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患者说来，因为一些特别的情况，诊断变得特别困难。比方说，疾病初期的征象；像精神不畅啊，疲惫无力啊，食欲不振啊，睡眠不安啊，头痛啊，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可是病人——他是一家人的希望：却仍然健康如常地来回走动。有时即使这些病征突然加剧，也不会有人认为是什么严重反常的事。有真实本领的高明医生，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朗哈尔斯医生，那个有着一双汗毛茂密的小手的漂亮医生朗啥尔斯，会很快地诊断出这是什么病症，等到胸口上和肚皮上出现了那致命的红斑以后他的判断就更证实无疑了。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施用适当的办法，他会要求把病人放在一间宽敞的、空气流通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不能超过十七度。他会要求环境极端干净，只要病人的情况还许可——也有一些情况病人已经不能这样做了，——被褥要经常更换，以防止病人害褥疮。他会让人用湿毛巾不断擦洗病人的口腔。至于药品，他会开碘和碘化钾混合剂，他会开金鸡纳霜、安替比林，而且，因为患者的肠胃受疾病的伤害最厉害，他首先要开一个非常清淡同时又非常富于营养的食谱。他会用洗浴的办法，来对付那销蚀病人体力的高烧，他会让人不分昼夜每三个钟头就把病人浸入浴盆中一次，使病人的体温从脚到头逐渐减低下来。每当病人洗浴之后，他会让病人急速吃一点刺激性的东西，例如白兰地或者香槟酒之类。
但是他使用这一切治疗法并不按照一定的规程，他只希望这些方法对病人能起些作用，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治疗法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因为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他并不知道，直到第三个星期，直到病人的生死关头来临以前，他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也好像在黑夜中摸索一样，那就是病人究竟活得成活不成。他并不知道，他称之为“伤寒”的这个病症，在这个病人身上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灾殃，是受感染后的一个不很愉快的后果呢，还是使病人解脱的一种形式，是死亡本身的一件外衣？如果是前者，那感染本身本来也许就能逃避开，或者即使受了感染，借着科学的力量也能把它驱除掉；如果是后者，死亡不论采取什么面具出现，任何医药对它都是毫无作用。
伤寒症的病况是这样的：当病人徘徊在那遥远、昏热的梦境和在那昏昏沉沉的境界中时，他听到生命清晰振奋的召唤。当病人在一条通向阴影、凉爽和平静的陌生而灼热的路上游荡时，这声召唤坚定、清醒地传入他的耳中。病人站住了，他开始倾听这一清亮、振奋、略带讽嘲的声音，这声音促醒他回到那他已离开得这么远，已经完全遗忘了的地方去。如果他这时对于自己身后那些讥嘲的、繁杂的、野蛮的世事还多少存有一些尚未恪尽职责的羞愧感，如果他感到自己还会产生力量，还有勇气和兴趣，如果他对世事还喜爱，还不愿意背叛，那么尽管他在这条陌生、灼热的小路上已经迷误了很远，他还会走回来活下去。但是如果他听到生命的召唤声音就害怕地、厌恶地打了个寒战，那么这个唤起他回忆的呼唤，这个快乐的、挑战似的喊声，只能使他摇一摇头，只能使他伸出抵挡的双臂，只能使他沿着那条逃避一切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很清楚，这时病人注定要和尘世永别了。
4
“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是不对的，盖尔达！”这句话卫希布洛特老小姐说了不止一百遍了，她的语气带着忧伤和责备。这天晚上在她的老学生的起居室里围着圆桌坐了一圈人，其中有盖尔达·布登勃鲁克本人，有佩尔曼内德太太，她的女儿伊瑞卡，有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和布莱登街布登勃鲁克家的三位小姐。卫希布洛特小姐坐在这圈人中间的一张沙发上。她那软帽上的绿飘带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为了使一只胳臂能在桌面上自由地做手势，——这位75岁的老小姐身体已经收缩得不成样子了。
“你这样是不对的，让我告诉你，你真不该这样做，盖尔达！”她用激动的、颤抖的声音又说了一句，“我已经有一条腿埋进上里去了，我活不了长时候了，而你却要……你却要离开我们，要永远跟我们分手……离开这个地方。要是这只是一次旅行么，只是到阿姆斯特丹去住几天么，倒也罢了……可是你却是永远不回来了！”她那颗苍老的鸟一般的头颅摇动着，棕色的充满智慧的眼睛变得忧郁起来。“自然了，你失去了很多东西……”
“岂止很多，她什么都失掉了，”佩尔曼内德太太说，“我们不应该太自私，苔瑞斯。盖尔达要走，就让她走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二十一年以前她和托马斯来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喜欢她，虽然她一直讨厌我们这些人……是的，她一直讨厌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吧，盖尔达！可是托马斯已经不在了，别的人……准都不在了。我们对她算什么呢？虽然这使我们很痛苦，可是你还是走吧，盖尔达，愿上帝保佑你，当年托马斯去世的时候，你没有立刻离开，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这是秋天的一个黄昏，吃过晚饭以后；距离小约翰（尤斯图斯·约翰·卡斯帕尔）接受普灵斯亥姆牧师祈福，埋在城外矮树丛边上砂石十字架和家族纹章下面那一天也已经有6个月左右了。房子前边，雨点淅淅沥沥地落在林荫路两旁已经半秃的树上。不时吹来一阵疾风，把雨水冲到玻璃窗上。八位妇人都穿着黑衣服。
