这种现象，清人指出其关键在于：“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23］这就是说，南宋正蜀之说是为南宋政权合法性寻求的最佳理论依据。同时，张栻在《自序》中还认为：“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这明显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来论述历史上的正统归属，它具有强烈的“攘夷”特色。此外，张栻还特意编撰《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表明正统所在，以颂扬诸葛亮辅佐之功。他在该书《跋》中云：“近世钜公（指司马光）作史书编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予谓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也。要尽后主末年始系魏年号为正”。
继张栻之后，朱熹则明确把正统论作为史著编修的根本纲领。他编撰《资治通鉴纲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正统，正名分。为此，他制定了包括统系等共19门，凡137类的详细“凡例”。其中统系门中，除正统以外，则分列国、篡贼、建国、僭国、无统、不成君和远方小国共8类。他明确指出该书“因年以著统。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又表明：“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那么他认定的正统究竟是怎样的呢？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24］按此标准，宋朝以前的周、秦、汉、西晋、隋、唐属于正统，而其余王朝均称不上正统。他又把正统分为两种，一是正统之始，一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而如东晋、蜀汉开始得到正统，以后竟失去，这是正统之余。对于魏蜀正闰问题，当有人问及时，他答道：“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25］这表明他对司马光有关魏蜀正闰问题的处理不甚满意，而他本人认定蜀汉为正统。此外，朱熹还有所谓“无统”说。其“无统”是指周秦、秦汉、汉晋、晋隋以及隋唐之间的时代和五代十国。由此可见，朱熹正统论的基本点在于国家是否统一，大权是否归一，某一姓的统治是否中断，以及是否“居天下之正”？这表明他不仅要阐明历代正统归属，而且更要为南宋政权的合法化找到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其他如晁公迈早在高宗绍兴七年便撰成《历代纪年》10卷。［26］该书则“始之以正统，次之以封建僭据，再次之以盗贼、夷狄、道里，而后以历代年号终焉”。晁公迈编撰此书，则为表明：“凡节目之大而关于体统者，可以概见。”［27］又如朱黼撰有《纪年备遗》100卷。该书“因《通鉴》、《稽古录》，章别论著，始尧、舜，迄五代，三千余篇。述吕（后）、武（则天）、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曰：‘吾为书之志也’，书法无大于此矣！报仇明耻，贵夏贱夷，其次也。”［28］
在张栻和朱熹等人的影响和感召下，南宋论述正统问题的学者还有不少，而其中尤以专门言及三国正闰之属者为最。如现存萧常所撰的《续后汉书》42卷［按：萧氏《进续后汉书表》言该书凡42卷，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为44卷，二者有异。］，包括《蜀帝纪》、《年表》各2卷，《列传》18卷，《吴载记》12卷，《魏载记》9卷，另有音义4卷，义例1卷。该书实为改修《三国志》而成。据萧常进《续后汉书表》，他撰此书完全是为了正名义，重书法。对此，周必大在为该书所作《序》中亦言，萧常是继《汉书》和《后汉书》之后，以昭烈至少帝之史事为《续后汉书》，以便为蜀汉“正名”。［29］故此，萧常为蜀汉设有帝纪、年表和列传，而为曹魏和孙吴仅设有载记，并且书名极为鲜明。此外，时人欧阳守道称赞该书书法“与朱公《通鉴纲目》合”。［30］清四库馆臣则明确指出：“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31］又如韩元吉在《〈三国志〉论》中指出：“（陈寿）以三国云者，示天下莫适有统也。魏则纪之，吴、蜀则传之，是有统也。魏之君曰帝、曰崩；吴之君曰某、曰薨；蜀之君曰主、曰殂，此何谓耶？夫既已有统矣，而又私于蜀，是将以存汉也。存汉则不可列于传也。……吾将加蜀以汉，加其主以帝王而并纪之。”［32］可见韩元吉亦旨在为蜀明正统。同样，李杞著《改修三国志》，则“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33］再如黄震在《读史论〈三国志〉》中亦力辨：“欲观三国之志载者，他未暇责也。必先正蜀汉之称而后可。”