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存留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2和83中的有关宁宗嘉定十一年和十二年的《玉牒初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可备熟悉《玉牒》基本情况的真实资料。具体从其所载内容来看，与同样记载朝廷政令的《宋史·宁宗纪》相比，它突出记载了宁宗亲自处理朝政时的言行举动。仅以近臣多次进读《高宗宝训》和《续帝学》，并且缘此君臣聚议时政为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2《玉牒初草》记载，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徐应龙进读《宝训》至“昭慈皇后处瑶华亭”事。应龙奏曰：“兹事其初也，人定胜天。及其后也，天定能胜人矣。京城之变，昭慈已废居瑶华，不与北徙。既而垂帘听政，以位授之高宗，岂非宗庙社稷之灵护祐之乎？”宁宗曰：“当时宫中所谓厌胜者，乌有此理。”应龙奏曰：“惟其不信，即无是事。若汉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圣明，乃灼见无是理。”这是宁宗与近臣对孟后废居瑶华之事的直观评论。至该年同月甲寅，袁燮进读《宝训》至“上跋《晋王羲之书兰亭诗叙》，云览此《叙》，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燮因奏：“士大夫‘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最计利害。髙宗当绍兴元年金势方强，中国多故之时，发为圣训。今残虏未平，边烽未熄，愿陛下体高宗之意，激厉士大夫。”于是“上然之”。这是在当时正面对边郡与金战事，近臣袁燮特意引高宗圣训发论，其目的在于提醒宁宗能遵从祖宗训典，以便激励士大夫。至是月丙辰，徐应龙又读《续帝学》至“吕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为邪，以小人为君子，则不可”。应龙奏曰：“姜公辅天下，皆以为君子。而德宗乃以为卖直，卢杞天下皆以为奸邪，而德宗乃以为忠，乱亡相继，未有不由于是。”宁宗曰：“君子小人最为难知，彼小人者亦能发君子之言，当即其事而观之”。这是宁宗与近臣对选用人才的评议。嘉定十二年二月，袁燮进读《续帝学》：“崇宁三年，幸太学，遂幸辟雍，御制《辟雍记》。宣和四年，幸秘书省，次幸秘阁。”燮奏：“当时兴学崇儒如此，未几乃有播迁之祸，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颠倒，虽崇儒学亦无益。”柴中行言：“当时所作事，不过只是观美，初非务实，何以能免播迁之祸”。这是近臣对北宋亡国之因的深刻反思。凡此等等，无不表明《玉牒》重在详明帝王在处理皇朝大事时的言行举动，其间所显示出的现实政治功用极为突出。
三、注重言行讲说的言行录与讲义
对于言行录，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名臣言行录序》中指出：“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准的者，无自而入焉，则比之列传尤严也。”［47］按黄宗羲所言，可见言行录归属于列传，并且注重褒扬具有善行美德之人，以便使他们成为世人学习的典范。
南宋时，专记名臣言行的该类《言行录》风行一时。如章定编有《历代氏族言行类稿》60卷，“以历代迄本朝名贤言行之迹，类姓成编，凡一千一百八十九姓云。”［48］倪祖常为其父撰有《倪文节言行录》3卷，朱熹编有《八朝名臣言行录》，《宋史》卷421姚希得本传载其编有《续言行录》等。其中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指出：“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见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可见朱熹是出于有补世教的目的而选编此书的。韩淲就指出：“晦翁初年编类文字，如《语》、《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录》，皆可传。”［49］作为注重讲求道德修养的理学家朱熹，为规范时人言行，使其合乎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从而选取当代名贤的言行事迹作为范例，期望达到品德教化的目的。为此，在选材方面，他不仅特别注重从名臣的行状、墓志、遗事和家传等最原始材料中加以提取史材，甚至他还直接选取了与其体例相一致的《言行录》作为史材。如《王沂公（曾）言行录》、《郑介夫（侠）言行录》、《范忠宣（纯仁）言行录》、《刘安世言行录》和《安定先生（胡瑗）言行录》等。同时，在对具体材料的取舍方面，朱熹为体现其褒贬旨意，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清人蔡上翔就批评朱熹对王安石事迹取舍不当，致使王安石受诬。他举例指出：“凡诋荆公之语，文致缘饰惟恐不详，如《邵氏闻见录》所记公居钟山，恍惚见雱枷杻云云。生死轮回之说，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录》必备载之。称颂荆公之语，则删汰惟恐不尽，虽名德如濂溪，其称颂新政之言见于《墓碣》者，亦不使复存。”