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解说《春秋》、《左传》类讲义为数不少。早在高宗绍兴二年十一月，朝廷便下诏：“自今住讲日，今经筵官轮进《春秋口义》一授。至开讲日如旧”。至三年，徐俯进《春秋解义》。又侍讲朱震有《讲义》三卷，范冲有《左氏讲义》四卷等。［54］再是宁宗时人戴溪自少研读《春秋》，并且学有所成。对此，朝廷在不许其辞免史官的诏书中指出：“朕闻之记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圣人笔削之指，其能胜任者几希。卿为时儒，先笃志经学，盖于尊王黜伯之谊，赏善罚恶之权，混融贯通，如指诸掌，发凡起例，固所优为。”［55］戴溪为便于向时君进讲之用，便撰有《春秋讲义》4卷。据牛大年为该书所作《序》言：“岷隐先生以儒宗为一世所尊，颛席谈经，发明大旨，凡经之所不书，说之所未及者，莫不昭然而义见。虽然，是书盖期于启沃君听，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也”。今观清人辑自明《永乐大典》的该书，首先，戴溪主在阐发《春秋》尊王之义。仅如在《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条下，戴溪就论说道：“加‘天’于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笔也。先书‘王正月’，次书‘天王’，此尊王之大义，圣人作《春秋》之本旨也。当是之时，周室既衰，自侪于诸侯，圣人作《春秋》，援周室于千仭之渊，称天王于诸侯之上。见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诸侯之众，其卑如地，一字之严，凛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谓大矣！”［56］其次，因该书成书于开禧北伐失败，朝廷与金议和之后，故戴溪在该书中有意详明盟会攻伐之事，以便为南宋当政者提供借鉴。如在《春秋》隐公三年十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条下，戴溪论说道：“《春秋》书诸侯相盟始于密，次则石门。厥后瓦屋之盟，则诸侯参盟之始也。人愈众则志愈分，志愈分则盟愈不可信矣。”又在隐公八年秋七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条下，戴溪又论说道：“诸侯之参盟始于此。自时厥后，联合列国，数会屡盟者何其多也，可胜罪哉！”［57］可见戴溪认为盟会过多，并且不可信。又如在《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郑伯会于邓”条下，戴溪论说道：“三国为会，始惧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称王，其强可知矣。此三国者，地与楚近，先有惧心焉！未几而楚灭邓，久之而楚复灭蔡，郑虽仅存，异日牵羊之逆，郑亦几亡矣。然楚虽无道，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子产相郑，执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国能自强于政，治犹可以自保。三国之会徒有惧楚之心，而无自强之实，《春秋》惜之！”［58］在此戴溪深为蔡邓郑不能自强而惋惜。最后，戴溪着重论说华夷之辨。如在《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条下，戴溪论说道：“荆楚也，自是始见于经。……于中国以示强大，自是而与中国争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诸侯之失，不言执所以抑楚人之暴，夷夏之义，两得之矣。"［59］在此戴溪重在揭示《春秋》攘夷之义。又如在《春秋》宣公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条下，戴溪论说道：“狄人久为中国患，自晋人败之于箕，稍知自警。今乃会狄于攒函，何哉？为覇主者以外攘为己任，纵不能攘，独可会乎！诚使狄人知惧，请成于晋，犹可言也。今晋乃求成于众狄，又亲往会之，其辱甚矣！书会狄，所以辩华戎之分，书晋侯，又见中国之自卑也！”［60］在此戴溪同样为了阐明夷夏有别。总之，正是由于戴溪将《春秋》作为“经世之书”，所以他重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目的，实则是为了给南宋当政者提供鉴戒。不过，对于戴溪在朝作为，一些时人颇有微词。史载：“溪久于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宫，然立朝建明，多务秘密，或议其殊乏骨鲠云。”［61］
除《春秋》、《左传》类讲义之外，南宋朝廷还极为重视其他解史类讲义。理宗端平元年三月戊寅，朝廷下诏指出：“自今侍从间五、七日，经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迹关政体者一二，附以己见，不时进入。”［62］可惜此类经筵讲义存留至今者极少。同时，作为州县学官，为便于传道授业之用，他们往往编写有讲义。如钱时撰有《两汉笔记》12卷。据乔行简在嘉熙二年荐举札子中言，该书属钱时在严州郡庠时的讲义之一。其间钱时“皆痛汉氏袭秦之弊，而尤反复致意于后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63］具体而言；该书基本取《汉书》和《后汉书》作为正文，然后加以论断。如钱时在该书卷2先记述汉初高祖分封之事，随后议论道：“观自古地大兵强而俾之世袭，未有不叛者，汉事可监矣，而唐不悟，藩镇之祸往往反甚于汉。惟我本朝置使按察，或迁或易，权在朝廷。自先王封建之法坏而纲维防范，其制莫良于此。中兴以来，独一蜀帅世掌兵柄而卒以稔祸，可不戒哉”！这是作者借论汉、唐世袭之祸而兼及南宋吴曦之叛事。