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南宋朝廷虽则有时委任少数专官加以修史，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史官多为兼职，史官职位变动极为频繁，从而导致具有史官身份的人数相当众多，由此亦造成朝廷虽则严禁官修史籍外传，但这些直接参与过整理和编修史书的人员，往往会利用职务之便，以获得官方史料，从而使得官方史料的保密性有所降低。如《中兴小历》卷29记载；邓名世“因擅写日历，为言者所劾罢去”。而对于刘仪凤，《宋史》卷389本传记载说：“（仪凤）奉入，半以储书，凡万余卷，国史录无遗者。”他终因御史张之纲论其“录四库书本以传私室，遂斥归蜀”。虽则如以上所举诸例，擅自外传史料的史官会冒罢官降职的巨大风险，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利用职务之便，依据所见及私自外带的史料，存录或编修有关史籍。如存留至今的就有：《高宗圣政草》是陆游编修《高宗圣政》之后，据所见资料追记形成的。［103］《戊辰修史传》及《古今纪要逸编》是黄震在史馆时所作的部分修史底稿。周必大有《起居注稿》。［104］另据时人所言，周必大其家在编其文集时，因为“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105］刘克庄有《宁宗玉牒初草》［106］。
此外，王炎曾花费十余年撰有记载北宋九朝史事的《东都纪年》30卷。他在该书《序》中称：“庆元三年八月，炎奉诏自太学博士入秘书省为郎。明年，兼实录检讨。寻入著庭为佐郎。又明年为军器少监而职兼检讨如故。于是金匮石室所藏，炎皆窥见副本”。于是他仿照汉代荀悦、唐代柳芳、吴兢于当代正史之外皆别自著书的做法，参校本朝《国史》本纪而撰成《东都纪年》一书。该书“于三朝《本纪》，其辞颇有所损；于两朝、四朝《本纪》，其事或有所増”，并且“视李焘《长编》、熊克《（九朝）通略》，炎不如其博；王称《（东都）事略·本纪》，炎窃病其简。丰约中度，炎固不能而私有志焉。又随所纪附以《提要》，为三十卷。《提要》之目有二：曰注，则有所辨。曰证，则旁叙其事也。”［107］由此可见，王炎不仅表明自己依据所“窥见”的国史撰修成了私著，而且书成后还上进朝廷。
刘时举在《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明确著明自己为“通直郎、国史院编修官”。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史载理宗淳祐四年九月为京学生，并同其他京学生、武学生等一起反对史嵩之起复。［108］《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凡15卷，记事起自高宗建炎元年，止于宁宗嘉定十七年，今仍传世。据明杨士奇言；他曾将该书与题名李焘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8卷、无名氏的《宋季三朝政要》5卷汇总在一起，总题为《宋鉴》。［109］清人朱彝尊为该书作《跋》则简称为《中兴通鉴》。［110］该书大致参取官方史籍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编修而成，并且因事附论。在选摘的诸人议论之中，参取《中兴大事记》议论最多。此外，还参取了《鹤林玉露》所记以详议毕再遇御敌有谋及韩侂胄无谋浪战而被诛事。至于该书最后议论部分，曾言及“理宗之立，犹能撑拄五十年而后亡”，清四库馆臣疑“似非时举原文”。笔者经细查，该语实出于元人陈栎，见于其著《历代通略》卷四。又该书虽以编年纪事，但记事颇为简略。这也许是受史源及编修原则的限制，从而出现一则仅宁宗朝干支记时较详，而其他朝极略的现象。另一则是除高宗朝之外，其他三朝出现类似纪事本末的叙事形式。不过，该书虽然记事简略，但刘时举的编修宗旨颇为突出。其一，明晰朝政变化。其间，刘时举对李纲的去留，赵鼎、张浚的作为，秦桧、韩侂胄专权等事，均加以详细论述。如在其书卷6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冬十月“秦桧死”条下，作者议论道：“罢兵讲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兴之业者，桧之罪可胜言哉”！同样，对于光宗感疾、理宗之立等皇室事，刘时举亦加以详细记载。