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史学之所以兴盛，一是该区域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为中心的地带，文化教育相当发达。四川素以刻书、藏书丰富而著称当世。在此仅以刻书中心眉山而言，早在高宗绍兴十四年，四川转运使井度负责刻印了《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共七史，号称眉山七史。［97］私家刻本中，如“眉山程舍人宅”刻印了《东都事略》，“眉山文中”刻印有《淮海先生文集》［98］等。此足以说明该地刻书业相当发达。同时，该地因未受两宋之交战乱影响，书籍的传抄、收藏亦十分兴盛。如南宋初，转运使井度“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所有甚富”。后来井度将这些书赠给晁公武。公武合其家旧藏，得书24500卷，从而编成了目录之书《郡斋读书志》［99］。又如周密指出：“至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100］至于刻书业素称发达的眉山，则“乡多藏书”。［101］教育方面，该区域官、私学均较为发达。时人赵与时以其见闻记载说：“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102］说明该地建学已具有相当规模。在创建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方面，李焘、王十朋、高定子和魏了翁等均创办了书院，从事授业讲学活动。其中魏了翁创立的鹤山书院，“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103］总之，印刷业的发达，教育事业的普及，学术活动的开展，从而为该地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该区域长期以来有以史为鉴的治史传统，尤其是北宋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及范祖禹之学对该区域影响颇大。如晁公武颇为偏爱《资治通鉴》，他说：“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104］为此他著有《通鉴评》10卷和《稽古后录》35卷。李焘和李心传同样喜好涑水史学，并对其有所继承和发扬。它如郭叔谊曾“筑室藏万卷书，皆手所校雠”，并且著有《温公通鉴评》3卷。［105］因此，在这些史家及其著述的传承感召之下，从而使未受战乱严重影响的该区域仍保持与发扬着自北宋以来涑水史学的治史传统，这无疑是该区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色。
最后，如以上所言及的川籍史家广泛参与官方修史活动，则有力地带动并促成了该地治史风气的形成，而良好的治史风气，又使得该地为国家培养并输送了更多的史学人才。
3.福建史学
福建习惯上分为上四州（建州、南剑州、汀州和邵武军）和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地域特色为山多平地少，即俗语所谓的“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虽则如此，但该地学术文化却相对较为发达。除影响颇大的朱子理学外，以兴化军、建宁府和福州为中心的区域史学亦颇具特色。
一方面，该区域独立从事史学探研者甚多。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兴化军莆田人。从兄郑厚，字景韦，学问博通，比樵长四岁，樵师事之。由于家境不富裕，二人筑草堂于夹漈山，共同苦读，又共同讲学授徒。对自己刻苦读书的生活，郑樵回忆说：“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谈及自己的读书志向，他在给高宗的信中明确写道：“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106］正是因为有如此明确的读书为文目的，所以郑樵著述甚丰。他的重要著述有：《诗传》20卷、《春秋传》12卷、《春秋考》12卷、《春秋列国图》和《通志》200卷等。陆游称赞说：“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今，诚佳士也。”［107］陈振孙则言：“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洽闻，然颇迂僻。”［108］虽则时人对其品性评价不一，但均认为其博学多识。其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杜门著书，并且著述丰富。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人。自幼刻苦好学，孝宗隆兴元年中进士，由温州判官，历任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晚年罢官居家时，专心研究易学，著有《易学索隐》、《易传解义》、《周易辨异》和《易童子问》等书。袁枢喜欢诵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109］于是在孝宗乾道九年出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便着力编修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对于此事，朱熹曾寄诗说：“却怜广文官舍冷，只与文字相周旋。”［110］对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吕祖谦说：“袁子之《纪［事］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绎参订。本之以经术，验之以世故，广之以四方贤士大夫之议论，而后部居条流，较然易见，夫岂一日之积哉！”［111］可见该书经过他长期玩绎参订而编成。
