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则与《资治通鉴》本身具有极强的资治鉴戒功用有关。我们知道；北宋灭亡的现实历史教训，迫使南宋时人不得不明晰治乱兴衰之理，并进而探讨强国之道，而《资治通鉴》正好可以提供该方面的经验教训。林駉对此指出：“昔神宗皇帝之叙《通鉴》曰：‘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盖嘉其有关于风化也。孝宗皇帝之读《通鉴》曰：‘法其所以兴，戒其所以亡，’盖称其有益于治道也。”［73］可见该书的风化治道功用，深得宋代统治者的赞许。史载淳熙六年二月，孝宗曾问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别读何书？”皇太子回答说：“经史并读”。孝宗说：“先以经为主，史亦不可废。”［74］这表明孝宗相当看重《资治通鉴》及经史典籍对皇位继承者的教化作用。胡三省进一步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75］在此胡三省已将《资治通鉴》的现实功用扩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最后，南宋“是元祐，非熙丰”的舆论导向，对南宋时人崇奉元祐之政，推崇司马光为人及其著述，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也是《资治通鉴》在南宋得以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2.南宋唐五代十国史编修的衰落和三国六朝史编修的兴盛
（1）南宋唐五代十国史编修的衰落：处于相对统一时期的北宋王朝，往往以唐代的兴衰作为直接借鉴，从而使得官私各方编修唐代史兴盛一时。现今见于著录的该类专著就达30余种。如丁度有《大唐史略》100卷、孙甫有《唐史记》75卷和《唐史论断》3卷、陈彭年有《唐纪》40卷、石介有《唐鉴》5卷、范祖禹有《唐鉴》12卷，以及官修有《新唐书》225卷等。其中如孙甫“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之”。时人言：“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76］又如曾协助司马光编修完成《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其所撰“《唐鉴》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乱，故学者尊之，目祖禹为‘唐鉴公’”。并且王称在为祖禹所作《传》论中称赞道：“夫学以古今成败为议论，仕以正君惠利及人为忠贤，顾义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辄发，不为利夺，此则范氏之家法也哉！”［77］又高宗曾告知讲官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78］由此可见范祖禹对唐代历史的论说总结，是极为深刻的。同时，旨在纠正《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缺陷，［79］而注重以唐为鉴的《新唐书》，由于具有事增文省的显著特点，因此颇受当时研究唐史者的偏爱。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明确指出：“近代士颇知《唐书》”。时人仅围绕《新唐书》对其加以阐释、增补以及辩证的著述就达10种左右。如吕夏卿有《唐书直笔新例》4卷、窦苹有《唐书音训》4卷、吴缜有《新唐书纠谬》20卷、李绘有《补注唐书》225卷、韩子中有《新唐书辨惑》60卷、董衡有《唐书释音》25卷、王曙有《唐书备问》40卷和程鹏有《唐史属辞》4卷等。北宋史官还采集《新唐书》史事，编成了《迩英要览》一书。除以上专门性史著之外，《资治通鉴》本着详近略远的编修原则，所记隋唐五代史事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0%。该书的编修目的仍在突出以唐为鉴的现实功用。
同北宋相比，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旨在总结北宋亡国之痛和探求南宋中兴之道，因此史家更关心本朝史事，有关唐代的著述相应地减少了。见于著录的该类史著仅10余部。如唐仲友有《唐史义》15卷和《续唐史精义》10卷、钱文子有《汉唐事要》20卷、汪应辰有《唐书列传辨证》20卷、吕祖谦有《新唐书略》35卷、张九成有《唐鲙》50卷，以及王十朋有《唐书详节》等。其中如张九成“尝谓（《新唐书》）纪、志出于欧阳公，列传出于宋公，《天文》、《律历》、《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表》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制》初出于王景彝，未竟而卒。每患首尾不相贯属，遂总其条纲，稽其同异，类聚而区别之。”于是以新的编修形式撰成《唐鲙》一书。［80］可惜以上这些著述很少流传至今。