如《宋史》卷40《宁宗纪》记载：宁宗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史弥远传遗诏立侄贵诚为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作“诏立皇侄贵诚为皇子”。而该书卷15则记载：“杨皇后、史弥远立贵诚为皇子，进封成国公，即皇帝位”。可见刘时举在此明确表明立理宗并非宁宗之意，而实为杨皇后和史弥远所为。其二，详明对外和战。其间刘时举对宗泽饮恨，曲端枉死，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璘等中兴名将之战功，毕再遇之有谋，均做了详细论述。又该书卷8孝宗乾道元年四月，刘时举记孝宗屡遣使请金还河南陵寝地、改受书礼而不果，其后有言：“盖上有志复仇，无能辅其志者”。最后，表明对时局的看法。在该书卷1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以“李纲、黄潜善为左右仆射兼御营使”条下，作者论说道：“纲为上谋，以乘舆幸南阳，上许之。黄潜善与汪伯彦乃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自古君子小人并用，其终也，君子必去，小人必留，盖至是中兴之规模一变矣”。在此作者深深感叹小人误国。又如该书卷8孝宗隆兴元年在记符离之败及至与金议和之事时，作者议论道：“将士闻之而奋，金人闻之而遁，是自符离既溃之后，其规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规模始沮于秦桧，再沮于史浩，三沮于汤思退之徒。至是陈康伯亦主和议，岂非天乎”？这是作者对时局逆转的伤感表露。再如在该书卷13宁宗开禧元年三月“韩侂胄欲用兵恢复中原”条后，作者言：“时军政修明，人心大喜，以为恢复之期可必。惜朝臣议论不一，不能成功，天也”！作者再次将南宋无法恢复中原归于天命。总之，刘时举在对南宋前四朝历史进行叙述总结的过程中，虽然体现出消极的天命论思想，但他为我们全面了解南宋前期史提供了一份可贵的史料，故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他担任过史官，或者从事过官方史料整理的修史人员，他们私自存留史稿，甚至依据所存史稿撰成史著的人还为数不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南宋官方修史虽然设有专门机构，修史人员实行定编定员，但在实际修史过程中，由于史官多为兼职，迁改又极为频繁，从而便出现了具有史官身份者极为众多的现象。而在这些参与过官方修史活动的众多史官当中，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参取官方史料编修史著，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南宋史学的繁荣兴盛。
二、来源多样的史家队伍
南宋时期，爱好史学，并且取得显著史学成就的史家为数众多，并且他们的构成相当复杂，来源极为广泛。不过，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有一定史学成就的史家，则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其一，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此种情况在前述江西史学中就表现得极为突出。仅如邓椿年帮其父名世续成《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在今存该书《序》中，邓椿年详细叙述说：“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学，虽饮食梦寐弗置也，尤喜称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勋业之懿，以诏子弟。故《古今姓氏书辩证》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书于宣、政之间，时讳学史，方贫贱中，无书检阅，阙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后稍铨次、増补之，盖成书于建炎之初。是时晦迹穷山，携幼避地无虚辰，昨给礼（当作札）上于法官者是也。