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王应麟撰有《汉制考》4卷。应麟鉴于两《汉书》诸志于当时制度多举大端而略于细目的状况，于是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他缘此广泛采辑汉代郑玄等人经注及《说文》诸书，以补其遗。又因唐时孔颖达、贾公彦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于旧文多不悉符，于是他时加辩证。如该书卷1“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条，王应麟先征引汉、唐诸儒注、疏以补汉制，然后指出：“愚按：武帝铸五铢，疏谓孝文作五铢，误也”。此后他便用《周语》等加以补充论证。又如同卷“周礼·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条，王应麟征引汉、唐诸儒注、疏旨在说明此处的“耡”为周时里宰的治处，汉时的街弹之室相当于此。随后他又指出：《金石录》不知“汉都乡正街弹碑”为何碑，以及《水经》、《隶释》皆误以“街”为“衛”，是未考汉儒注文的缘故。再如同卷“周礼·合人耦则牛耦亦可知也”条，对于《疏》云“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时搜粟都尉赵过始教民牛耕”之言，王应麟据《山海经》及周必大之论等予以辩驳，并指出赵过只是“特教人耦犂，共二牛，费省而功倍尔”！总之，王应麟从汉、唐诸儒对经的注疏中钩稽汉制，辨明史实，为后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汉制颇为有益。此外，王应麟还在《困学纪闻》卷16“考史”中专门撰有《汉河渠考》和《两汉崇儒考》，在同卷的《历代田制考》和《历代漕运考》中，还论及到了汉代之制。
宋人之所以热衷于研究两汉史，首先与印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苏东坡曾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50］这是苏氏的真实见闻。又史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检阅书库，询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邢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因为在此之前，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朝廷悉令刊刻。［51］那么北宋竟究何时由书难求转变到书易得的呢？对此，罗璧言：“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52］罗璧之言清楚地表明，随着朝廷于神宗熙宁以后刻书禁令的进一步放松，北宋后期书籍刊刻不再由官府完全垄断，书籍的刊刻流传更加普及广泛。与此相关联，北宋前期官府刊刻、校正以及印行《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工作，已为更多学者研读汉史提供了便利，并且北宋后期学者对两汉史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校勘辨误，而是有了新的拓展。由此可见，印刷术的发展，对宋人汉史学研究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与宋初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有关。当时刘敞、刘攽和刘奉世父子撰写《汉书标注》，陈振孙言：“《汉书》自颜监之后，举世宗之，未有异其说者，至刘氏兄弟始为此书，多所辨正发明。”［53］也就是说，北宋三刘打破了《汉书》的神圣地位。受三刘世家之学影响，南宋时徐筠和徐天麟兄弟亦独精汉史，并且其研究范围已从《史记》、两《汉书》本身扩及到了汉代的社会典制。如周必大在对徐天麟所作的《汉兵本末序》中指出：“临江自三刘有功汉史，其学盛行。今徐筠孟坚既为《汉官考》四卷，季（当作徐）天麟仲祥又惜司马迁、班固不为兵志，于是穷极本末，类成一书，注以史氏本文，具有条理。”［54］由此不难看出，至南宋时，史家对两汉史的研究，确已超出了前三史的范围，从而在南宋时，有关汉史研究的著述便层出不穷。
再次是与浙东学派注重对汉唐制度研究的学风有关。史载南宋时，浙东“诸儒方为制度新学，抄记《周官》、《左氏》、汉、唐官民兵财所以沿革不同者，筹算手画，旁采众史，转相考摩。其说膏液润美，以为何但捷取科目，实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复致也。”［55］元人苏天爵在为柳贯《待制集》所作的《序》中更具体指出：“南渡之初，一二大贤既以其学作新其徒，吕成公在婺，学者亦盛。同时有声者有若薛、郑之深淳，陈、蔡之富赡，叶正则之好奇，陈同父之尚气，亦各能自名家，皆有文以表见于世。其为文也，本诸圣贤之经，考求汉、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庙之礼乐、朝廷之官仪，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袭，究其异同”。正由于此，浙东学者有关两汉史的著述相当多。如陈傅良不仅在《历代兵制》中论及汉代兵制，而且还撰有《两汉博议》和《两汉史抄》。朱熹由此论说到：“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56］吕祖谦不仅在《历代制度详说》中论及两汉制度，而且还撰有《两汉精华》和《西汉财论》。此外，唐仲友撰有《两汉精义》，楼昉撰有《东汉诏令》，以及王应麟撰有《汉书艺文志考证》和《汉官考》等等。