熊克字子复，建州建阳人。少时好学，善著文，深得胡宪器重。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知绍兴府诸暨县，有政绩。后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熊克“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有问者酬对如响。”［112］他一生著述颇丰，计有《九朝通略》168卷、《中兴小历》40卷、《官制新典》10卷、《圣朝职略》20卷、《帝王经谱》、《诸子精华》和《镇江志》10卷等。其中《九朝通略》成书后，曾上进朝廷。时人李龟朋以诗贺之曰：“翰苑前资汉硕儒，苦心何翅十年余。修成当代将来法，读尽生平未见书。黄帊奏篇登御府，紫纶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闻天语，鸾鹊催归定不虚。”［113］可知他编修该书时用功至勤。他所撰的《中兴小历》虽颇受时人指责，但在内容方面仍存有一定价值。
李丙字仲南，昭武人。以荫补官，孝宗乾道中，监临安府都盐仓。他“乐于收书，勤于考古”。尝撰《丁未录》200卷。该书“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间议论更革，往往编年该载殆备。”［114］同时，他花费20年撰成《集古录》1000卷，该书录碑铭名迹上起夏后氏，下至五代。［115］此外，他还撰有《丙申录》。
陈均（1174—1244年），字平甫，号云岩，自号纯斋，兴化军莆田人。他家贫力学，早年曾肄业太学。中年以后，恬于仕进，两度辞官不受，并且决意埋头治史。据其挚友郑性之言：“平甫与余游从廿年矣，足不出书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丧不足以动其心。……孜孜为学，未见其止也。”［116］他撰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和《中兴编年举要备要》14卷。理宗端平二年，朝廷下诏取其《宋长编纲目》（即《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特补迪功郎。［117］但陈均却辞官不受，仍然埋头从事著述活动。
吕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理宗淳祐七年进士，廷对第六人，授肇庆府学教授。历沂靖惠王府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后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以兄卒归。宝祐六年，以秘书郎召，丁大全忌其直，徙汀州。后又复官，主管成都玉局观，卒。他曾与徐清叟、尤堉和马廷鸾等人被同称为“一时名士”。［118］吕中尚撰有《国朝治迹要略》14卷、《大事记讲义》23卷和《中兴大事记讲义》4卷、附录1卷，并增补过《群书考索》等。元陈栎对其讲义类著述评论说：“《宋史讲义》，吕氏中所著，议论多详明，文辞亦条达，然成于理宗朝，犹有隐避而不尽言者。”［119］
同时，我们知道，该区域朱子理学影响颇大，而理学家喜好著史者亦不乏其人。如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后迁居建州建阳县。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一生主要从事讲学著述活动。其史学著作有《资治通鉴纲目》59卷、《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伊洛渊源录》和《伊川年谱》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史学创新风气浓厚。袁枢鉴于《资治通鉴》“浩博”，于是他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并将其分年叙述之事，选择汇列为上自“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等239个专题（另附相关事项66项）。每一专题为一篇，详其始末，从而编修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这种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因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120］的独特优势，所以用该书所创体裁编修成的史书在当时逐渐增多，纪事本末体也由此成为一种与纪传、编年和纲目等并行于世的重要史书体裁。
