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王应麟曾撰有《春秋三传汇考》36卷，可惜该书已佚。不过，在今存《困学纪闻》卷六和卷七中，仍可探知王应麟对《春秋》及三传的基本看法。王应麟认为：“明天理，正人伦，莫深切于《春秋》”；又认为：“《春秋》以道名分”。这是他对《春秋》旨在尊王定分的基本看法。同时，他又积极阐发《春秋》“攘夷”之义。如他认为《春秋》“书狄入卫，书楚子入陈，不忍诸夏见灭于夷狄，故称‘入’焉”。又如他对春秋时夷狄参与甚至主持盟会深表不满。他指出：“溴梁之盟，大夫无君；申之会，诸侯皆狄。春秋之大变也，有鸡泽之盟，而后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后有申之会”，于是要“君臣、夷夏之分，谨其微而已”。又言：“夷狄之主盟，自楚灵始也。申之会，鲁不至。及薳启强之召，而后如楚焉，则鲁不亟于从狄也。故曰：‘鲁一变，至于道’”。这表明他特别强调华夷之别，并且对鲁不从夷狄的做法深表赞赏。他甚至还认为《春秋》含有夷狄乱华之义。他说：“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最后，他还直接运用《春秋》攘夷之义来分析时事。他指出：“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50］
总之，南宋诸儒治《春秋》主在攘夷，是史学经世的最显著表现。它表明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士大夫为了国家和本民族的利益，以华、夷有别来表达其爱国之心，并且以此来唤起民众和督促统治者保家卫国，以维护本民族利益。虽然在今天看来，该思想有一定的狭隘性，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它是时人结合时事的基本看法，是时人思想的直观表露，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
三、当代史中体现的华夷之辨思想
与南宋诸儒讲求正统、阐发《春秋》攘夷思想相呼应的是，南宋史家在其所著当代史中，亦表现出了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
王称在其纪传体史著《东都事略》中，附录有辽国（上、下）、金国（一、二）、西夏（一、二）、西蕃和交趾传。其中在该书卷123卷首《总叙》中，他首先肯定自古以来，中国就与外夷并存。他说：“甚矣！中国之有夷狄也，蛮夷、猾夏见于尧、舜之时，昆夷、狁见于文王之世。夫尧、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犹未尽率服，则后世可知矣。在汉则有匈奴之强，而唐亦有突厥、回纥、吐蕃之暴。汉、唐尚然，则非汉、唐又可知矣”。接着他概述了北宋与辽、夏和金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且尤为注重北宋后四朝历史。他指出：“神宗雄才大略，有开拓四夷之志。虽复地于熙河，寻败师于灵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议。绍圣复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谋取燕云，驯致金兵扰我甸服，斫丧帝室，屠害生灵，而二圣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来，为中国利害者也”。由此可见，王称对北宋亡于金的历史过程深感伤痛。在具体回顾总结宋与辽、金关系时，他认为信义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础。如在卷124《辽国传》后的“臣称曰”中，他极力称颂真宗和仁宗两朝能以信义与辽和平相处。他说：“真宗以礼币结隆绪，仁宗以信义怀宗真，圣人一视同仁，兼爱南北盖如此”。而在卷126《金国传》后的“臣称曰”中，则说：“女真以戎虏遗绪，崛起海陬，乘天祚暴昏，谋殒厥祀。是时中国承平日久，大臣喜开边事，首纳良嗣之叛，以图燕壤之复。又听张觉之归，以启狂虏之釁，自是中国弱而夷狄强矣。然蔑弃信义，犯我畿甸，邀索金币，济其贪毒，于斯时也，国何以支，而民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国武备盖不可一日而忘也”。在此，王称主在痛斥宋臣轻易开边纳叛，导致金弃信义，索要财物，侵占宋土，原有的以信义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格局从此被破坏，因此他认为朝廷需要始终讲求武备。在卷129《西蕃传》后的“臣称曰”中，王称甚至认为：“夷狄，禽兽也”。在此王称已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这种看法显然是走向了极端，是不正确的。
徐梦莘广泛搜罗野史及其他相关文书二百余家，编成《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以记述宋金通和用兵之事。其间他不仅如《自序》所言，采取“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的取材编修原则，使宋金官私著述的原貌大多能够得以保留，而且他还在该书《自序》之首便说：“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昔在虞、周，犹不免有苗、狁之征。汉、唐以来，如冒顿之围平城，佛狸之临瓜步，颉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盛，则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可见他是怀着强烈的亡国伤痛之心在编撰此书。书中他多采用《春秋》笔法，如对宋金国书往来不仅皆有定称，而且无论时间先后，宋致金的“朝廷国书”总在前，“金人国书”总在后；宋朝皇太后、皇后之死曰“崩”，金国皇帝之死曰“殂”；金人侵犯某地曰“寇”、“犯”等等。