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从未、从未——在一百万年里——我也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轮到我的头上。
在从童年走到中年的这么多年里，我看过许多诸如此类的电视剧，譬如从《神父最可靠》，《遗赠送给勤劳的人》和《石匠佩里》。在那些虚构的世界里，做丈夫的都深爱并珍惜着他们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一家人齐心协力，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在充满竞争和角逐的社会里共同把梦想变成现实，把神话变成生活。
在这些故事里，往往都强调真诚永远比狡诈重要。在《石匠佩里》的电视剧中，在节目结束的最后十分钟里，交噩运的人们都按顺序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生活出现了转机。
在我和史蒂夫结婚之前，我对爱情是甜蜜的、婚姻是幸福的、家庭的合力是无坚不摧的，深信不疑。我也相信在一家人共同努力之下，所有的企盼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神话都会变成现实的。
但是在我结婚之后的几年中，我发现我的婚姻、家庭与我构想的有所不同，甚至是恰恰相反。我的丈夫不仅不珍惜我的感情，不关心我，而且还时不时地辱骂我，殴打我。婚姻，对我而言，不是一个躲避风雨医治创伤的港湾，而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十八层地狱。
但我还是痴痴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幻想着在我的忍耐、付出和努力之下，丈夫会有所改变的，家庭也会一天天地好起来。
可是这仅仅是我的幻想而已。史蒂夫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更加变本加厉地摧残着我的肉体，我的心灵。
随着我的身体一次次受击倒地时沉闷的重击声响起，我对家庭的希望，对幸福的渴望，一次次随着沉闷的声音消失而慢慢地消逝着。
有一天，我的丈夫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凶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我从两层高的楼梯滚了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那是他最后一次伤害我。
面对浑身上下的斑斑血迹，到处不是挫伤就是瘀伤的伤疤，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情感和躯体都遭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的身体摔痛了，我的心摔碎了。我对家庭和婚姻的幻想，最后一次彻底击碎，荡然无存了，我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近爱子彼利夭折，又在我滴血的伤疤上撒了一把盐。至极的痛苦使我做出决定，一切到此结束。
我豁出去了，我不在乎史蒂夫所认为的、我的鼻子和我的脸蛋有多么的令人讨厌，也不在乎他让我感到有多么卑贱。
我彻底明白了，我所遭受的毒打，和他认为我是糟糕的那类人没有重大关系。我再糟糕，再愚蠢，再令人讨厌，也不至于我有这样的遭遇。
彼利的死，总算是改变了我。
我终于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为一些人或者一些事，包括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或者是我的丈夫而苦恼。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自由地采取措施改变自己的生存坐标，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一个朋友给我提供的工作，成为我脱离苦海的一道敞开的门。他想帮助我忘却由彼利的夭折给我带来的痛苦。
这项工作，使我暂时淡忘了烦恼，除此之外还帮助我铺就通向自由之路。
在我的心中，为此构想了一系列计划。最后，向一位律师请教之后，我告诉史蒂夫我想离婚，并命令他马上离开。
史蒂夫离我而去。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也去请教了一位律师，几天之后又搬回来了。他试想要单独地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我的一系列计划开始招致与预期相反的不利结果。
比我提前行动的那个家伙是卑鄙无耻的。当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全都被他扔到了窗外。可悲的是，他偏偏对此又习以为常了，三个无辜的孩子成了我们争战的焦点。
自始至终我都坚信自己会得到三个孩子的监护权——毕竟，我是他们的母亲，是能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关心和照顾的人。我得到孩子的监护权，仅仅是时间早晚的事。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令人惊诧不已的是，尽管他们的父亲是何其的苛毒，尽管他的脾气令人无法接受讨厌至极，尽管他还有酗酒的恶习，尽管他作为父亲不能尽一个父亲职责，他仍然得到了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是金钱使他胜利了！
我对“石匠佩里”的信念被粉碎了。
足够的足够
彼利的夭折还不够！
我被残忍的毒打还不够！
在法庭上我惨遭诽谤还不够！
我被谎言与欺诈伤害还不够！
我的家人不支持我与前任丈夫离婚的决定还不够！
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足够的，我不得不承受失去三个孩子的痛苦。这绝对不是公平的！但是，无论怎样为自己的鸣不平，获得的沉重的回答都是一个带有大写N的“不”。
命运中，再一次出现时四面布满砖墙，中央牢固地悬挂着丽个字母N—O围城。我就是其中不合适的牺牲品。