同时，就五代十国史的编修而言，北宋朝廷内外出于总结理乱兴衰的目的，纷纷撰修该段史著。如官方既编修有《旧五代史》150卷，欧阳修又私修有《新五代史》74卷，刘恕撰有《十国纪年》40卷，无名氏撰有《五国故事》2卷，王举撰有《天下大定录》10卷，以及路振撰有《九国志》50卷，等等。此外，仅专门记述南唐历史的史著就有：徐铉、汤悦的《江南录》10卷、郑文宝的《南唐近事》2卷和《江表志》3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4卷、龙衮的《江南野史》20卷、无名氏的《江南余载》2卷、马令的《南唐书》30卷、胡恢的《南唐书》和无名氏的《钓矶立谈》1卷等。可见官私方在修纂该段史著方面成就显著。
南宋时，五代十国史的编修日渐衰落。其间除私家出于个人喜好并从事著述之外，官方从未组织编修过该类史著。史载私家著述有：虞允文曾注《五代史》，薛季宣有《十国纪年通谱》，以及陆游有《新修南唐书》18卷等。其中现今传世的《新修南唐书》，与此前成书的一些南唐史著相比，有其自身特点。如陆游为南唐三主立本纪，就与马元康称书、胡恢称载记不同。对此，他在其书卷一《烈祖本纪》论中指出：“昔马元康、胡恢皆尝作《南唐书》，自烈祖以下，元康谓之书，恢谓之载纪。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秦庄襄王而上与项羽皆未尝有天下，而史迁著于本纪，范晔《汉书》又有皇后纪。以是质之，言纪者不足以别正闰，陈寿《三国志》，吴、蜀不称纪，是又非可法者也。’苏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为纪，而用史迁法，总谓之南唐纪云”。又如在内容编排方面，马令的《南唐书》自诸主书外，有女宪、宗室、义养等传，次以列传，又有儒者、隐者、义死、廉隅、苛政、诛死、党与、归明、方术、谈谐、浮屠、妖贼、叛臣、灭国等传。而陆游的《南唐书》除为宋齐丘设立专传外，其余依据诸立传人性质，汇为某某列传。随后为类传者，计有后妃诸王列传、杂艺方士节义列传，以及浮屠契丹高丽列传。很显然，陆书比马书内容编排显得妥当。最后，陆游对南唐史事的评论较为中肯。如他就认为纲纪败坏、赏罚不明是南唐灭亡的主要原因。他对此论道：“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而后其国从焉。方是时，疆场之臣非皆不才也。败于敌，未必诛。一有成功，谗先杀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敌，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陈觉、冯延鲁、查文徽、边镐辈，丧败涂地，未尝少正典刑。朱元取两州于周兵将遯之时，固未为隽功，而陈觉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诸将束手无策，相与为俘累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81］总之，以上情况表明，陆游的《南唐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使用价值。
（2）三国六朝史编修的兴盛：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倪思上奏朝廷说：“窃见近日学校科举之弊，患在士子视史学为轻。夫所谓史者，岂独汉、唐而已哉！而今之论史独有取于汉、唐，至若三国、六朝五代，则以为非盛世事，鄙之而耻谈。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计虑之工拙，与夫兵民区处之方，形势成败之迹，前事之失，后事之戒，不为无补，皆学者所宜讲究者也。……乞申敕考官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而于去取之际，稍以论策为重，庶几士子博古通今，皆为有用之学。”朝廷从其请。［82］倪思之论，清楚地表明了三国六朝史对南宋更具有现实借鉴作用，因此他请求朝廷应使士大夫通晓此类有用之学。而南宋学者正是出于旨在表明本朝正统的现实之需，从而兴起了改修《三国志》之风。元人苏天爵就曾指出：“宋氏南渡，执政大臣忘雠忍辱，窃禄苟安，一时儒者忠义感激，痛愤怨疾。既不果用，思见于言，此蜀汉统绪所由正也，大则纪于册书，次则表于论著。”［83］此正如前些章所述，该类史著如萧常的《续后汉书》42卷、李杞的《改修三国志》67卷，以及高似孙的《蜀汉书》等等，均是为辨明三国时蜀汉正统地位而作。不过，亦有一些学者则走上另一极端。如叶适就指出：“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已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士诵读不详，轻立议论，误后生见闻，最害事。”［84］此种做法虽误人不浅，但我们从中可知南宋时人的确对三国史事甚为关注。
与此同时，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也促使南宋时人纷纷总结六朝时期的攻守形势，以便为现实提供借鉴，因而当时六朝史的编修兴盛一时。时人欧阳守道在为李仲仁《史考》所作《序》中言：“愚初学文时，及见前辈所著，犹用心于考古，历代成败，是非得失，必以序及之然后出，意见超，议论大，格律一致，而未有瑕也。又其时，靖康之痛犹在人心，建、绍、乾、淳之经营北方，接于耳目之近，士于江左六朝机会之去留，人谋之臧否，往往朝夕讲焉！故虽举子之文亦皆求为可用，高虚议论有之矣，而亦无几。……安成李君仲仁作《史考》二十篇，其间多言六朝兵事。”［85］欧阳守道的言论表明，南宋时人无时不在讲究六朝史事。因此，类似于《史考》的史著就相当多。如吴曾有《南北征伐编年》23卷、胡寅有《三国六朝攻守要论》10卷、赵善誉有《南北攻守类考》63卷、曾三英有《南北筹边》18卷、李舜臣有《江东十鉴》1卷、方岳有《重修南北史》170卷、李焘有《江左方镇年表》16卷，以及李壁有《南北攻守录》58卷等等。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可知，南宋史家更加讲求春秋学和通鉴学，积极研治两汉史，着力辨明蜀汉正统地位，纵论南北攻守形势，均是出于南宋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说，南宋史家正是通过这些研史著史活动，以便有效地为现实社会服务。