最后，与官方的直接推动与时人的爱好有关。汉、唐二代作为体制完备、国力强盛的历史时期，常常成为南宋科举取士时的史论对象，加之高宗倡言中兴往往以东汉中兴作为借鉴，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两汉史的研究。而对于官僚士大夫颇好汉史，早在北宋时就已如此。北宋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指出：“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南宋朱熹则指出：“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57］这足以说明，汉史研究在南宋时的兴盛状况。
综上所述，虽然宋人基本依据已有的两汉史料，对两汉史进行了考辨、补注、评议以及改编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但他们在具体做法上，不仅有超越前人之处，而且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3）通鉴学：在南宋史家对前代史的研究中，对《资治通鉴》的深入研究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史家张煦侯在《通鉴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通鉴之枝属与后继”中虽分“踵纂、注释、订补和论断四派之书”对有关后继及研究《资治通鉴》的著述做了较详细论述，但他的论述断限并不限于南宋，并且对南宋时的该类著述并未尽力收集详列。鉴于此，今根据宋代官、私书目著录及运用状况，对此类著述加以较详细统计，由此可知，南宋该类著述不下40余部（见下表6-3）。
北宋司马光及其助手集19年精力编撰成《资治通鉴》凡294卷，宋神宗亲为该书赐名及序，神宗还告诉辅臣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58］因为该书有益于“资治”，所以宋代皇帝时常要求经筵官进读该书，从而使该书自编成之日起，便受到朝廷的极力推崇及保护。史载：“崇、观间，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毁《通鉴》板。建炎间坐此贬窜，后放归复官。”［59］高宗建炎三年，王琮亦因不刊行《资治通鉴》而被罢官。［60］同时，宋代官僚士大夫亦喜好该书。北宋陈瓘撰《约论》17卷，起战国，至后汉安帝。陈振孙认为：“盖读《通鉴》，随事有所发明者也。”［61］南宋胡安国曾说：“余自志学以来，渉猎史篇，文词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得。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纶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62］胡三省亦在《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十二年注内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马廷鸾更具体指出：“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见《李巽岩集》）。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也，如人之不能读何！”［63］由此可见，时人极为看重《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至少到南宋末，甚至已形成了“通鉴学”。对此，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误后序》中指出：“盖温公之薨，公休（司马康）以毁卒，《通鉴》之学，其家几于无传矣。”［64］司马光其家虽对该书几乎无传，但朝廷上下喜好此书者则使其广为传布并形成了《通鉴》之学。
南宋通鉴学主要表现在官僚士大夫对《资治通鉴》的改、节、释、注、补、考、评、续等方面。其一、在对《资治通鉴》的改编方面，最突出者莫如袁枢及朱熹。其中如朱熹鉴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及《举要历》与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四书“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于是他据四书别为义例，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65］李方子在《通鉴纲目后序》中高度称赞该书说：“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可见李方子极力在宣扬该书的功用。林駉亦评论该书说：“其为《通鉴纲目》也，取温公编年之书，律《春秋》记事之法，一事之疑，若决蓍龟；一字之简，凛乎斧钺。别周末之僭王，明昭烈之正统，天下知其有名分之严。扬子云而系之以莽，狄仁杰而系之以周，天下知其护名节之重。纲举而不紊，目张而不繁，其视司马温公异辞而同旨也。”