此外，该书于“靖康之难”纪事之后，在卷96至卷100特设“诸录杂记”以汇聚时人的记载及看法。在徐梦莘选录的时人对祸乱之由的看法方面，时人认为北宋后期奸臣误国是主要原因。同时，朝廷与金结盟无疑是失策之举。如徐氏征引的赵子砥在《燕云录》中就论说道：“宣、政以来，朝议所失者，远结金人，近灭契丹之过也。金人既并其国，我朝虽厚其赐予，重其和好，必来袭我治安。盖初取契丹，实意图我国，况开其路而引之耶！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迩来遣使数辈，皆不得达。刘彦宗曰：‘金国只纳楚使，焉知复有宋也！’则是吾国之与金国，势不两立，其不可讲和明矣”！在此赵子砥表现出了极强的夷夏之防观念。又如《小臣孤愤野录》的作者在其书《总叙》中指出，他汇聚重编时人所著，如丁特起的《孤臣泣血录》、袁彦范的《痛定录》、《尝胆录》、李纲的《传信录》以及《择术斋记史略》等，主要目的是：“悉著奸臣蔽主误朝之实”，使“志士仁人复不共戴天之仇，刷四海九州之耻”。可见该书作者亦具有强烈的复仇攘夷意识。总之，徐梦莘以遭受“靖康之难”的时人记述来直接反映宋金战和之事，这种做法的本身，就体现出他对金所作所为的痛恨之情。
李心传在编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对有关金国文献明显持贬斥态度。如他在《要录》正文部分，对“金复取河南诏”仅选取了“非朕一人与夺有食言，恩威弛张之间，盖不得已”十数字，而注文在用《绍兴讲和录》存录诏文之时，亦认为：“其词悖慢如此。……其诋斥之词三百六十三字，已削去，要当更删削附书之。”［51］可知正、注文对原诏均有所删削。又对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记的“呢玛哈狱中所上书及金人诛呢玛哈诏”，李心传认为：“其文鄙陋，他书无其事，今不取。”［52］凡此等等。可见李心传在编修《要录》时，以金人文献词语悖慢鄙陋为由，对其多加删削，这种做法实质是李心传具有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的体现。
总之，南宋史家在编撰当代史著时，对强邻金等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华夷之辨思想，无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四、南宋人的忠节观
历经“靖康之难”和艰难中兴的南宋官僚士大夫，深深觉察到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多么需要有“气节”之士和“专心于主”的“忠臣”。基于对亡国之痛和强邻威胁的深刻认识，时人洪迈指出：“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53］正是出于这种在全盛之际，北宋却突遭丧家亡国之难，其间许多忠义仁人之士却被束缚而难有作为，对此南宋时人深感痛愤惋惜！于是在整个南宋时期，褒扬忠节，倡导树立忠节观念的社会风气一直很盛。
一方面，许多史书把褒扬忠义气节之士作为修撰主旨之一。如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自序》中指出：“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当其（指金兵）两河长驱而来，使有以死捍敌；青城变议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其凶焰而折其奸锋。惜乎！仗节死义之士仅有一二，而偷生嗜利之徒虽近臣名士，俯首承顺，唯恐其后，文吏武将望风降走，比比皆是。使彼公肆凌籍，知无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基于此，他著书的目的是：“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该书中所征用的《李若水逸事》、《刘怀德死节录》、《杨庐州忠节录》及《续录》等等，便是为了直接表彰这些忠臣义士。
同样，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亦以“表忠义，崇死节”作为其修撰主旨之一。李心传不仅直接征引此类史书作为史源，如王杨英的《靖康建炎忠义录》、龚颐正的《中兴忠义录》和张钧的《续中兴忠义录》等等，而且在中原诸府如中山、北京、濮州、延安府、晋宁军和徐州等相继沦陷之时，他均将有关忠臣节义之士的事迹详细加以叙述。尤其像他在《要录》卷42高宗绍兴元年二月末，还特别指出：“关陕之陷也，士大夫守节死义者甚众”，为此详列有刘化源等九位忠臣义士的事迹。
再如王称在《东都事略》中专门设有《忠义传》，记述忠义之士20余人的事迹。在该传《总叙》中，王称论道：“《语》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则舍生而取义。’信哉！盖死者，人之所难，而得其死者，尤难也。世治，则忠义之士作其荣名；世乱，则忠义之士其节乃见。主忧臣辱，义在必死，不以祸福动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诚烈丈夫也哉！乌呼，祖宗以来，忠义之士以身殉国者非无其人，仅有之而已，盖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难，则守死仗节之士见矣，此所谓板荡识忠臣者欤”！从中可以看出，生活于南宋初期的王称，是极为推崇讲求仁义的忠烈之士的，并且他认定靖康之难中着实涌现出了这样为数不多的忠节之士。在该书的《李若水传》中，王称特意议论说：“若水之忠节，凛凛如此”！不过，对有人言李若水劝钦宗出郊为其“疵病”之事，王称为了“全其名而重其死”，便采用了《春秋》为贤者讳的笔法。王称这样处理，很显然是更推崇李若水颇重名节的一面，这说明王称注重忠臣义士在名节方面的表现。