［34］最后，南宋末周密对此论说道：“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续）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35］可见南宋正统之辨类著述甚多。总之，南宋诸儒在论述到三国正统问题时，基本持帝蜀观点，其最终目的是为南宋政权的统系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对于两宋人热衷于辨明正统的问题，清人章学诚结合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辨析道：“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36］章学诚设身处地的分析，恰能说明宋人的正统论思想，是其特定时代的产物。
二、阐发《春秋》攘夷思想
孔子在周道衰微之际著《春秋》，其编撰原则是据鲁、亲周，常事不书，详内略外，一字定褒贬等。他的这种春秋笔法至汉代以后更为世人所推崇，如朱熹就认为《春秋》大旨在于“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37］即其内含有强烈的尊王攘夷思想。
对于宋儒而言，他们对“尊王攘夷”、“华夷之辨”大义的发挥，主要集中于其《春秋》学研究方面。在两宋研究《春秋》的著述数量方面，史载《三朝国史·艺文志》著录有72部，658卷；《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17部，114卷；《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36部，375卷；《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著录129家，174部，2271卷。［38］其间可以确定的是北宋约有125部，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虽载有174部，但存在重录北宋著述和缺少南宋末著述的现象。不过，由以上著录状况可知；两宋间研究《春秋》的著述相当多。
由于两宋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宋儒对《春秋》“尊王攘夷”思想的阐发前后有着不同的偏重。如北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则全书主在体现“尊王”主题。而南宋初胡安国著《春秋传》，其书卷一开宗明义就论《春秋》之旨在于“谨于华夷之辨”。在此，仅以南宋时的状况而言，胡安国著《春秋传》的目的，据其《自序》所言：“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为此，他潜心二十余年著成此书，用以表明复仇攘夷之义。期间，胡安国具体从地域和文化两方面以发挥“攘夷”之义。其言：“《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39］此讲内外有别，从地域上区分华、夷。又言：“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尔。”［40］此则讲贵贱之分，从文化观念上区分华、夷。正因为他极力倡导“攘夷”，于是认为：“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此说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于驭戎之道。”［41］尽管“盟虽《春秋》所恶”，但只要是“攘夷”之举，胡安国便予以推许。如僖公二年九月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贯，《春秋》独言江、黄等“东方之与国”。胡安国解说道：“二国来定盟，则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虑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袵之义著矣。”［42］又如文公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既盟晋赵盾，又接着盟雒戎，《春秋》分记二事，胡安国解说道：“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丑居之，乱华甚矣。再称公子，各日其会，正其名与地，以深别之者，示中国、夷狄终不可杂也。”［43］以上情况正部分地反映了胡安国在该书《自序》所言的：“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由于该书旨在阐发攘夷等思想，以义理说《春秋》，因而“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44］并且据陈傅良所言：“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45］胡安国之子胡宁不仅帮安国完成了《春秋传》，而且还著有《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46］随后，时人王葆著《春秋集传》，其说“多用胡氏。”［47］此外，当《春秋传》由胡安国奏进给高宗时，高宗褒奖说：“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48］此后，当赵鼎向高宗问及是否已圣览《春秋传》时，高宗说：“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颇能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49］