［66］在此林駉对《资治通鉴纲目》突出纲常名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又如《通鉴总类》20卷，沈枢撰。枢字持要，德清人，绍兴进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禄卿。该书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并仿照《册府元龟》体例，自治世至烈妇共分271门，每门各随事标题，依时代先后为序，亦间采司马光议论，附之所分门目。具体而言，首先在分门方面，作者依据《资治通鉴》所提供的现成资料，尽力做到细密周全。如对将领的划分，就有卷八上、下的将帅门、儒将门和材兼文武门。对吏的划分，则有卷十八上的循吏门、能吏门、廉吏门、赃吏门兼附酷吏门。对大臣的划分则有卷十八上、下的谋臣门、直臣门、功臣门、旧臣门、名臣之后门、逆臣门和权臣门。在对史实的归类上，如该书卷六“宦官门”共有65条事目，其间的“汉宦官用权自郑众始”、“宦官之盛自明皇始”，以及“后唐以宦者为腹心”等，基本涵盖了汉唐五代宦官专权的历史梗概。又如卷十九上“四裔门”中，归并有关契丹的条目达32条。当然，该书一则分门仍存在琐碎的问题。如赏罚门外又立贬责、功赏二门，外戚门外又立贵戚门等等。另一则是归类史事仍有所疏露。如养老门、除恶不尽门、祸福门等等均只有一条史事。其次，在诸事标题的设立上，除极少数涉及职官等类门目外，沈枢设立的标题基本都能突现褒贬鉴戒功用。如该书卷一上、下“代宗不尚玩好军士称为明主”以及“曹操自称英雄”，卷九上“隋炀帝性不喜人谏”，卷十一下“太祖皇帝部兵甚精”等等，均如此。最后，作者还特意将司马光的一些重要议论归类立目，使人更能明晰司马光的史著旨意。该类事目有卷一上、下的“司马温公论王猛欲杀慕容垂父子非仁”以及“司马温公论唐庄宗周世宗贤否”，卷二上“司马公辨历代正统相传”，卷十三上“司马温公论汉宣帝滥赵盖韩杨之诛”以及卷十五上“司马温公辨才德之异”。总之，该书是继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之后，又一本对《资治通鉴》史事加以汇聚胪分的较突出史著，它无疑对阅读研究《资治通鉴》有极大帮助。
其二、取《资治通鉴》纪事而发论的有：胡寅“以《通鉴》事备而义少”，因而撰《读史管见》30卷。张栻“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成《通鉴论笃》3卷。并且张栻该书“去取甚严，可以见前辈读书眼目（一作力）之高。”［67］李焘撰《六朝通鉴博议》10卷。该书原名《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凡百篇10卷。对其撰述目的，李焘在该书《序论》中言：“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吴至陈，各据形势，为自固之术。然三百年间，或谋虑失当，或机会失时，或事宜失断。又于五者（按：指地、民、兵、将和机）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终不能混一区夏。臣旁采裒类而为之说，非谓专取其长，盖欲详言其失。监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几焉”。也就是说，李焘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并系以论断，以便为南宋王朝提供有益借鉴。具体在结构方面，该书先立“总六朝形势论”，然后分“吴论”、“东晋论”、“宋论”、“齐论”、“梁论”和“陈论”。其中在“总六朝形势论”部分，李焘特别强调边防要害。他总结说：力不足者守江，此有吴和陈。进图中原者守淮，此有东晋、宋（武帝除外）、齐和梁。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此惟宋武帝。随后他详列了防守时的险要必争之地。并且还进而指出这些偏安政权具有江南地险，其固可恃；华夷有别，天意佑华的独特优势。应该说，他对三国六朝总的边防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而在三国六朝边防形势的各个分论部分，李焘极力称颂吴“善守”而宋武帝“善攻”；东晋君臣则“畏怯过甚，务相循习”；齐则“攻守不当，和战失宜”；梁武帝则“居可为之时，而无必为之志”；陈则因无蜀而“尤弱”。这些评论均可谓切中诸国利弊，使人们对当时的攻守形势会有更加明晰的认识。不过，李焘因具有极强的华夷之辨意识，以至于有些看法失之偏颇。如对于该书卷八所记“魏孝文迁都洛阳”事，李焘评论道：“臣于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裔而谋夏，夷而乱华，岂天意之所与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长蛇之性，荐食上国，卜宅中土，遂欲以气吞江南而有之，其无中国甚矣。于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罚”。李焘在此将北魏孝文帝迁都所带来的诸多国难归于“天意”，则有失客观公正。
最后，补注、考释《资治通鉴》的史著相当繁多。如史昭有《通鉴释文》30卷、曾慥有《通鉴补遗》100篇、胡安国有《通鉴举要补遗》120卷、陆唐老有《增节音注资治通鉴》120卷、喻汉卿有《通鉴总考》112卷、王应麟有《通鉴答问》5卷、《通鉴地理考》100卷与《通鉴地理通释》14卷，以及胡三省有《资治通鉴音注》和《资治通鉴释文辩误》12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