［50］由此可见朱熹所编的《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确存在一定缺陷。除以上所言之外，朱熹此书还有其更深层的寓意。宋末黄震在其著《黄氏日抄》卷50直接摘抄《八朝名臣言行录》内容，并在篇后评其旨归说：“此《录》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矣！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文靖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莱公决策亲往而边好久，王文正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韩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应该说，黄震对朱熹编著此书的真正意图分析的极为透彻。
继朱熹之后，李幼武大约在理宗时仿朱氏体例选编有《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8卷，以记述北宋末至南宋初29位名臣的言行事迹；别集26卷，记述南宋中兴时65位名臣事迹，以及外集17卷，记述43位道学名臣事迹。据清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5记载；该书前有赵崇硂《序》，外集前有《道统传授图》并程颐、司马光、尹焞、杨时、李侗、朱熹、张栻、吕祖谦诸像。崇硂为太宗长子汉王元佐九世孙，幼武为其外孙。李幼武字士英，庐陵人，其先世曾与黄庭坚有交往。因此，李幼武在该书续集之首选列了黄庭坚。而其余的28人中，一部分主要是北宋末党争中的谏官，如任伯雨、江公望以及丰稷等。另一部分主要是两宋之交献身于国难之士，如种师道、李若水以及张叔夜等。期间，李幼武在编选这些名臣的言行时，往往注重引录南宋诸儒如朱熹、杨万里、张栻乃至真德秀等人对他们的评价。如该书续集卷一记谏官丰稷言行，在选取的三条记事中，一为上哲宗疏，一为奏劾章惇、蔡京而被贬事，最后则引录朱熹所作的丰氏《遗事序》以表明朱氏的看法。在同书续集卷六记抗金死难之士郑骧言行时，李幼武全部引录朱熹、张栻和杨万里之论以褒扬其忠义之行。此外，李幼武还在该书续集卷二编选有许份、钱即等北宋末一般良臣敢言之事，从而扩大了名臣的选取范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典型的史料。又该书别集（上、下）选录的主要是南宋中兴名臣的事迹。对于这些中兴名臣，李幼武极力褒扬其功。不过，若其有缺陷，李幼武也不掩其过，并且时而还选录朱熹等当时名儒之言作为评论。如该书别集上卷十记载翁蒙之事，则主要突出翁蒙舍身保护赵鼎家免遭灾祸，以及受到周必大称颂事。又如别集下卷一记述李纲事，李幼武在极力褒扬李纲中兴恢复之功的同时，又选录有李纲“私蔵过于国帑”事。按该事出自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李心传在其著《旧闻证误》卷3中怀疑是污蔑之语。再如别集下卷六记韩世忠事末，李幼武征引朱熹语：“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以此表明时势造就了这些名将。其余李幼武引录的朱熹对吕颐浩、张浚、赵鼎和宗泽等人评语，亦旨在表明时人对中兴名臣的基本看法。再是该书外集专门记述道学名臣的事迹。其中对于朱熹，李幼武突出记录其为学论学之事，以体现其传道承统的业迹。对于胡安国，李幼武在详录其言论的同时，亦突出了朱熹对胡安国的评价。即胡安国的《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解经而通世务者，无如文定”等。对于吕祖谦，李幼武则突出选录了吕氏的史学观、吕氏与朱熹的学术交往，以及朱熹对其人其学的评价。再是对于陆九渊和陈亮，李幼武则旨在详明其与朱熹论辩之事。总之，李幼武不仅记录了一般名臣的言行，而且还专门记录了道学名臣的言行，这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后期道学地位的变化状况，也使得时人有了更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典范，并且还使得该类著述所起的道德教化功用更为广泛深入。
此外，钟尧俞编有《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前、后集总16卷。尧俞字君俞，号方岩，庐陵人，曾于度宗咸淳四年以史馆编校得旨赴殿。他在该书《自序》中言：“《前集》举言行之体，《后集》发言行之用，始终皆有微意”。明人杨士奇认为该书“盖取朱子所编及会要、《长编》诸书所纪，有益于世教者而类编之，以为此书有足观者。”［51］可见该书同样突出教化功用。
对于循文衍说的讲义，王应麟曾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52］那么如何看待“讲义”起始问题？牟润孙先生认为王应麟所言“讲义始于陆佃”之说“嫌欠核实”。他认为：“南北朝时之群经讲疏与义疏，岂非讲义乎？胡瑗之《周易口义》、《春秋口义》虽为门人所记，亦是讲义体裁。”［53］牟先生所言极是。其实早在宋代之前，如《论语》就属讲义性质，只不过它们并非讲说者本人亲自完成，而是一般由门生弟子整理完成。但自宋代开始，“讲义”作为正式名称被时人普遍使用，并且经筵官或州县学官们普遍自己编写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