正是由于有胡安国《春秋传》的推动和高宗的偏爱，使得南宋治《春秋》者甚盛。其中如高闶、陈傅良、吕祖谦、朱熹、魏了翁、赵鹏飞、家铉翁和王应麟等均撰有《春秋》学论著，并且一些还存留至今。面对南宋民族矛盾相当突出的社会现实，这些论著中都会阐发《春秋》攘夷思想。如朱熹虽无研究《春秋》的专著，但在《朱子语类》卷83则有论说《春秋》及三传专章，在阐发《春秋》攘夷思想时，他联系南宋现实论道：“《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可见他是极力倡导华夷有别的。
又如今存《春秋经筌》凡16卷，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枘子，绵州人，生平事迹不详。在其书《自序》中，赵鹏飞言：“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谓《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三《传》固无足据”。具体在他舍传解说《春秋》经时，则能联系当时形势，给予独特的解释。在该书首卷，他明确认定《春秋》是“中兴周室之书”。随后，他在书中将华夷之辨作为重要阐发内容之一。如在该书卷六《春秋》僖公八年“夏狄伐晋”条下，赵鹏飞先指出：“狄之为诸侯患久矣！”随后又在僖公十三年春“狄侵卫”条下，他指出：“前年狄灭温，温子奔卫。今狄侵卫，以卫纳温子也。呜呼！狄之横甚矣，灭其国，墟其社稷，虏其人民，而其君逋窜矣，尚欲得之以甘心焉。彼温子何慊于狄哉，恃强无厌，其性耳，君子不责也，而中国固有伯主，岂容安视而不讨乎？”后至僖公十四年“狄侵郑”条下，他进而论说道：“前年狄灭温、伐晋、侵卫，王不讨也。今侵郑甚矣。赤狄、白狄，皆在西北，今侵卫而至于郑，则与楚合矣。狄人与楚合，吾为齐桓惧之，至是之甚而不讨，桓公之伯心怠矣，老而溺于内宠，内不能治，何暇治狄乎？五伯桓公为盛，惜乎其不克终也，奈何”！在此赵鹏飞深为外狄乱华而齐桓公不能救叹息。又如在该书卷七《春秋》僖公十九年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条下，赵鹏飞论说道：“呜呼！齐之会，为桓公之辱大矣！桓公以四十年图霸中国，而服楚于召陵，艰乎为力哉！今桓之葬，坟土未干，而诸侯召楚人以盟于其侧。诸侯则然尔，而孝公非桓之子乎？父攘之以除中国之患，子盟之以为天下之害，人之贤不肖，父子之间遂尔霄壤耶，吾知桓公在泉之灵，盖不胜其愤也！”随后在僖公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条下，赵鹏飞又论说道：“呜呼，愚哉！宋襄之图霸也。……乃一旦会楚人，于鹿上之盟，欲以只牲尺书，服虎狼之楚，吾于是知其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夫天下所赖乎霸者，以其能内抚外攘，故诸侯恃以安靖而服从，强暴有所畏忌而不敢陵犯。今宋襄结仇于四邻，国人且不顺，而况于诸侯乎！乃召楚人于境内以盟之。夫鹿上，宋地也。引虎入闺闼，妇人孺子为之战恐，而襄公更以为安，非愚固如是乎？幸脱抟噬，其亦幸矣，而秋又会之，虎口安能屡逃哉，宜其见执也”。在此赵鹏飞极论齐宋等盟楚甚谬，用以表明华夷之别。再如在该书卷七《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师”条下，赵鹏飞论说道：“今鲁憾齐之侵伐，而乞师于楚，是召外兵横行中国，其罪可胜诛乎！虽齐之伐我，固不义矣，以鲁之众，仗义而报之，何患不克？乃召兵于楚，而示弱于远夷，开其轻东夏之心，以为天下患，谓之智，可不可也？”又在同年冬，“楚人伐宋围缗”条下，赵鹏飞不仅指出：“公子遂如楚乞师，夔为楚灭，宋被楚围而齐怨，固未报也。呜呼！一举动之缪，贻祸天下，其罪可胜诛乎！”而且还说：“因知兵祸不可启，而中国不可示弱也，以此垂戒。后世犹有借兵回纥，而求援吐蕃者，呜呼，害哉！”再在同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条下，赵鹏飞进而论说道：“君子所恃以安靖国家者，有诸内，不求诸外；有诸内，则本不揺而外无忧，不求诸外，则权在己，而外有所忌”。在此赵鹏飞对鲁公子遂乞师于楚而导致楚伐宋齐等深表愤慨。总之，宋末赵鹏飞在解说《春秋》之义时，极为强调华夷之辨，其动机则是针对南宋现实问题发论，并旨在能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