朱熹于孝宗乾道八年撰有《资治通鉴纲目》59卷，凡例1卷。该书虽仍采取编年纪事的形式，但每事皆分为大纲与细目两部分，所以称为纲目体。其中纲是依照时间顺序写的史事提纲，用大字顶格而写；目是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用小字降格而写。由于该体裁“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121］所以备受世人重视。朱熹于乾道九年还撰有《伊洛渊源录》14卷。该书旨在为理学的开创及传衍确立历史统绪，由此也形成了学案体这种新体裁。此外，朱熹撰有《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该书着重在于选编北宋名臣、硕儒的言行，用以达到有补世教的目的。其间，朱熹运用“言行录”这种编修形式，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郑樵在治学方面则勇于“自成一家”。［122］其兄郑厚曾著《艺圃折衷》一书。在书中他公开指责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不是“贤人”，乃是“忍人”、“辨士”。其口口声声“诵仁义”，乃是“卖仁义”。对此，李壁和刘德秀上奏指出：“（《艺圃折衷》）诋孟子有‘卖仁义’等语”，于是朝廷下令所属劈版。［123］与其兄的做法相类似，郑樵大胆攻击《毛诗》和《诗序》，并著有《诗辨妄》。朱熹对此指出：“《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124］此是对郑樵说法的极大肯定。对于当时的学术状况，郑樵在其著《通志·总序》末甚至认为：“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因此必会有所变化。他所编修的《通志》由纪、略、年谱、世家、列传和载记六部分组成。其间他将过去纪传体史书中的“表”改成了“谱”，“志”改成了“略”。在二十略中，他则创新了《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灾祥》和《昆虫草木》诸略。他所倡导的“会通”思想，不仅成了他评价历史史书的标准，更是他自己治史的指导原则。总之，郑樵治学，尤其是治史，能以自得之学，写自得之书，并且自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以袁枢、朱熹和郑樵等为代表的该区域史学，明显具有浓厚的创新色彩。
该区域史家学术成就突出，一是该区域文化甚为发达。福建是宋代著名的刻书业中心，其中建阳麻沙和崇化两地，号称“图书之府”。朱熹曾言：“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25］刻书业的兴盛，促使该区域学士大夫藏书之风亦相当繁盛。加之该区域在两宋之交未受重大战乱影响，使得许多珍贵书籍得以存留了下来。如高宗绍兴十五年，叶廷珪上奏朝廷说：“切见闽中不经残破之郡，士大夫藏书之家，宛如平时。如兴化之方、临彰之吴，所藏尤富，悉是善本，望下逐州搜访抄录”。朝廷从其请。［126］又据南宋末周密言：“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127］陈振孙在为福建漳浦人吴与家藏的《吴氏书目》所做的“解题”中亦明确指出：“闽中不经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湿苦蠧损。”［128］由此可见，该区域藏书的确极盛。同时，福建虽地狭人稠，地土贫瘠，但读书求学风气颇浓。史载：“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129］加之该区域官、私学发达，尤其是书院众多。据今人统计，南宋时该区域有书院90所，次于江西和浙江。［130］其中颇为有名的就有建宁府建阳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书院，兴化军涵江书院，以及朱熹亲自创建的建宁府武夷精舍、沧洲精舍等。图书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达，使该区域人才辈出，这为该区域史学的发展无疑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是该区域史学受本地学术发展变化的影响极为明显。我们知道，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异常发达，据清人蔡衍所言：“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131］不过在南宋初，福建闽学的发展及其影响还不是很大。韩淲曾言：“建阳自胡原仲归岳下，后来魏元履死，气象便萧然，只是编类文字，无自己工夫。”［132］韩淲所言及的胡宪，字原仲，号籍溪先生，建宁崇安人，从叔父胡安国学。后朱熹尚受学于他。可见在此时，各种学术尚能自主发展并有所创新。如前述郑樵、袁枢、李丙和熊克等人，均是在此时独自从事着史学研究。但自朱熹在该区域从事理学传播活动之后，理学的影响相当大。其间，跟从朱熹治学的门生弟子相当多，而其中以福建士人为最。陈荣捷先生统计得出：在有来历可考的378名学生中，其中福建人占43%，浙江人占21%，江西人占21%，其余的15%来自其他地区。其他学者又专门对《宋元学案》和《朱子语类》中朱熹的学生数做过统计，得出来自福建的比例分别为51%和32%。［133］这种学术发展格局，对该区域史学发展必然产生直接影响。在朱熹门人中，热衷于史学研究的福建籍学者及其著述有：刘爚及其《史稿》、陈宓及其《春秋三传抄》、《读通鉴纲目》和《唐史赘尤》等。此外，如陈均受其影响，则撰有纲目体的当代史著述。虽然有以上朱熹门人从事史学研究，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由于理学在该区域影响相当大，从而使得许多学子有志于专门从事理学研究，这在客观上又制约了该区域史学的独立发展，这也是该区域史学发展规模不如浙东和四川的根本所在。
4.江西史学
该区域在南宋时分属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共有13个州军。即江南西路的洪州、袁州、筠州、抚州、吉州、虔州、江州，以及临江军、建昌军和南安军，江南东路的饶州、信州以及南康军。该地既有鄱阳湖平原，又有处于赣、信、抚、修四条大河流域内的一定面积的平原，因而经济较为发达。其中洪州、抚州和吉州经济最为发达。在文化学术方面，该区域有著名的“江西诗派”，有陆九渊创立的“心学”，以及有一定传承的区域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