然居怀未满之意。其后蒙恩备数太史之属者八年，始尽得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隐括次序之，稍稍备矣。绍兴辛酉冬，放归山樊，家书稍备。会韩衢州美成同寓临川，借其家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稽考参订之。及将易箦，谓椿年曰：‘姓氏未成全书，死不瞑目。’椿年泣奉以周旋，罔敢失坠。……乃尽裒手泽遗编断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即此本也”。可见为最终完成颇为满意的《古今姓氏书辩证》，邓名世父子则花费了许多精力。
又如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哲宗绍圣四年进士，为官时屡遭权贵贬斥，后辞官而归，潜心于经史，著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和《春秋传》30卷。其子胡寅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徽宗宣和三年进士，秦桧专权时遭贬责。在贬所致力于史学研究，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完成了《读史管见》一书。该书“议论宏伟严正，间有感于时事。”［111］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绍兴中以荫补官，因秦桧专政，不愿出仕，故终生以讲学著书为主。所著《皇王大纪》，“贯通经典，采摭史传，靡所不载。又因事而为之论，所以述去取之原，释疑似之惑者，至矣。”［112］可见胡安国父子所形成的家学传统，虽编修的均是前代史，但其寓意多及当代。
再如翟汝文字公巽，润之丹阳人，与叶梦得、汪藻和孙觌俱以文名。他风度翘楚，好古博雅，精于篆籕。家藏金石刻千卷，蓄六朝至唐名画甚富。北宋大观末，当时三代礼器稍出，学士大夫获识全古渐迹、先秦科斗字学。于是他建言：“今商、周礼器科斗文字灿然毕出，陛下方绍稽三代光明典礼，此独郁而未扬，疑有阙也。愿诏硕儒博闻之士稽正《六经》，考礼于夏、商之器，正字于鼎、彝之间，刬革缪伪，捜访失绝，使《六经》尊罍牺象之用，六书象形科斗之书，昭明炳焕，与《六经》相表里，以教后人，天下幸甚！”徽宗闻之大喜，并且下诏礼官详议以闻。但有司谓“事大功夥，旷日引时”。加之时值金军入侵，事竟不成。［113］翟汝文还参与过《哲宗国史》的编修。又鉴于范晔《后汉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于是“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撰成《东汉通史》50卷。［114］其子耆年字伯寿，亦好古博文，并且高尚不仕。曾撰有《籀史》2卷，时人陈振孙言：“裒诸家钟鼎图说为一编，颇有考究。”［115］该书现今虽仅存上卷，但结合尚存于清初王士祯《居易录》卷5中的全书目录可知，该书内容大致相当于一部古器物学与金文研究的简史，故其史学价值不容忽视。总之，具有一定家学渊源的史家还有许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其二，善于交游。如郑樵为完成通百家之学的意愿，他潜心在夹漈山埋头苦读多年。其间，他还常常走访藏书之家，借阅其家所藏。对此他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116］又如徐梦莘尝“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117］他不仅“通贯经史百家，尤熟晋、宋、南北、五代时事。自熙、丰、元祐以来名公奏议及出处，大致无不该综。作文皆有根据，用事精确”，而且在编修《三朝北盟会编》期间，还“宦游四方，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为编年之体。”［118］再如陈均相当重视“从贤士大夫游，以博其见闻”。他甚至“闻四方之士可与商榷者，不惮千百里，橐其书而从之，忘其道涂之艰，羁旅之苦也。”［119］对其品行，明人黄仲昭高度赞扬道：“陈均生长贵家而能力学好古，闭户著书，厉操甘贫，脱屣荣利，谓之笃行君子，可无愧矣！”［120］此外，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曾“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121］其他善于交游的史家还有不少，余不一一。
