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王应麟撰《通鉴地理通释》14卷，据其《自序》言：“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谹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今传该书正是由历代州域、历代都邑、十道山川以及历代形势共四类构成，并且末附唐河湟十一州和石晋燕云十六州。其间王应麟一方面着重论述了周、七国、三国、晋宋齐梁陈等朝代当时所处的形势，并且对其形势变化还时有评论。如他在该书卷八“七国形势考”前就明确指出：“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六国有地险而不修仁义，卒并于秦；秦又不监而汉灭之”。在此他表明德对一国形势发展变化具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又如在该书卷十二“三国形势考下”，他在评论三国中吴、蜀间关系时指出：“吴之亡虽后于蜀，而其亡国之兆已在于蜀亡之时。盖吴居东，蜀居西，东西之势，相为唇齿。孙权之与昭烈，气虽不相下而实相资”。在此他准确地揭示了两国相互依存的客观形势。再如为突出谋略策划的重要性，王应麟在该书卷七专列“名臣议论考”，并选取“乐毅对伐齐”、“萧何韩信论定三秦”等八篇有关名臣对当时形势的专论。在其中的“王朴平边策”中，王应麟不仅叙述了周世宗最终采纳了该策，而且还征引欧阳修之言：“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他以便由此说明策略对形势变化影响至巨。另一方面，王应麟遂明言专门笺释《资治通鉴》地理形势等，但出于以古鉴今的目的，他时而还在该书中论及宋代史事。如他在该书卷三“历代州域总叙下”中专列有“宋二十三路”，并在其中论述道：“自熈宁始务开拓，种谔取绥州，韩绛取银州，王韶取熈河，章厚取懿、洽，谢景温取徽、诚，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广源；元丰李宪取兰州，沈括取葭芦四寨；元符王赡取青唐、邈川、龙支；崇宁王厚复湟、鄯，迄于重和，建州军不可胜纪。最后建燕山、云中两路而中夏板荡矣！自建炎南守，舆地登于职方者，东薄明、粤，南斥琼、崖，西尽岷、嶓，北极淮、汉，盖仅当舜十二州之三，汉十三部之四，晋十九州之七”。在此王应麟对北宋后期至南宋初的边疆变化做了明确论述。在“历代户口”部分，王应麟首先叙述了宋太祖时、真宗景德四年和神宗元丰六年户口数，随后征引李心传之论，说明与两汉、唐兴盛时一户约五口数相比，宋代神宗至高宗时一家止于两口是因为“诡名子户漏口者众”的缘故。又如他在该书卷四“历代都邑考”中列有“宋朝四京”和“中兴行都”两目，并在注文部分还征引有宋儒对两宋定都的评论。再如在该书卷十四所附“唐河湟十一州”和“石晋燕云十六州”末，作者议论道：“唐宣宗复河湟未几，中原多故，既得遄失。熙宁以后，取熙河，取兰会，取湟鄯，贪功生事之臣迷国殄民而甘、凉、瓜、沙汔不为王土。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终沦于异域；艺祖出《幽燕图》示赵普，普以为其难在守。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涂炭矣！《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而通释终焉！”在此作者激烈批评了宋谋取河湟及燕云的做法。总之，该书对《资治通鉴》所涉及的地理形势做了详尽的笺释，并时而对宋代地理形势也做了论述。清四库馆臣高度称赞说：“其中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68］
王应麟还撰有《通鉴答问》5卷。该书所论因始于周威烈王，终于汉元帝，故后人认为属于未完稿。又该书虽以《通鉴答问》为名，而所论乃以尊崇《资治通鉴纲目》为主，名实相乖，与王应麟其他著述颇不类，以致后人疑为王厚孙托其祖名刋行。从现今该书传本可知；该书对《资治通鉴》所记西汉元帝之前的150余道重要论题一一做了答辩。这些论题既涉及品评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又涉及《资治通鉴》本身的书法义例等。如该书卷三“张辟强谓陈平曰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居南北军诸吕权由此起”、卷四“徐乐上书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渉所以为资也”，以及卷五“匡衡”等等，均是评论具体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的。而如该书卷一“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智赵立后”，以及“司马公论才德”等，则与《资治通鉴》本身的书法义例乃至作者司马光的思想有关。为说明问题，在此不妨举例说明。如该书卷一对“《通鉴》何以不续《春秋》”之问，作者作答说：“《春秋》，经也；《通鉴》，史也，经不可续也。《左氏》终于智伯，《通鉴》始于三晋，盖以续《左氏》也。及朱子为《纲目》之书，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以经法为史法，圣人复起必从之矣。学者潜心司马公之编年，参以朱子之笔削，此穷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义以读《通鉴》，其庶几乎”。在此作者不仅回答了所问，而且还极力推崇《资治通鉴纲目》。又如同卷对“周室微弱诸侯莫朝齐独朝之”事，作者将齐与鲁等其他诸侯国做法加以比较后指出：“田齐以篡得国而能尊王，所谓盗亦有道，视魏、赵、韩之无王，彼善于此矣！”