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两宋史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其间，北宋所形成的完备的修史体制以及治史之风，不仅被南宋广泛得以继承，而且南宋史学本身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同时，南宋史学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南宋史学在两宋史学中的地位
一、两宋在前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南宋史家不仅继承了北宋以来研治《春秋》和两汉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崇尚编年之风的有力推动下，研治《资治通鉴》之风亦相当兴盛。同时，南宋偏安一隅的社会现实，又促使许多史家纷纷研治三国六朝史。其他如通史及上古史、方志等的编修，则是在北宋史学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1.春秋学、两汉史和通鉴学编修的兴盛
（1）春秋学：受中唐以来春秋学研究的直接影响，两宋春秋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宋史·艺文志》经部著述中，宋人所著春秋类著述最多，这足以表明宋代春秋之学极为发达。据统计：仅今存该类著述就达40余种。
注：该表参据宋鼎宗的《春秋宋学发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及《四库全书》等拟制。
从两宋春秋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北宋初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倡导尊王之说，由此“世人多师孙明复，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全以《左氏》为本。”［1］此时尊经和崇慕春秋笔法者尚多。如欧阳修著史，往往效法《春秋》，突出尊王大一统观念。到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曾言：“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2］因此，王安石未专治《春秋》，亦未将其列入科考取士书目之中。而到哲宗元祐时期，一切以熙（宁）、（元）丰为非，此时治《春秋》者形成风气。张端义对此指出：“荆公黜辞赋尊经，独《春秋》非圣经不试，所以元祐诸人多作《春秋传》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孙莘老辈皆有《春秋集解》，则知熙宁、元祐诸人议论素不同矣。”［3］如现今就存有苏辙《春秋集解》12卷等等。自绍圣至北宋末，随着新法党人的重新执政，《春秋》又一次被朝廷所罢用。如史载：“绍圣中罢《春秋》取士，（崔）子方三上书乞复之，不报。遂不应进士举。”［4］崔子方尚著有《春秋经解》12卷、《春秋例要》1卷和《春秋本例》20卷，可见以研治《春秋》见长的崔氏，在北宋末因《春秋》未能列入取士之目，而只能放弃应举入仕。洪迈批评指出：“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5］综上所述，北宋时，春秋学虽时有发展，但因受朝政和学风的极大影响，致使研究著述有限。
南宋时，注重讲求攘夷之义的春秋学大盛。高宗本人就“雅好《左氏春秋》”，并命范冲与朱震为其专讲。［6］高宗平日的“日课”为：“早朝退，即阅章疏。食后学书，未后读《春秋》、《史记》。晚食阅内外奏牍，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7］其间就包含阅读《春秋》。他还在绍兴十三年亲书《左氏春秋》，于秘书省以宣示馆职。［8］同时，士大夫研治《春秋》者众多。如叶梦得“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详。”［9］他有关《春秋》的著述就有《春秋传》20卷、《春秋谳》30卷和《春秋考》30卷。他的弟子章冲亦“颇究心于《左传》”，［10］并且撰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又如胡安国撰成《春秋传》30卷，因大力倡导尊王攘夷思想，使得“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11］再如陈傅良“博极群书，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极圣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经之深旨”，从而著有《春秋后传》12卷和《左氏章指》30卷。［12］总之，由于有高宗皇帝的亲自示范，官僚士大夫的积极响应，南宋注重御悔之义的春秋学研究比北宋大有发展。
又从宋代一些学者对《春秋》经、史属性的认识来看；北宋程颐在其著《春秋传·自序》中言：“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南宋叶适则认为：“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13］正是由于宋代一些学人往往将《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来看待，故将其加以改编者甚多。
