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南宋史官阶层的人员构成多为兼职。史官选任主要是通过由馆职人员兼充；皇帝亲自选任；别职转任，以及大臣荐举等途径来进行。其中除前两种主要渠道之外，大臣荐举有修史才能者充任史官，则是南宋史官构成中特别突出的现象。如早在高宗建炎四年七月，礼部尚书谢克家等奏请，将范祖禹所著《仁皇训典》和《帝学》二书令寓居衢州的祖禹之子冲勘读投进，朝廷从其请。［128］至绍兴四年，经由常同奏请，赵鼎和朱胜非极力推荐，高宗于是告诉宰臣朱胜非等说：“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修订。著《唐鉴》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来，令兼史事。”［129］随后范冲被任命直史馆，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又如孝宗乾道三年，四川制置汪应辰奏请：“窃见左朝散郎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悉已成书。于《实录》、正史之外，凡传记小说，采摭殆尽。考其异同，定其疑谬，精密切当，皆有依据。其太祖一朝编年，已经投进，蒙付国史日历所外，所有太宗已后文字，伏乞朝廷给札付本官抄录，发送秘书省校勘，藏之秘阁”。朝廷依其奏。［130］到该年八月，李焘被召至临安，并担任了国史院编修官。后来已担任史官的李焘还荐举尤袤、刘清之等十人为史官。［131］再如和州布衣龚敦颐，尝著《符祐本末》、《元祐党籍列传谱述》等书数百卷。淳熙十三年经洪迈奏请，特补上州文学，并且“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132］此外，李心传经崔与之、许奕和魏了翁等前后23人举荐，至理宗宝庆二年，以布衣身份赴临安，次年被特授秘阁校勘。绍定四年正月，他正式兼充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凡此等等，均说明在大臣的荐举之下，一些具有史学才能的史家进入了史官队伍，从而使官方的修史进度和修史质量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第三节南宋治史者的群体化特性
作为史家构成的特殊形式，史家群和史官群既是南宋史学发展繁荣的必然产物，又是南宋史学繁荣兴盛的具体体现。
一、形式多样的史家群
虽则史学传家传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极为常见，但至南宋时，多种形式的史家群体便同时出现了。它们大致有：以家族为主体的家族史家群；以师承关系为主体的师门史家群，此如陈傅良及其弟子蔡幼学、叶适、朱黼、曹叔远和徐筠等等；还有以地域为中心的地缘史家群，如四川就有李焘、李壁、李、杨仲良、彭百川和杜大珪等形成的眉山史家群。不过，在此我们重点论述以家族为主体的史家群。
南宋史学传家风气颇浓，并且形成了以本家族为主体的治史群体。这些群体成员，不仅各自史学研究成就突出，而且他们还形成了本家族的治史特色。此如徐得之、徐筠、徐天麟和徐梦莘之家学，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和洪偃之家学，胡安国、胡寅、胡宏和胡宁之家学，以及李焘、李壁和李之家学等等。在此不妨以李焘父子史家群加以重点分析。
在家学渊源方面，南宋孝宗淳熙时期，“尚苏氏，文多宏放。”［133］从而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134］的繁荣景象。时人朱熹对此亦感叹道：苏氏之说“流传四方，学者家传而人诵之。”［135］同为眉山籍的李焘父子，尚慕苏氏，并进而继承苏氏遗风则自在情理之中。周必大在对李焘所作的挽诗中指出：“父子才名震蜀都，家风人道似三苏。不知岷岭英灵气，底向眉山特地殊。”［136］真德秀在《李壁神道碑》中亦指出：“惟眉山自苏氏父子以文章冠宇内，而颍滨遂践政席，为元祐名辅臣。甫若干年，而文简公出，以海含山负之学，松劲玉刚之节，标式当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学，文采议论震耀一时，公亦与闻国政，人谓有光苏氏。”［137］我们知道；苏氏父子以文学名世，并且“博通古今，贯穿经史”。据苏辙言，苏轼年轻时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138］在科举入仕方面，苏洵虽举进士、制科皆不中，但其回乡闭门苦读，并且力教二子。苏轼22岁便中进士，26岁中制科优等。苏辙19岁中进士，23岁试贤良，中次等。而在史学方面，蒙文通先生在论述“新学、洛学、蜀学与史学”关系时指出：“北宋三家，惟苏氏能不废史学。二苏自述家学，皆谓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又“苏氏延北宋一线史学之传，俾蜀之史著，风起云蔚，其为教亦宏矣。”［139］确如其言，如苏洵在其著《史论》中，谈及经、史关系时指出：“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140］从而说明经、史两者体例虽有不同，但在功用上则可以相互依存补充。由此以至于雷简夫见苏洵《史论》而以为“真良史才也”。［141］又如苏辙撰有《古史》60卷，《自叙》称：“录圣贤之遗意以明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朱熹称赞该书说：“近世之言史者，唯此书为近理。”［142］由此可见，苏氏父子重视史学，尤其注重史论。