此外，两宋在通史、上古史及方志等方面的编修情况，前面有关章节已涉及一些，在此不再论述。
二、两宋在当代史编修方面的比较
1.持续发展的两宋官修史籍
对于两宋官修史籍的总体状况，时人言：“自今观之，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记），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历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会要也。采纪录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录也。而国史则旁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宝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86］可见宋代官修史籍种类繁多，纪事细密，主旨明确。
从两宋官修史籍的编修过程来看，一般从史料的汇集整理编次，到史书的编修成书，均已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编修程序。其中由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编修的起居注，以及由宰执负责编修的时政记，往往是编修日历的基本依据。而日历又是实录的依据，实录是国史成书的主要依据，这样便形成了环环紧扣的官方史籍编修过程。其间，由著作郎和著作佐郎编修的日历是该环节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相应的，它也是修史机构最经常性的工作。黄中对此指出：“史院之编修，以日历为根柢。日历之纪次，以时政记、起居注与诸司之关报为依据。”［87］朱熹亦言：“本朝史以《历日》（应为《日历》）为骨，而参之以他书。”［88］明徐一夔更进而指出：“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又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防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史之所以为精确也。”［89］正因为如此，宋代朝廷极其重视对日历的编修，即使到南宋灭亡前夕，日历的编修仍在进行。亦正是有日历作根基，两宋实录和国史的编修则较为完备。为说明问题，今特将两宋日历、实录和国史的编修情况列表如下（表6-4）。
由表6-4可以看出；南宋前四朝《日历》已达到3000多卷以上。据熟悉本朝文献掌故的章如愚言：“《日历》莫详于建炎、绍兴之所录。”［90］在此章如愚虽仅谈及南宋高宗朝，但由于自后的孝宗朝《日历》卷数更甚，由此推断，南宋日历的纪事当较为完备。亦正因为如此，李心传在编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以其作为基本取材依据，从而编修成了内容相当详备的史著。而对于北宋日历的编修卷数，由于北宋《国史·艺文志》不予著录，故难以详知。［91］
对于两宋实录编修状况，魏了翁明确指出：“每惟祖宗实录，自东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过一千余卷，而南渡以后，高宗、孝宗皇帝两朝实录仅六十余年，遂至一千卷。”［92］魏了翁在此仅以卷帙多寡对两宋实录做了区分评判。不过，北宋实录的卷数虽不及南宋一些实录，但北宋一些实录时常因为叙事简明而受到时人称颂。如苏轼认为《英宗实录》“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93］李心传认为《钦宗实录》“文直而事核。”［94］
同时，对于太祖、太宗、神宗、哲宗和徽宗诸朝《实录》而言，由于史实存在漏略，甚至“诬谤”，所以被朝廷多次加以重修。李焘对此明确指出：“《神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再修于绍圣，又修于元符，至绍兴初凡四修。《哲宗实录》初修于元祐（当为元符），再修于绍圣（当为绍兴）。惟神宗、哲宗两朝所以四修、再修，则与太祖、太宗异。盖不独于事实有所漏略而已，又辄以私意变乱是非，绍兴初不得不为辨白也。诬谤虽则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犹愈乎近所修《徽宗实录》。盖《徽宗实录》疏舛特甚，非前二《录》比。凡臣僚除罢、年月最易知者，其颠倒错乱，往往志［？］不可晓，况其难知者乎！”［95］这是李焘对北宋以上五朝《实录》重修原因的深刻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