我认为生活应该结束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生活并没有结束。
在整个这场灾难期间，我一直被工作所烦扰——我的老板和经理甚至有大祸临头的忧虑。尽管他们知道那不是我的错，但最后还是把我从证券经纪人助理的岗位上解雇了。他们认为我不能集中精力工作。
时间是1972年。
就在我失去工作之前，我接到了通知，说我的汽车保险被取消了。我的丈夫使然——在那时根据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他有权利去做这件事和完全有权利做他想做的其他事情。
他做了。他不但取消了我的汽车保险，还得到保险公司的退款。代理人告诉我说，从我打算离婚之日起，我就不稳定了。
不稳定？我从来就没有“稳定”过。
史蒂夫还取消了我自己工作赚来的钱以我的名义建立的信用卡。送给我们两个人的礼物也转写了他的名字。他几乎做了能使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任何一件事——包括抢走我的三个孩子。我所有的正面都遭受到打击，包括精神上，肉体上和经济上的。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一个人。
我自己都不能明白，他们怎么可能弄明白呢？
每一件事都错了。南加利福尼亚相对于我们二人而言，有点太小了。我决定离开使我痛苦的中心地带寻找一份工作。几次面试之后，我决定接受北加利福尼亚E·F·HUTTON的一个证券经纪人的工作。
我每天都用12到14个小时玩命工作，用来麻醉自己，使自己尽力装作新伤旧痛已不复存在。然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万一痛苦发作我将会怎样？我几乎不能面对这样的现实。
时间还是一天天地，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变成了一个月又一个月。
在离婚和失去孩子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前任丈夫为了自己的私利，一直在撒谎，欺骗了所有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了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对自己的卑鄙行为洋洋得意。
我离开那三个可爱的孩子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没有孩子在身边的一年半，我是孤独的，空虚的。母亲是孩子自由的天空，而孩子也是母亲快乐的世界。我感到我的世界因失去孩子而不完整，那种不完整的感觉是令人心痛的。
每个周末，我让他们飞过来看我，或者我飞过去看他们。可是这样短暂的相聚就会伴有一次生离死别的场景，那时那景，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怕。
史蒂夫一直与我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孩子病了，他就把他们送过来，扔到我的身边，他却撒手不管。孩子病好了，我把他们送回去时，他又不在家。我放心不下孩子，只好等他回来，可是我又错过了返程的飞机。
游戏毕竟不能等同于生活，它终有结束的时候。
史蒂夫知道我特别爱孩子，也离不开孩子，于是他在我提出离婚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向孩子许诺，给他们买什么样的礼物，答应这个答应那个，使年幼无知的孩子跟了他。
他这样做，是想利用孩子做筹码，逼我放弃离婚的选择，为了孩子回到他的身边听从他的摆布。
当他意识到我根本不可能回到他身边时，也就不可能兑现他对孩子的承诺。一切苦心设计的游戏，都结束了。
在我们正式离婚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女人。
仔细回想过去的一幕一幕，我现在才开始明白，在所有的混乱事情中，我与那个“是”已经正面地轻轻接触。
我所得到的这个“是”，是使我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找回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开始发现我是能够从迷茫困惑中走出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自己完全有能力扮演自己想扮演的角色。
我找到了许多能使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的多种办法，认识到只要有想法，那么就肯定会有办法。我意识到在生活中，我有一个目标要去实现，有一条路要去走，就是那属于我自己的路，自己独立自主的路。
忍耐是一件必需要做的事
没有什么事情，在一夜之间说发生就发生的。也没有什么事情瞬间就可以改变的，更没有什么事情能一蹴而就的。
我成为独立完整的一个人，耗用了我一年半的时间，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年，几乎相当于我的半生。
在那个痛苦煎熬的一年半里，我不得不去等待我的那个“是”。当然，我不能被动地等待它的出现，而是主动地在那些可怕的事情之中，发现那个“是”，并使它呈现在我的面前。
离婚之后，我发下血誓，与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绝对不能超过喝一杯茶的时间，可是我与约翰邂逅之后，我的这条铁血规则渐渐地发生了改变，我会用工作之余的部分时间与他在一起。
从60年代初，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生活规律就完全改变了。
1973年，整整一年，我都做着与众不同的游戏。我再也不想与男人有任何来往，因为我认为男人都是不可靠的。
这种偏激想法的改变发生在那一天的下午。那一天下午，我去还朋友的一本书时，与约翰邂逅了。
后来约翰邀请我吃晚饭。吃完饭后他竟然自己洗餐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约翰协助我去指导女子足球。一年之后，我们俩结婚了，足球队还为我们开一次特别的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