受苏氏遗风影响，李焘于高宗绍兴十年便有志于贤良方正之学，以所著《通论》50篇晋谒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张焘，请其举荐，而未能如愿。随后他又让其子垕和塾应举。最终仅李垕于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中举，而李塾未能如愿。在淳熙二年闰九月王淮和周必大荐举李塾的奏札中，就有：“臣等伏见布衣李塾，博闻强记，经史百代之学无所不通，议论英发，有补治体，而敏识特操，蜀士所推。盖塾，眉山人也，与其兄垕素师慕苏轼、苏辙之遗风，是以俱有志于此，求之流辈，未见多得。”［143］可见李焘二子应试制举确有尚慕苏氏的因素。同时，李焘编有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三卷。孝宗淳熙四年七月，在讨论两学释奠时，李焘建议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黜王安石父子。［144］其子李壁认为苏洵“学综六艺，词雄百家，通于王政，达于权事”，于是为苏洵请谥，为苏洵《太常因革礼》作序，为对包括苏洵《谥法》在内的《六家谥法》作跋，还为苏辙《古史》作跋，以积极宣扬苏学。［145］李于理宗端平二年正月，奏请以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和程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146］这表明李焘父子极为看重苏氏的学术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李焘父子在家学渊源上以尚慕苏氏及其学行为旨归，从而在时人看来，其家学确实继承了苏氏遗风。对此，叶适明确指出：“蜀自三苏死，公父子兄弟后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学。综练古今，名实之际，有补于世，天下传以继苏氏。”［147］在治学尤其是治史传统上，李焘父子继承苏氏传统，博通经史，贯穿古今，并且注重探求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以阐发史学的鉴戒功用。不过，苏氏虽开四川史学风气之先，但其治史多偏重前代史，强调以古讽今。而到南宋时，出于总结北宋亡国之痛和南宋中兴的时代要求，加之李焘父子均做过史官，故其在治史偏重上，则以当代史为重点。对此，周必大在对李焘的挽诗中就明确指出：“经学渊源史笔高，文章余力埒风骚”，“鸣佩甘泉不乏人，谁能博古复通今。”［148］在此周必大对李焘兼通经史、博通古今的才学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史书编修方面，司马光为李焘著史提供了具体范例，加之李焘生活在“是元祐，非熙丰”这一南宋特定时代里，因此，他必然会推崇司马光及其涑水史学。早在20岁时，因崇尚司马光、范祖禹的学行，李焘便著有《两汉鉴》，以“鉴往日之兴衰，知当今之得失”。后又著《六朝通鉴博议》，编有《司马光年谱》。其子李则著有《续帝学》。此后李焘与其子均曾奏请以司马光等从祀孔子庙庭，并建议罢祀王安石。在李焘知成都府双流县时，他还重编司马光《百官公卿表》，成142卷，“《长编》之书，盖始于此”［149］。编修巨著《长编》时，更是“义例悉用光所创立”。［150］并且当淳熙四年李焘完成元符至靖康间《长编》时，孝宗称赞其“无愧司马光”。［151］因受司马光等治史传统的直接影响，李焘父子撰有多部当代史著。除《长编》和《百官公卿表》之外，李焘还编修有《本朝事始》2卷、《〈建隆遗事辨〉》1卷、《四系录》20卷、《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李壁在开禧北伐前，撰有《中兴十三处战功录》1卷。宁宗嘉泰三年，又编成《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50卷。李编修成《皇宋十朝纲要》25卷。这均表明李焘父子在治史传统上立足于当代，并且注重史学的鉴戒功用。
李焘父子治学兼通经史，精于诗赋。不过，他们各自在学术研究的偏重上仍存有差异。其中李焘本治《春秋》，他曾撰《春秋学》10卷，与弟子谢畴同定《春秋古经》1卷。又撰有《五经传授》1卷。此外，他还精通小学，撰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10卷。诗文方面，则有《诗谱》3卷等。李壁和李本治诗赋，李壁在宁宗开禧三年至嘉定二年谪居抚州期间，因“嗜公（王安石）之诗，遇与意会，往往随笔疏于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辑”，［152］最后撰成《王荆文公诗李壁注》50卷。刘克庄评论该书说：“雁湖注半山诗甚精确，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153］真德秀则评价李壁的诗作为：“知诗者谓不减文公”。［154］可见李壁在诗歌方面很有造诣。同时，李壁和李又师从理学家张栻和刘清之。在张、刘二人指导下，李氏兄弟在理学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俩为蜀学和洛学的融合会归还做出了相当大贡献。［155］
