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的历史哲学沿袭了程、朱的天理史观，视天理纲常为历史兴衰的支配者。他认为理在天地间，理在人事内。对此他指出：“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39］并且要求：“夫万事莫不有理，学者当贯通之以理。”［40］同时，他还认为“道即理”。他说：“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国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外有待于冥求而后得，正以日用常行者无非道，故取象于人所共由之路，而以道名也。”［41］又说：“夫道，即理也。粲然于天地间者，皆理也。……谓理为道者，正以人之所常行，欲人之晓然易见，而非超出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42］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黄震在分析六朝历史时，明确指出：“六朝乍起乍灭，生民涂炭，推所自来，实源于三纲沦、九法斁，而君臣上下之义不明也。”［43］亦即六朝盛衰主在于天理纲常不明所致。对于治史明理的目的，他突出强调致用。如他在读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时言：“（王安石）乃尽坏祖宗法度，聚敛毒民，生事开边，卒乱天下。……夫学者将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经，治道之根源；诸史，行事之龟鉴。”［44］在此，他不仅深刻反思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因，而且还把史学的鉴戒功用与作为治道之本的“六经”相提并论，以便强调其致世功用。他编就的《理度二朝纪要》（1卷），又名《古今纪要逸编》，记载理宗朝贾似道、杜范、崔与之、唐璘、王万、洪咨夔等大臣事迹，与《戊辰修史传》内容有重复。对于该书，明人郑真所题“识语”指出：“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间多特笔。公于理、度两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终也深矣，斯其善学《春秋》者哉！”可见该书注重总结南宋衰亡的历史，此也是黄震突出史学鉴戒功用的最明显例证。
总体而言，以上三位理学家在历史哲学方面均突出天理的作用，他们不仅依此观点为指导而私修有相关的史著，而且他们均参与过官方的修史活动，倡导秉笔直书。具体而言，朱熹于光宗绍熙五年十月兼任实录院同修撰，他对当时修史弊病提出过尖锐批评。他说：“近世修史之弊极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第二年，前所书者不知其尾，后所书者不知其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迁他官，遂空三四月日而不复修者。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事实，而竟无至者。……其首末杂手所作，不成伦理。”［45］又说：“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46］可见当时设馆修史的确存在诸多弊端。为此，朱熹认为作史应象《春秋》一样，把“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里”［47］。
吕祖谦曾对孔子之前的古代史官不旷职、“司公议”赞赏有加。他说：“春秋之时，王纲解纽，周官三百六十，咸旷其职，惟史官仅不失其守耳。……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胥虐，人之类已灭，岂能复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因乎”？他最后赞叹道：“大矣哉，史官之功也！”［48］他在朝参与重修过《徽宗实录》和编修过《四朝国史》。他修史极为认真负责，他曾说：“史事以文籍不备，缺遗处极多，但是非邪正所系，不敢草草也。”［49］这说明即便是史料有残缺，他认为也应认真编修，并且突出是非邪正。此外，当他具体谈及《四朝国史》诸志仍不完备时，则指出：“史事诸志，自冬春来，虽各粗成篇沓，然首尾不完，节目断绝，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办，第恐抵牾处多耳。”［50］这表明他对《四朝国史》诸志的编修质量极为关心。
黄震参与编修过宁宗和理宗朝国史、实录，《戊辰修史传》（又名《戊辰史稿》）（1卷）是他在史馆时所作的部分修史底稿。该书内包括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和李心传六人的传记，其间黄震在对诸人史事加以客观论述的同时，亦对其行事多加褒扬。如他论及真德秀时，曾说：“自庆元权臣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周、程、朱、张诸儒，皆显禁以绝其书，斯文几至坠地。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而续之，行于身，诵于朝，发施于政事，伪学之禁开而正道遂彰明于天下，多其力也。”［51］可见他对真德秀能够重振理学给予了极高评价。