另一方面，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重构忠节观，将忠义分为死节和死事。其中死节指“全节之士”，死事则指“其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但“战没者不得与也”。他还在该书体例、内容、用词和议论等方面褒忠批逆，宣扬“忠臣不事二主”思想。随后，南宋陈亮在其著《中兴遗传》所分十二门类中，亦包含死节和死事。其中属于前者的有李若水、刘、孙傅、霍安国和杨邦义；属于后者的有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刘竧和徐徽言。［54］至元人编修《宋史·忠义传》时，则完全袭用以上分法，并且还认为死节、死事“宜有别”。［55］可见，宋人在对忠义的区分标准上更加具体化了。
最后，许多坚守“忠臣不事二主”信念的南宋士人，不承认由金人扶植的楚政权和齐政权，而始终拥戴偏安一隅的赵宋政权。如王称在《东都事略》卷122《僭伪传·张邦昌》末议论说：“邦昌之僭，良由胁迫。及金骑已退，乃纳政孟后，归玺康王，其心亦可见矣。然圣人之大宝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秋》之法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特严焉，苟于大位而不问，而曰彼胁迫也，是岂《春秋》之志哉？然则邦昌之死，其亦合于《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可见王称认为张邦昌由金人扶植称帝，实不合《春秋》之义。同样，由杨尧弼撰成的《伪豫传》，其《序》明确指出：“谨按《春秋》大法，圣人书于经，褒贬善恶彰著，以昭示后世。……今豫虽废，得免万死为幸。然尚称伪齐，若不诛绝，何以昭示惩戒？当削其僭号，贬其官，除其姓氏，作《伪豫传》，以为乱臣贼子之戒云。”［56］可见杨尧弼编撰此书，旨在申明《春秋》大义，痛斥刘豫称帝之非。同时，在《中兴小历》中，熊克记述刘齐史事，则多直呼为“吠尧之言”。［57］李心传对“颇行于世”的《伪齐录》（2卷），不仅多有详辨，［58］而且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征引该书和《伪楚录》时，则多采取节略、不录或者辨伪等方式，以示贬斥。如对于刘豫建齐称帝册文，李心传在《要录》正文中仅节略记述，并在注文中对此解释说：“伪册文不足辱书，姑摘其一二以补史阙。”［59］凡此等等。
总之，正是由于南宋士人崇尚和褒扬忠节观念，因此到南宋末，在抗元斗争中便涌现出象文天祥、陆秀夫等一大批忠节之士。其中如文天祥在其著《指南录后序》中写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60］可见，正是由于文天祥以“舍生取义”作为立身报国之志，因而在抗元斗争中体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英雄气概，其事迹至今仍广为传颂。
§§§第三节崇尚义理的史学观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绪言》中指出：“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基于此认识，他认为晚周、六朝和两宋是中国史学达到兴盛的三个时期。［61］情况确实如此。以南宋而言，在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和浙东事功之学等思想学术的推动下，崇尚义理的南宋史学得以迅猛发展。这些治史者尝试运用新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唯重史实及天命史观中解放出来。他们将“道”或“理”等哲学概念引入历史学，从而使史学在历史观、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此问题，前揭吴怀祺、汤勤福等先生均有全面深入的论述，今在参考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颇具代表性的朱熹和吕祖谦等人的义理化史学观加以剖析。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他义理化史学观形成的过程。他的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其历史哲学，而其历史哲学的最高层次是天理论。他指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62］即理决定天地万物及人类活动。他又指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万一山河天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63］这说明理具有永恒性。同时，朱熹指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64］并且说：“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接事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65］如此，他便将天理纲常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认定社会历史是由理决定的。此外，他认为在天理规范下，历史发展有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唯有圣人有“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66］的本领，这种本领便是心术，即圣人的主观意志。由此可见，朱熹历史哲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具有多层次结构和较为完整的体系，不过其核心是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