北宋时，如杨彦龄就著有《春秋左氏年表》2卷，王当著有《春秋列国诸臣传》50卷，郑昂著有《春秋臣传》30卷，沈括撰有《春秋左氏纪传》50卷，以及税安礼著有《春秋列国图说》1卷等等。以上诸书基本上是将编年体改为了传记体、纪传体以及年表、图表等编修形式。其中《春秋列国诸臣传》原50卷，今存30卷，王当撰。当字子思，眉山人，“幼好学，不治章句，博览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并且他“于经学尤邃《易》与《春秋》，皆为之传，得圣人之旨居多。”［14］今本《春秋列国诸臣传》所记人物凡191人，每卷五至八人不等，并且于卷后附之以赞。南宋人陈造言：该书“不惟该备无遗，而复引《史记》、《国语》等书，……多出新见，学者与经、传参读，既足以见当时人才出处语黙之大概，抑于著述体制所得将不赀。”［15］陈振孙亦称赞王当“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者，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亦多所发明。”［16］今从该书中不难看出，王当在编修、品评春秋列国诸臣时，仍遵从了《春秋》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指导思想。如作者先在该书卷八传中记述了楚国成得臣兵败后的遭遇，后于卷末赞中就此事感叹道：“楚真蛮夷哉”！又如作者在该书卷十先记述晋国赵盾族弟赵穿攻杀灵公，太史书“赵盾弑其君”事，后在卷末赞中指出赵盾：“身为正卿，反不讨贼，又从而任使之，盾不无憾焉！”并且继而还论说到：“《春秋》别嫌疑，正名分，岂以隐昧而加人以恶者哉，盖原情得之矣！”其他用忠孝仁义等标准加以品评人物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不过，王当并非一味承袭《春秋》褒贬之意，而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如作者先在该书卷三传中记载鲁国臧文仲事迹，后则在卷末赞中特意指出：“臧文仲之贤不称于仲尼，而鲁人师其言，以为死而不朽，盖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在此作者明确表明臧文仲因“立言”而为鲁国人所敬重。又如在该书卷二十九卷末考辨中，作者就不同意司马迁对子贡的评价，而他自己认为：“子贡之辩折诸侯者，礼义而已。迁《史》言其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此殆战国纵横家附益之也。”总之，王当编修《春秋列国诸臣传》时虽依据的是已有史料，但在评价人物方面，他并未完全因袭前人的看法，而是有自己的标准。
南宋时，用多种形式改编《春秋》的史著就更多了。如唐阅著有《左史传》51卷，徐得之著有《春秋左氏国纪》20卷，章冲著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邓名世著有《春秋四谱》6卷，程公说著有《春秋分记》90卷，勾龙传著有《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环中著有《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1卷和《春秋列国臣子表》10卷，李琪著有《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3卷等等，可见南宋时人已将《春秋》改编成了国别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等多种形式。其中如《左史传》51卷，唐阅撰。阅字进道，山阴人。史载其“少为学刻苦，夜未尝卧，手写不胜其富。写《资治通鉴》逾岁而毕，字皆精楷”。又“年少嗜学，至老弥笃。通贯该洽，诸儒称焉！尤长于《春秋左氏》，尝仿迁、固史例，以周为《纪》，列国为《传》。又为《表》、《志》、《赞》，合五十一卷，号《左史传》［行］于世。”［17］可见唐阅撰就的是纪传体的《左史传》。据陈傅良在《左氏国纪序》中称，徐得之的《左氏国纪》与唐阅的《左史传》略同，惟一的差别是《左氏国纪》“有所论断”。［18］只可惜今二书均已亡佚。又如环中继北宋杨彦龄之后，撰《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1卷和《春秋列国臣子表》10卷。环中字应之，淮阳人。高宗时任秘书丞，兼史馆检讨，参与过《神宗实录》的重修工作。其所撰《左氏春秋二十国年表》曾于绍兴五年进呈朝廷，但沈与求言其“先鲁而后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于是高宗令朱震加以校勘。［19］由此可知，环中不仅撰有周、鲁以下二十国年表，而且还撰有春秋列国臣子表。
再如《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3卷，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在该书《自序》中，他认为《春秋》一书，“事变至繁，经文至约。接王政之末流，则可稽世道之升降；备伯事之终始，则具见中夏之盛衰；详列国之离合，则足究人心之聚散。”不过，由于“自学者舍经求传，事始繁而晦矣！盖始读经者，睹本末之宏阔，而考之于训辞简严之中，错陈迭见，未究前后，不知据经以核传，固有按传而疑经，是不能比其事而观之也。”于是他“少窃妄意，叙东周十有四王之统，合齐、晋十有三伯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每纪之后，序其事变之由，得失之异，参诸传之纪载，以明经之所书”。今观其书，其中卷一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公、楚庄王而存宋襄公。又于晋文公以下，列自襄公至定公，而特附以鲁。卷二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卷三为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并且该书每国纪之后，均有序论。该书无论在如上事目的编排方面，还是在对史事的评述方面，均体现出浓烈的尊王贱霸、内华外夷思想。