这是一次小小的家庭集会，一次告别会，和盖尔达·布登勃鲁克辞别。盖尔达不久就要离开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像从前一样跟她的老父亲一起演二重奏去了。她已经没有什么义务留在这儿了。佩尔曼内德太太对她这个决定没有再表示反对。她已经完全让步了，虽然在内心深处她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如果议员的这位未亡人仍然留在本城，如果她在社交界仍然保持着她的荣誉地位，不把她的财产移走，那么这一家人的姓氏就还能保留着一点威望……但是不管怎么样，安冬妮太太决定只要她活在世上一天，只要别的人看得到她，她始终要把头抬得高高的。她的祖父曾经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周游过全国。
尽管她过去大半辈子充满坎坷，尽管胃病不停地折磨着她，她看来却还不像50岁的人。她的肤色变得有些松软苍白，她的上嘴唇上——那是冬妮·布登勃鲁克的美丽动人的上嘴唇——也长出一些汗毛，可是掩在她的孝帽下面的光滑头发却仍然一根白的也找不到。
她的表姐妹，可怜的克罗蒂尔德，对于盖尔达的这次远行，正像她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一样，表现出一副漠然、柔顺的态度。刚才吃饭的时候，她一言不语地足足吃了一顿，现在坐在那儿，偶然拉长了声音和和气气地搭一两句话，像往昔一样消瘦，一脸灰色。
伊瑞卡·威恩申克现在已经31岁了，她对于和舅母分别这件事也没有表现什么激动。她经历过更痛苦的事，很早就学会了对世事逆来顺受。在她疲惫的蓝眼睛里——这是格仑利希先生式的眼睛——流露出饱经忧患的、依顺屈从的神情，从她那平静的、有时带些哀怨的声音中同样也听得出她这种心情。
谈到三位布登勃鲁克小姐，高特霍尔德伯父的三位干金，她们仍然像往常那样带着一副愤慨、挑剔的表情。两位大姐——佛丽德莉科和亨莉叶特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瘦骨嶙峋，而小的一个，53岁的菲菲，则显得又矮又胖。
尤斯图斯舅母，老克罗格参议夫人，本来也被邀请了，但是她没有来，她身体不舒服，也许还因为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穿，原因谁也说不准。
大家谈论的话题是盖尔达的这次远行，她该乘哪趟车走，以及经纪人高什已经承租下来的这座别墅连同家具的出卖的事情，因为盖尔达这次走什么东西都不预备带，正像当初她到这儿来一样。
然后佩尔曼内德太太谈到了生活，谈到生活中一些最严肃的事情，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发表了一番议论，虽然对未来本来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是的，当我死了以后，伊瑞卡如果愿意，也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她说，“可是我自己什么地方也待不了，我活一天，我们就要在这儿一起住一天，我们留下来的这几个人……你们每星期到我家来吃一顿饭……以后我们念一念家庭大事簿——”她拍了拍摆在她面前的一个皮包，“是的，盖尔达，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保存，我很感谢。——就这么决定了……你听见了么，蒂尔达？……虽然由你作主人来请我们，也一样好，因为你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差。事情就是这样。人家忙碌奔走，拼命挣扎……而你却只是坐着，耐着性子等现成的。反正你是匹骆驼，蒂尔达，我这样说，你不要生气……”
“瞧你说的，冬妮！”克罗蒂尔德笑着说。
“真可惜，我没能跟克利斯蒂安告别。”盖尔达说，这样话题又转到克利斯蒂安身上。他不大有希望从那个病院出来了，虽然他的病情并非严重得连自由行动都不可能。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对他的老婆更合适，正像佩尔曼内德太太说的，他的老婆已经和医生勾结起来，看样子克利斯蒂安要在神经病院里度完残年了。
说到这儿，大家沉默了一下子。然后大家低声地犹犹豫豫地转到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上，当小约翰的名字从一个人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又变得寂静无声，人们只听到屋子外面唰唰的雨声越来越大。
汉诺最后害的这场病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怕淡到它就像怕泄漏了一件极大的秘密一样。如果有人压低了声音半吞半吐地谈到这件事，大家都不敢再互相对看。以后他们又想到了最后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个衣衫不整的小伯爵来探病，他几乎是强行进入病房的……汉诺那时虽然什么人也认不出来了，可是当他听见凯伊的声音，脸上却显出了笑容；凯伊一个劲地吻他的双手。
“他吻他的手了么？”三位布登勃鲁克小姐问道。
“吻了，吻了好几次。”
这件事引得大家沉思了好一会儿。
忽然佩尔曼内德滴下眼泪来。
“我这样喜欢他，”她呜呜咽咽地说，……“你们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他……你们谁也不像我这样喜欢他……嗳，对不起，盖尔达，你是他的母亲……啊，他简直是个天使……”
“现在他才真是天使了呢。”塞色密纠正佩尔曼内德太太说。
“汉诺，小汉诺，”佩尔曼内德太太接着说下去，泪水从她那松软、苍白的脸颊上流下来……“汤姆、父亲、祖父和所有别的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们了，哎，这是多么残酷无情啊！”
“还能够见得着的。”佛丽德莉科·布登勃鲁克说，一面把手紧紧在膝头上握着，目光低垂，耸了耸鼻子。
“不错，人们都这样说……可是，佛丽德莉科，有的时候，什么也安慰不了人，有的时候，——上帝饶恕我这么说——个人对正义，对善良……对一切都怀疑起来。生活使我们心中许多东西都破灭了，使我们对许多东西都失去了信心……重逢……如果真能这样……”
可是这时塞色密·卫希布洛特在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尽量站得高高的。她踮起脚尖，仰着脖子，敲着桌面，弄得软帽在头上微微抖动着。
“一定见得到的！”她使出全副力量喊道，一面挑战似的望着所有在座的人。
这个女教师，她一生中需要不断地和理智产生的种种怀疑作战，如今她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那里；她驼着背，枯干瘦小的身躯因为信念坚定而嗦嗦地颤抖着，模样就像一个握有惩罚权的先知，一个神情激动的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