当然，理学家的史学观及其治史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人，但以此三人较有代表性，故在此重点加以论述。
三、偏爱文辞的文学家治史
唐代刘知几言：“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52］基于此，他认为优秀的史著必须具备文质并茂的特色，但史著同专讲立意修辞的文学著述毕竟有别，不能因讲求语言、文字技巧而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性。对于唐初设馆修史后大批文人参与修史之风，他批评说：“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字）、孔璋（陈琳字）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53］
刘知几所揭示的情况，在以设馆修史的两宋同样存在。早在北宋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熟，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基于此，他指出：“今徐观其所著，则增事损文固未能皆如所陈，往往一事数出而其大致则同，可以刊省从一者甚众。”［54］在吴缜所撰的《〈新唐书〉纠谬》20卷20门中，就指出《新唐书》中的错误达450余条，而其中大多数属错漏抵牾方面的。刘安世亦指出：“《新唐书》好简略，事多欝而不明。其《进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其病正在此仄以为工，何哉？”［55］此外，对于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吴缜同样撰有《〈五代史〉纂误》以纠其失。清四库馆臣对《新五代史》亦评论说：“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56］
至南宋时，朱熹对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偏重文辞而轻视史实的现象批评说：“《新史》（指《新唐书》）最在后，收拾得事须备。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刬地说得不条达。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语，刬地说得不分明。”［57］朱熹甚至认为欧阳修史识“浅”。据史载：“（黄义刚）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58］朱熹在此虽按自己的标准来品评欧阳修，不免有失公允之处，但欧阳修修史时偏重文词而轻视史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晁公武在批评欧阳修和宋祁时指出：“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焉。”［59］此外，叶适在评论欧阳修用《春秋》法修唐五代《帝纪》时指出：欧阳修不备考《春秋》三传而杂用之，“于《纪》则有掩鬱不详之患，于《传》则有掠美偏恶之失，长空言之骄肆，而实事不足以劝惩，学者未当遵也。”［60］又在评论宋祁所撰《新唐书》列传时言：“《新史》诸传好以刻削简约为功，又必易本语之质俚以从雅驯，反堕褊迫，故可观者殊少。”［61］可见叶适亦对《新唐书》注重文辞表示不满。时人汪应辰还撰有《唐书列传辨证》20卷。汪氏“专攻列传，不及纪、志。以元祐名贤谓列传记事毁于镌削，暗于藻绘，故随事辨证之。”［62］可见南宋时人对欧阳修轻史实而重褒贬，以及宋祁轻史实而重文采之失广为批评，并尽力加以辩证。
整个南宋时期，随着史官的频繁迁改，使得不少文学家参与了官方的修史活动，如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和陆游等等。期间，陆游曾前后三次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并且提出了修史原则：“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谀辞；以众论所存，刋野史小说之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63］此外，他私自撰有《新修南唐书》。陈振孙称其“采获诸书，颇有史法。”［64］清四库馆臣虽对其体例有所指责，但又认为：“读其书者，取其叙述之简洁可也。”［65］以上诸人对陆书在叙事行文方面的成就均予以充分的肯定。不过，以诗文见长的陆游在编修《南唐书》时，正是由于过于追求叙事用词简洁，因而对南唐的文物典制以及重要人物如汤悦、名僧如应之等缺少记载，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偏失。