并且由此进而评论道：“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之中，犹有一分天理”。又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未惧则为乱。贼既惧则不绝其迁善，此忠恕待人之意”。在此作者高度赞扬了世道衰微时田齐尊王之举。再如该书卷二对“《通鉴》何以削去屈平事”之问，作者答道：“《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在此作者重点强调了《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的补充功用。总之，该书虽存在尊崇《资治通鉴纲目》的问题，但它对深入了解《资治通鉴》乃至《资治通鉴纲目》所记史事，则有明显的帮助作用。
胡三省曾花费30年精力注释《资治通鉴》。其先，嗜好史学的胡三省之父胡钥曾对历代史注总结说：“《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裴松之注陈寿《史》，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闻、补未尽，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唐书》之窦苹、董冲，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他未之及也。《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并且他指出海陵本《释文》非司马康所为，望胡三省能加以刋正。于是三省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例》，写成《资治通鉴广注》97卷，著《论》10卷。只可惜中经战乱，书稿散失，他又购《资治通鉴》，重新作注。其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因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69］对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陈垣先生从“史法”和“史事”、吴怀祺先生从胡三省的史学思想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今在此再补充强调一点。应该说，胡《注》无论是在对《资治通鉴》内容所作的校勘、考订、辨误、音义训释等方面，还是在对《资治通鉴》史事所作的评论上，均相当精到，并且发人深省。尤其是他以南宋遗民的身份为《资治通鉴》作注，因此书中无时不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之情。如在《资治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夏四月所记“王朴平边策”注文中，胡三省发论说：“是后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诸国，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这是他对燕云之地得失与北宋亡国关系的深刻反思。又如在《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六年夏四月所记“蜀浸兵强”注文中，胡三省发论说：“余尝谓兵之强弱，在将不在兵”，“宋自女真侵噬，吴玠兄弟画境而守蜀，东南以西路兵为天下最。夫岂借工于别路哉”！在此他高度赞扬了吴玠兄弟的守蜀之功。再如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七年末特记有“是岁度支支收之数”注文中，胡三省指出：“温公拳拳于史之阙文，盖其所重者，制国用也。”其实，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同样注重对典制国用的解说评论。总之，《资治通鉴音注》具有极高的参考使用价值。
对于《资治通鉴释文辩误》，虽则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辩误篇第七”中已有论及，今在此仍有必要再做探究。按《资治通鉴释文》30卷，史炤撰。炤字子熙，眉山人，博古能文。他所撰该书曾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上进朝廷。除史炤此书之外，南宋还通行源于该书的两种《通鉴释文》，即假托司马康而刻于海陵的海陵本，以及蜀费氏本。胡三省鉴于以上三书疏略特甚，讹谬相传，于是以史炤书为主，兼及其他两本，对其《释文》加以详细辩误。
大体而言：一则胡三省重点指出句读释音之误。在《通鉴释文辩误序》中，他就批评时弊说：“今之时，有宝应、谢珏《通鉴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庐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闽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后学，更未暇问其考据。其书更不论四声翻切，各自以土音为之音，率语转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于大相远者，不特语转而已”。具体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一所录《资治通鉴》卷5记“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武安君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事。