最后，刻苦自奋。如高元之字端叔，庆元府鄞县人，终生未仕。他少时家贫无书，得《易编》口诵不辍，数月忘盥栉。邻士有书稍借以观。其“性嗜书，家藏数千卷，手自点勘，宝之如珠玉。遇所未见，解衣辍餐，不计其直”。他“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说、阴阳方技、种艺之书，靡不究极。虽庸人一技可取，亦尽礼问焉！佛氏《大藏经》五千卷，读之再过”。高元之曾受《易》、《春秋》之学于程迥，不过，他“尤邃于《春秋》，博采诸儒所长，搜抉无遗。闻人有书，曾不惮远，裹粮徒步而求之，前后凡三百余家。订其指归，删其不合者，会稡为一书”，即《春秋义宗》150卷。据同乡好友楼钥言：“吾乡及旁郡之为《春秋》者，多出君之门，或其门人之弟子也。”［122］楼钥在为其所作的挽辞中还称许道：“百氏极旁搜，潜心老不休。邻光时自照，箪食谁堪忧！弟子多蓝绶，先生竟白头。凄凉数间屋，知我独《春秋》。”［123］高元之除撰有巨著《春秋义宗》之外，还撰有《后汉历志解》1卷、《扬子发挥》3卷等。
又如徐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官太常博士，终永州知州。虽则他的生平事迹极不详明，但他作为永嘉的经师宿儒，“论著满室，蝇头手笔，无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124］对于其《宋宰辅编年录》的编修动机，据章铸在该书卷首《序》中言：“谈者咸谓是书之成，可观世道。吁，岂惟是哉？观庆历之盛，则杜、富、韩、范之事业在所勉；观熙、丰之事，则荆舒之学在所惩。下不负所学，则景行先哲，区别邪正，以丕寅亮之规；上不负吾君，则追法前猷，吹齑往辙，益谨乎若时登庸之道。则是书有补于世，所以续皇家万亿年无疆之休，自此编年始，真作宋一经者也”。可见章铸对该书评价甚高。
再如朱黼字文昭，永嘉人，陈傅良弟子，撰有《纪年备遗》100卷，该书主在明辨正统。朱黼他虽长期独钓孤耕于南雁荡山，但在陈傅良的悉心指导以及贤母杨氏的支持之下，颇能“续史家之绪”，论撰不休。因此，陈傅良评论说：“文昭自为诸生，知名一世，屡举不第而业益修，谢客深居而士益附。”［125］其好友叶适亦指出：“文昭蓬累耕南荡上，山水迭重，声迹落落，人不知其能传陈公之业也。一旦此书（指《纪年备遗》）出，义理所会，宝藏充斥，遂为成学。……然则文昭岂徒以博习自是而已哉！后有欲知陈公者，于此书求之可也。”［126］宁宗开禧三年，建阳书贾魏仲举还曾摘录《纪年备遗》中有关割据战争部分编成28卷，并取名《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予以刊行。
其他如谯仲午字仲甫，蒲江人，少时便爱好文籍图书，不乐科举之学，而“沉潜经史百氏。谓三代而下，惟先汉近古，故于马、班氏书尤加意焉”。曾撰有《汉书补注》、《三国名臣论说》等。［127］
总之，以上诸种情况表明；这些治史者之所以能够成长为成就显著的史家，无不与他们所具有的家庭背景、社会交游，以及自身努力等因素有关。他们的社会来源，几乎涵盖了南宋社会的各个阶层，因而具有相当强的广泛性。
三、南宋史家的身份变动
一方面，对于史官阶层本身而言，即便如李焘、洪迈和李心传等被众人公认担任史官时间较长且专的人，其职务变动亦较为频繁。其中李焘在修史机构供职前后凡三次。第一次为孝宗乾道三年至六年；第二次为淳熙三年至四年；第三次为淳熙十年六月至十一年二月。总计不到六年时间，其间主持重修了《徽宗实录》和编修了《四朝国史》等。洪迈在修史机构供职前后亦三次。第一次为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第二次为孝宗乾道二年至四年；第三次为淳熙十二年至十五年。总计七年多时间。其间主修了《钦宗实录》和《四朝国史》。李心传在临安担任修史任务的时间是理宗绍定四年至六年；嘉熙二年至淳祐元年。总共近五年时间，主修《中兴四朝国史》。此外，端平元年至三年，他还在四川辟官置局，编修成《十三朝会要》。由以上三人担任史职的次数和时间可以看出，南宋整个史官阶层的职务变动相当频繁，由此造成了修史队伍无法保持稳定，修史进度难以加快，以及修史质量有所下降等诸多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