又在同书卷6记述宣帝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于边郡设常平仓事，作者论述道：“桑弘羊以市井之智，行均输之术，堂堂天子之尊，下争商贾之利，真所谓民贼也，安得耿寿昌者而与之论常平之意哉！斯名一立，万世流波。至我本朝又特专使领之，为惠愈大，或者居常平之任而使斯民负不平之叹，则将何所逃罪于寿昌矣”！在此作者借论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而言及宋时之弊。再如同书卷12作者专列“昭烈帝”记述建安二十六年刘备于成都即帝位事，随后他论说道：“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篡汉。明年夏四月，昭烈即帝位于蜀。是天命犹未绝，人心犹未厌，而汉氏之脉犹未坠也。愚于曹丕特书曰簒，而取昭烈系两汉之后，以备一代之始末，且使乱臣贼子知万世清议凛然如一日，庶或知所惧云”！在此钱时明显以蜀汉为正统来论述该段史事。总体看来，钱时议论汉事的目的，更多地是为达到现实鉴戒功用。
又如吕中撰有《大事记讲义》23卷和《皇朝中兴大事记》4卷，附录1卷。吕中编修二书的目的是便于“场屋中用之”。［64］以现今通行本《大事记讲义》而言；该书纪事始自太祖，迄于钦宗，书前先有治体、制度和国势三个总论。随后则“年以记大事，一朝之事类之。随朝分类，随事通释，考求源委，显微阐幽，言近而指远也。”［65］据统计；全书依朝代次序先后共设有406个子目，按子目详引史事，再引名贤议论或直发议论。可见吕中在编排方式上，有意参照了纲目体的编修方法。在内容处理上，大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从而使该书具有条例相当清晰、观点极为鲜明的特点。具体在该书中，吕中不仅详列有鲜明的子目，而且对诸事能直抒己见。如作者在该书卷4“太宗皇帝·时政记起居注”事目下，先叙述李昉和梁周翰分别于太平兴国六年和淳化五年奏请先进御时政记与起居注之事，然后议论道：“修时政记则可，李昉欲以奏御则不可；修起居注则可，梁周翰欲以进御则不可”。吕中在此直接表达了他对该事的正确看法。又作者在同书卷20“哲宗皇帝·小人攻君子”事目下，先记述元祐六年刘挚被罢免诸事，然后论道：“人皆谓元祐之去小人，失之太过；愚以谓元祐之去小人，失之未尽。使当时吕、范之徒能尽黜章、蔡之属，则所以接续庆历之宏规，尽革熙宁之弊政，岂不尽善？奈何徒知异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未必非小人，是以患起于腹心之间，卒以助成仇之势。司马光已为蔡京所欺，刘挚又为清臣所欺，吕大防又为杨畏所欺，身在元祐，心在熙宁，何君子之不悟也已”！在此吕中发表了他对元祐政事的个人见解。再在同书卷23“钦宗皇帝·金人犯京师”事目下，吕中先记述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南下围攻京城并虏走徽、钦二帝之事，然后直抒议论道：“靖康之卖国降敌，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开衅之人也；宣和开衅，即熙宁、绍圣用兵之遗孽也。履霜坚冰，至其来有渐矣！”可见吕中将靖康之难的根源归咎于北宋后期的开边用兵活动，而未能归咎于当时的执政帝王。这说明该书属当代人议论当代事，必然有所忌讳或自身倾向等，但这些论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朝政国事的看法，故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多为元人）已多将其增附进了宋代的许多史籍。如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及元人编的《宋史全文》等书中，均增附有吕中二书之语。另外，《皇朝中兴大事记》纪事始自高宗，迄于宁宗，后附中兴规模、中兴制度和中兴国势三篇总论，并且每朝为一卷，该书同样具有体例明晰、观点鲜明等突出特点。
总之，讲义类史著编修的兴盛，一则是与宋代官私学的兴旺发达密不可分。自从北宋中期开始，经过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崇宁变革时期的三次兴学运动，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学得以广泛普及。及至南宋，虽则遭受了“靖康之难”，但整个官学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高宗绍兴十四年，朝廷下“诏天下州县皆立学”。［66］此后，随着社会局面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有序恢复和发展，南宋地方官学便逐渐得以恢复完善了。据叶适言：“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67］这足以说明南宋州县学普及面相当高。同时，对于书院而言，其发展亦相当迅猛。据今学者研究统计，两宋书院总数多达764所。其中除过“建于宋前但宋时仍有教学活动者”和“未详两宋何朝者”之外，北宋书院数小记共134所，而南宋书院数小记则达到489所，可见南宋书院增加急速。［68］那么在以上诸类学府之中，讲官往往需要撰写讲义。如吴自牧“年十四已有声场屋，……尝取乡荐，三上春官辄不利。益谦（自牧字）不以为意，退讲究问辨，益自信其所得。作讲义、史评、杂著数百篇，皆有理趣。执经来学岁百余人，有预乡书登兰省者。”［69］在当时，甚至还出现有：“诸州教授，有或多务出入，罕在学校”，从而“有未尝升堂者，往往止讬逐经学谕撰成《口义》，传之诸斋，抄录上簿而已，未尝亲措一词于其间。”［70］这足以说明当时学官撰写讲义是很普遍的事。
二则是与经筵讲读之风甚盛分不开。宋代自建国初始，就形成了经筵讲读制度。朝廷规定崇政殿说书的职责就是：“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至南宋高宗时，朝廷要求每除言路，必兼经筵。宁宗时，规定讲官每逢单日，早晚进讲。如遇放假，或大寒大暑，止讲。［71］同时，经筵官在讲书所或讲筵所为皇帝讲读的内容有：经书类的《尚书》、《春秋》、《毛诗》、《周礼》和《孝经》等；史书类的《前汉书》、《（旧）唐书》以及《三朝宝训》和《祖宗圣政录》等。经筵官在讲解以上内容之前，都需要事先写好讲义，在当时被称为“经筵讲义”。［72］清人对此指出：“考讲义之作，莫盛于南宋。其解经者，如袁燮《毛诗讲义》之类；其论史者，如曹彦约《经幄管见》之类，皆经筵所陈也。”［73］由此可见，朝廷定期的经筵讲读制度，则有力地促使了经筵讲义类著述的编修流传。