最后，李焘父子的历史观，则与他们的仕途之路密切相关。其中李焘因为对秦桧专权误国深恶痛绝，并拒绝秦桧延招他，从此在地方被埋没长达20余年。李壁因在开禧用兵时附会韩侂胄，从而在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几次被贬黜，甚至放归故里。李曾被列入“庆元伪学党籍”。虽则如此，李焘父子始终积极参政议政，并且被当朝皇帝时加重用。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富的从政经历，又都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因此他们的历史观与其现实政治观紧密相连。如面对南宋孝宗立志恢复，但在客观现实又无法实现其志向的条件下，于是李焘提出“先自治以待时”。［156］同时他还主张“无变古、无欲速”［157］。那么他的这种政治主张，无疑是社会现实在他头脑中的一种直接体现。反过来，他对现实社会的直观认识，又会加深他对历史的深层认识。如李焘原本就“耻读王氏（安石）书”，并且主张废黜王安石、王雱父子从祀孔子。［158］因此他在编写《长编》时，便采取“是元祐、非熙丰”的主旨以编修北宋后60年历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其后李在编修成的《皇宋十朝纲要》中，由于他以《长编》作为其主要史源之一，又父子二人主张颇多一致，因此，他因袭的仍是“是元祐、非熙丰”的修撰宗旨。但对于李壁而言，在朝廷执政时就锐于进取，支持韩侂胄用兵伐金，又对于“典章制度尤综练”。［159］因此，他对曾积极从事变法活动的王安石及其学术并未全然否定。开禧北伐失败之后，他被贬至抚州，于是便为王安石诗作笺注，这在全面否定王氏新学的南宋时代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此亦与其家学传统不相合宜。元人刘将孙在大德五年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所作的《序》中就指出：“洛学盛行而欧、苏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诗几不复传，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声者往往可叹也。开禧参政雁湖李氏独笺临川诗于共惩荆舒之后，与象山记祠堂磊磊恨意相似，文章行意固各有必不可概掩者。”［160］刘将孙的评论还稍温和。及至清代，四库馆臣则极力贬斥说：“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坠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161］由此可知，李壁对历史和学术的看法，深受其从政经历的影响。
总而言之，李焘父子史家群在南宋有继承元祐之学，光复苏氏之称。他们以贯通古今之学，以精通经史之识而彪炳当代。尤其是他们在编修当代史方面成绩卓著，并对南宋眉山之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杨仲良和彭百川等人，则直接传承了其治学传统。
二、自辟僚属的史官群
早在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奉命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当时英宗批准他可以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自辟官属，并且允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于是他先后遴选了和川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攽和龙水县令范祖禹作为修史助手。此后，书局曾一度设在洛阳。由于有司马光的直接领导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经过十九年的艰辛努力，神宗元丰七年，他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之所以得以高质量地修成，完全与司马光自由遴选具有修史才能的得力助手分不开。其子司马康告诉晁说之说：“《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162］依据这种由负责修史者自辟史官，甚至设置书局，从而形成的史官修史群，由于在修史进度和修史质量等方面均比一般的官方设馆修史体制有明显优势，因此，南宋朝廷为弥补设馆修史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亦曾几次运用该形式编修官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修史质量和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