此外，宋人还往往剪裁汇聚《春秋》中的某些专门性内容，编修成史以阐发春秋之旨。如北宋末张根著有《春秋指南》10卷。根字知常，自号吴园先生，饶州德兴人，据其孙张垓在《吴园易解后序》中称：张根曾“闲居十年间，杜门著书，自历代至本朝编年凡数百卷，五经诸子皆为之传注。”今见于书目著录者有《吴园易解》10卷、《历代指掌编》90卷以及《春秋指南》10卷等。其中对于《春秋指南》，今虽已佚，但据晁公武言：“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纬，汪藻为之序。”［20］门人汪藻在高宗绍兴十年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谈到：“政和间余过山阳，吴园先生张公在焉。先生谓余曰：‘学《春秋》而不编年，无以学为也。吾尝以诸国纵横列而类见之，圣人之意了然矣，当令子见吾书’。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几，先生之书盛行于士大夫间，因得伏而读之曰：‘嗟乎！圣人之意岂远人哉，曲学蔽之耳！’”［21］陈振孙进而指出：张根“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杂论诸篇，略举要义，多所发明。”［22］综上所述，可见张根该书主在以编年体形式旁通概括春秋诸国征伐会盟之事，并且多能阐发圣人之旨。自后汪藻曾撰有《裔夷谋夏录》3卷、《青唐录》3卷和《靖康要录》16卷、徐梦莘撰有《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等，他们无疑会受到该书的启发及影响。
总之，由于两宋时人能凭借研究《春秋》阐发尊王攘夷之旨，论说与现实有关的诸如和议、结盟、复仇、自强等问题，加之朝廷有时将《春秋》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因此，宋代研习《春秋》者人数众多，春秋学由此得以在宋代兴盛一时。
（2）两汉史：随着北宋官府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校订刊行，新的刊误之作的相继面世，两宋学者围绕前三史进而对汉代历史的探究兴盛一时，先后出现的有关研究两汉的专门性史著就不下90余种（见下表6-2）。
其中以颜师古注《汉书》为标志的唐代《汉书》学［23］的兴盛，到了宋代继续得以发展，学者对《汉书》的喜好与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如刘奉世以“精《汉书》学”著称当世。［24］黄庭坚更是表明：“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25］因此，明人徐中行认为：“历代之宗《汉书》，至宋尤为盛。”［26］同样，随着《史记》的刊刻传世，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如欧阳修、曾巩、三苏、郑樵、洪迈、吕祖谦、叶适、黄震和王应麟等，均对《史记》作过认真的分析评论，而《班马异同》一书的出现，更使得马班异同从此成了一门学问。宋末王应麟在汇总前人研究《史记》的成果时，首次还以“《史记》之学”名之。［27］此外，为中兴王朝提供鉴戒的《后汉书》，亦随其刊布同样受到宋人的重视。
北宋汉史学始自官方组织的校书活动。据《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国初承唐旧，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而患传写多误。雍熙中，始诏三馆校定摹印，自是刋改非一，然犹未精。”［28］此处所称“诏三馆校订摹印”，只是下令征求书籍，［29］而实际校订三史的工作，则在淳化五年七月，朝廷下“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祕阁校理杜镐、祕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祕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30］以上是为三史的淳化本，亦为三史有版本之始。可能与此次校订活动有关，时任史馆修撰的南唐降臣张佖于淳化中撰成《汉书刊误》1卷，疏录义涉诸家字该两体者凡6篇，附于诸卷之后，此为今知宋人所撰首部《汉书》刊误。
此后伴随着官方校书活动，其他刊误之作相继问世。如余靖于仁宗景祐时上进朝廷《汉书刊误》30卷。仁宗后期至英宗治平年间，刘敞、刘攽和刘奉世兄弟父子又有三刘《汉书标注》6卷。又英宗在阅读《后汉书》时，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于是在嘉祐八年任命刘攽与钱藻、杨褒等分校《后汉书》，后来他人皆迁他官，唯刘攽“独卒业”。即撰成了《东汉刊误》。［31］至神宗熙宁二年，赵抃还上进《新校前汉书》100卷。此外，赵瞻撰有《史记抵牾论》等。
除官府校书活动中撰著的刊误之作外，北宋还有两部颇为突出的专门性汉史著作，一是胡旦撰的《汉春秋》100卷。该书修成于太宗淳化五年，当时胡旦曾上言称他“参两汉君臣事迹，得鲁史之例，著为《汉春秋》，凡百篇”，然而未能受到太宗认可。太宗认为：“旦褒贬出胸臆，岂得容易流传”？故而久未能上进朝廷。直到仁宗天圣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再次上言，仁宗才诏令本州递进。［32］天圣二年二月，襄州遂以其书进呈，仁宗因而询问胡旦著书本末，王钦若称其“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贬以拟《春秋》。”［33］由此可知该书为编年体的汉史。另一是真宗景德年间杨侃撰的《两汉博闻》12卷。该书系选取两《汉书》中的职官、地名、人名、专称，乃至某些字句故事列为标目，一般先引录原句，再节取颜师古、章怀太子等诸儒的解释作为注解。其中《前汉书》凡七卷，《后汉书》五卷，清四库馆臣评价说：“虽于史学无关，然较他类书采摭杂说者，究为雅驯。”［34］该书今存，通览全书，的确对我们理解两《汉书》中所涉及的难解字句等提供了便利。
此外，苏辙鉴于司马迁《史记》“轻信而疏略”，又“不得圣人之意”，于是撰成《古史》65卷，以便“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35］。该书仍因袭《史记》旧文，并旁采它书。对于苏辙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责难，朱熹曾予以高度评价。与此相反，洪迈则完全不同意其说，黄震亦认为：“苏子之志则大矣，而苏子之说则尚有可疑者”，于是他特将《古史》与太史公所记参照记录，并做了详细评析。［36］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的汉史学，主要是配合朝廷的校书活动而展开，其著述亦以校订辩误为主，然而大致自北宋后期开始，也出现了少数解释、评论以及改编类的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