胡三省辩释道：“史炤《释文》曰：‘间，居栈切，间隔之也。’余谓若从炤说，当以‘间赵军’为句，与下句分而为二，意颇重复。若以‘又五千骑绝赵壁间’为句，与上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句法文意，殊为停当，间读如字。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句，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创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又按间隔之间，本无上声，而史炤音居栈切，盖字书栈字有平、上二音，蜀人土音以平、上二声从去声者甚多，此亦是以上声从去声。幸字书栈字有二音，可以援从去声，其他则拘阂而不通矣。秦、陇以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盖古人已病之”。在此胡三省不仅指明了类似史炤的时人在句读时号为新奇的弊病，而且也指出释音受区域读音严重影响的问题。它如在该书卷五所录《资治通鉴》卷115记晋安帝义熙六年，韩绰进谏南燕主超说：“正当努力自强，以壮士民之心”事。胡三省辩释道：“史炤《释文》曰：‘努，奴故切。’余谓努力之努，音奴古翻。蜀人以土音转易四声，如此类者甚众，读者审其是而已矣”。这同样是说明释音因受土音影响而致误之事。
二则他指出解释地理之误。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五所录《资治通鉴》卷114记晋安帝义熙四年，“乞伏炽盘筑城于嵻山而据之”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嵻山在西羌。’余按炤说以丁度《集韵》为据也。夷考当时乞伏氏据苑川，其地西至枹罕，东尽陇坁，北限赫连，南界吐谷浑。嵻山盖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于秦渭，故嵻山在羌中。丁度《集韵》以宋朝疆理为据也，若引以注十六国地界则疏矣”。又如该书卷十一记唐懿宗咸通九年，“高邮岸峻而水深狭”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高邮邑名，属兖州。’余按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以上释例无不表明，胡三省主张注释地理必须以当时状况为据。对此，清四库馆臣称赞说：“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70］
最后，胡三省强调注释当明其始末缘由。如他在《通鉴释文辩误》卷七所录《资治通鉴》卷167记陈“置删定郎，治律令”事。胡三省指出：“史炤《释文》曰：‘陈置此官，以治律令。’余谓注书如此，何所发明？”于是他便详细说明了曹魏至陈时删定郎的沿革变化。又如该书卷八所录《资治通鉴》卷186记唐“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事。史炤《释文》为：“唐有十六卫，各有左右。其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谓之四卫，余谓之杂卫。（原注：费本同）”。胡三省在详细说明隋唐翊卫置官变化后，批评指出：“炤谓唐以左右卫及左右金吾卫为四卫，盖唐中世以后事也。且炤不言翊卫置官之由，而泛引四卫为释，未为精切”。再如该书卷十一所录《资治通鉴》卷245记唐文宗开成元年“庄宅收买犹未已”事。胡三省首先指出：“史炤《释文》曰：‘唐置庄宅六宅使，以诸王所属为名，或总云十六宅。后置六宅。’余按庄宅使、六宅使各是一官。”接着他详细说明了唐玄宗时二使的职掌变化，最后他还补充指出：“唐之将亡，朱全忠诛宦官，以所亲将校领内诸司使。自此汔于宋朝，遂为武散阶”。由此可见，胡三省在史注方面，已经运用并总结出了准确有效的注释方法。
当然，诚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所言：“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因此亦有后人指出其史注之失的。如明人郑瑗指出：“史炤释《通鉴》多谬，天台胡三省《辩误》多所考正，远胜诸家之注，然颇有引证欠明备者。”［71］清人陈黄中在其父陈景云所著《通鉴胡注举正》一书《跋》中亦指出：“先子尝言：胡身之注《通鉴》，于地理最有功，而惜其尚有疏舛，每叹注书之难。”于是陈景云撰成了《通鉴胡注举正》10卷。
综上所述，这些以不同形式改编《资治通鉴》类史著的产生，足以表明研究《资治通鉴》已在当时形成了风气。
南宋朝廷内外之所以偏爱《资治通鉴》，一则是南宋时人崇尚编年，而无论在史料的编排、取舍，还是历史史实的叙述及评论方面，《资治通鉴》均体现出了自身的特色，它自然成了人们阅读、研究的重点。相应的，续作、注释、改编、考评等一系列由《资治通鉴》派生的史著便应运而生了。在此需补充说明的是，它不仅对传统世俗史籍的编修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当时佛教史籍的编修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宋僧祖琇在《隆兴编年通论》中就指出：“今博采累朝外护法圣贤绪余及弘教秉律，韵人胜士，与夫禅林宗师提纲、警策、法要，规仰司马文正公《通鉴》，采成此书。”［72］可见该书明显仿效《资治通鉴》编修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