同时，南宋还涌现出一些精熟典制的博洽之士，他们同样以文名世。他们中的不少人参与了官方的修史活动，如熊克、汪藻、洪迈和王应麟等等。在修史方面，他们虽具有博洽之长，但亦有自身不足。如熊克虽则“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66］但他编修并上进朝廷的《九朝通略》（168卷），其记事被时人批评说：“简要不如徐度之纪，详备不如李焘之编。”［67］同样，对于现今传世的《中兴小历》而言，它作为李心传编修《要录》时的基本依傍之一，那么该书纪事又如何呢？细阅《中兴小历》，则不难看出；其一，熊克修史虽注意到史实的完整性和贯通性，但疏误之处甚多。对此，李心传在《要录》中对《中兴小历》驳正条目达近500条，此可谓是熊克的最大缺失。其二，熊克剪裁有所失误。如《中兴小历》卷18绍兴五年二月辛丑正文载有“伊川三魂”，即赵鼎为真魂，王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迁魂。李心传则在《要录》卷88同年夏四月壬申纪事中仅对此作为附注，并加以说明：“案此皆一时诋诮之词，今不取”。最后，《中兴小历》中还偶存诗词。如建炎四年五月张孝纯担任伪齐相，宇文虚中赠诗为：“闾里共惊新素发，儿孙将整旧斑衣。”［68］总之，熊克虽博闻强记，精熟典制，但在修史时因自身偏爱等因素，难免存有一定偏失。
汪藻（1079—1154年）早年即以文名，在当时与胡伸被称为“江左二宝”。他“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69］黄震言其“平居议论则鄙经学而尊词章”。［70］绍兴八年他曾编成《元符庚辰以来诏旨》665卷，后汤思退进呈《徽宗实录》时称：“比修实录，所取十盖七八”。［71］今存《靖康要录》（现通行有16卷本和12卷本），原名《孝慈渊圣皇帝要录》，记事始于钦宗潜邸，终于靖康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帝位。诸家书目皆云“不著撰人名氏”，据王德毅先生考证得知，其作者实为汪藻，并且此书“又名《靖康诏旨》，为《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的一部分。”［72］今细读该书可知，一则该书详细载录有钦宗朝圣旨、百官臣僚章奏以及作者亲历的重大史实，此无疑是研究该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北宋末，在金军围攻汴京期间，汪藻正处城内，并且曾经随皇帝亲赴金营求和，后由张邦昌请求放归。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这次重大事件，其中所记当较为可信。如靖康二年正月九日晚，金军元帅派遣使臣想要钦宗再出议和，加金主徽号。汪藻在该书卷15接着记载道：“贼遣高尚书者持书来，高奏云：‘陛下不必亲出，姑为书。或遣亲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独以为必须亲出，上信之。因归都堂，自草敕曰”云云。这表明钦宗再次出郊议和，完全是何的主意。又如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金帅令开封府捕取权贵戚里婢妾以及倡优等，作者在该书卷15记述该事时道：“婢妾者至府，则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钗粉，冠插鲜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观者莫不歔欷陨涕，此皆内侍邓珪之谋也。”在此作者揭示了内侍邓珪献媚金人的丑恶行径。其他有关金人强行索取金银财宝等物的详细数目在此书中亦多有详细载录，在此不再例举。二则是作者“褒忠义”的思想极为突出。钦宗靖康年间，金兵两次南下并围攻北宋都城汴京，这期间就涌现出许多北宋军民英勇抗击金军的动人事迹。对此，如作者在该书卷9靖康元年七月十日记载有王禀、卷10同年九月七日记载有竧、卷14同年末记载有霍安国、卷15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记载有刘竧、二月七日记载有李若水，以及在卷16同年二月十四日记载有孙傅、张叔夜等誓死抗金之事。同时，作者在卷16同年三月六日还记载有吴革谋划起兵反对金立张邦昌为帝而被杀之事。最后，也许正是出于存录原始诏旨、奏议等史料的缘故，因此，该书未对史料做适当的加工剪裁。在对一些史事的编排方面，也只是极为简单的处理。如该书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先记有郭京事，随后仍在正文中以“又云”记当时另一传言其欲“用六甲法生擒二酋”事。又如作者先在卷15靖康二年二月七日记“李若水卒”事，并在事末表明“别录在后”。随后则在卷16同年二月十四日再次追记若水事。
总之，以上这些精熟典制的博洽之士虽亦主张据实直书，但偏重文辞而失于剪裁的修史倾向则在其编修的史著中多有体现，这是我们在研读该类史著时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数量众多的史家队伍
南宋史学之所以繁荣兴盛，与当时为数众多的官僚士大夫积极从事著史活动密切相关。在此我们按照是否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对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们进行必要分类，并且对他们的事迹加以详细探究。
一、变动频繁的史官队伍
南宋史官制度在北宋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南宋初始，伴随着朝廷的政治军事活动，高宗随即诏命重设史馆，任命专人从事修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