综上所述，宝训、圣政、会要、玉牒，以及言行录和讲义，在宣扬帝王伟业圣政，弘扬名臣贤士嘉言善行，以及讲说文化学术等方面，均具有极强的现实功用性，因此，时人对他们编修的兴盛，无疑是由当时时代所造就的。
注释
［1］［9］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3］《四库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
［4］《要录》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注。
［5］《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6］《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1《跋李文简公手记李悦等十事》。
［7］《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
［8］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
［10］《玉照新志》卷4。
［11］《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
［12］见孔学《要录著述时间考》（《河南大学学报》1/1996）。
［13］《海陵集》卷3《论乞修神宗以后宝训》。
［14］《玉海》卷49《艺文·天圣三朝宝训》。
［15］《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三。
［16］《四库提要》卷88《史部·史评类》。
［17］［25］［34］《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18］［19］《玉海》卷48。
［20］《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丁亥。
［21］［26］《玉海》卷49。
［22］《朝野杂记》甲集卷4《两朝圣政录》。
［23］《宋会要辑稿·崇儒》七。
［24］《宋史全文》卷33。
［27］《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五。
［28］《玉海》卷51。
［29］《麟台故事》卷2《职掌》。
［30］《南宋馆阁续录》卷4《修纂》。
［31］《郡斋读书志》卷14《类书类》。
［32］［33］［48］《郡斋读书志·附志》
［35］《四库提要》卷81《史部·政书类一》。
［3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说明。
［37］《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庚寅高宗语。
［38］《史略》卷3。
［39］《鹤林玉露》人集卷3《玉牒》。
［40］《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
［41］《玉海》卷51。
［42］《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二。
［43］王巩《闻见近录》。
［44］《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
［45］《容斋随笔》卷5《史官玉牒所》。
［46］《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2。
［47］《南雷文定》后集卷1。
［49］《涧泉日记》卷下。
［50］《王荆公年谱考略》（见《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卷18。
［51］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8。
［52］《困学纪闻》卷8《经说》。
［53］参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两宋春秋学之主流”一文。
［54］《玉海》卷40《艺文·春秋》。
［55］《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1。
［56］［57］［58］《春秋讲义》卷1上。
［59］《春秋讲义》卷1下。
［60］《春秋讲义》卷3上。
［61］《宋史》卷434《戴溪传》。
［62］《宋史全文》卷32。
［63］见文渊阁四库本《融堂书解》前的《宋进书原剳状》。
［64］见《大事记讲义》目录后按语。
［65］吕中《大事记讲义》刘实甫序。
［66］孙觌《鸿庆居士集》卷22《临安府临安县学记》。
［67］《水心别集》卷3《进卷·士学下》。
［68］参见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
［69］明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卷87《吴益谦自牧墓志铭》。
［70］《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八。
［7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乞不以假故逐日进讲札子》。
［72］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27《杂文·经筵讲义》。
［73］《四库提要》卷94《〈御览经史讲义〉解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