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弗兰克？
这只有在新闻报道里才能听到的、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别人身上的事情，我仅仅是一位尽管富有同情心，但确实又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听众或观众而已。
然而，这次的无线电波载着我的家人，我的儿子，及我的生活，向全世界的人疯狂而又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报道着。它非常残酷地提醒我，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头上。我已不再是仅仅流下同情眼泪的听众，而是一场重大悲剧的主角。
我几乎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在一个很平常的星期五晚上，鬼使神差地悄然打开装有“无数个为什么”的潘多拉魔盒。
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五，也是让我所有痛苦开始的星期五。
我吃完晚饭后，像每个星期五晚上一样，各种近似于噪音的喧闹声嬉戏声又在身后回响起来。16岁的谢乐尔，仍旧在房间里打她似乎永远也打不完的电话。她正在为晚上的活动做安排。同时和哥哥与他们的朋友计划着如何好好地过一下劳工节前漫长的周末。（劳工节：美国的节目，在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19岁的弗兰克，仍然还像个孩子——他最近有了新的玩伴，是小猫凯斯密儿。在几个星期之前，塞里尔心爱的一只小猫惨死在一辆小汽车的车轮之下。她为此伤心欲绝，仿佛失去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为了不让妹妹为此伤心，弗兰克把这只可爱的小猫带回家，送给谢乐尔。
很快，小猫凯斯密儿又成了孩子们新的玩伴。弗兰克拿着鲜红的红带子，在小猫的眼前挥来舞去，时高时低，时左时右。小猫也随着红带子的移动上窜下跳，左突右闪地做着滑稽的动作，逗得三个孩子笑得前仰后合。
那个星期五，是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星期五。谢莉难得地放下了课本，长长地松了口气，和全家人坐在一起，分享家庭独有的快乐。
谢莉在大学里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业余时间还要打工赚钱。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一心想自力更生。她一直和朋友进行较量，看谁第一个搬出家门，宣布第一个脱离对家庭的依赖，完全独立。
为此她拼命地赚钱，省吃俭用，打算最终要拥有自己的空间。所有这些构想，都安排在她21岁人生计划的首要位置。
谢莉是三个孩子中最有责任的，她应该照顾好弟弟和妹妹。有些时候我倒是希望她和弗兰克一样，别太苛求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她做不到这一点。过去的许多事情证明，她并没有尽到自己做姐姐的义务。她和谢乐尔一样，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孩子。
我把餐具洗涮完毕。谢乐尔的电话也打完了。几个孩子又开始为今晚的活动盘算。因为采用了夏令时，天就黑的晚一点，他们在九点以后才可以去汽车电影院相聚。（汽车电影院：就是可以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看电影的电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恐怖大片。
弗兰克说，他看完电影之后，把谢乐尔送回来，也只能在家稍微地呆一会儿，因为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必须去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加油站开门。
谢莉决定不去看电影，留在家里睡觉。她第二天早上准备去拜访她的朋友。
在弗兰克和谢乐尔及一些偶尔来玩的伙伴们离家之后不久，我的丈夫约翰回家了。
约翰在门洛学院任教，且兼任科技建设部门的主席。他现在整日忙于工作，为学院新的学期开始做各种准备。
在每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随着新生不断地到来，约翰都会忙得脚打后脑勺。在夜幕降临之前，我几乎看不到他的人影。
明天是约翰的生日，我们准备在晚上和几个朋友好好地庆祝一下。
虽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很紧，但我还是决定暂时放弃学习，来享受一下周末夜晚的温馨与宁静。这是我的一个明智选择。
约翰与我决定不去看星期五晚上的电影，留在家里看电视。俩人相依相偎地坐在一起，说着悄悄话，吃着我们都喜欢吃的又香又脆的玉米花，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电视剧演完了，我们关掉了电视，准备回房间睡觉。经过走廊，通向门厅两旁的灯还亮着。我们向谢莉道了晚安，然后就回到位于房子末尾我们自己的卧室。
凌晨1点钟，我突然惊醒，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我失去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某种东西。低头仔细地琢磨自己到底丢了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那种感觉却越来越强烈，几乎触摸得到！
去看看你的孩子吧，一种空灵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飘渺而又清晰。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沿着这些通往孩子房间的台阶走过了多少次，这是见证“母亲行程”的台阶——是每个母亲在预感不幸到来时，首先在内心深处提醒自己说，“去看看孩子”而踩踏的台阶。
我的又一次检查开始了。
谢莉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正在甜甜地睡着，她的房门依旧关着。她肯定是在的，因为在临睡之前我们还互道晚安。
谢乐尔的卧室门敞开着——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写个便条，提醒她这么晚了就不要出去。不论怎样，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希望自己一睁眼，孩子们就能一下子全都出现我的视线之内。
在每个早晨，对于作为母亲的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弗兰克的门关着，他肯定在里面。记得他临走时说过，他必须在早上八点钟去开加油站的门，我知道早起并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早点回来睡觉的，于是我就放心了。
我把我们的一只狗和两只猫放出去，把其他的狗关在屋里，然后就回床睡觉了。
当我还是睡意朦胧的时候，又仿佛听见耳边有动物在叫，好像它们想进来或者是想出去；又好像是弗兰克在叫醒我，问我谢乐尔为什么没有回来，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事情。
也许是这两种原因吧，使我再次地睁开眼睛。
整个房间里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我认为，在我脑海里出现的事情，什么都没有真正的发生，那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幻觉而已。
现在是凌晨1点10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心中仍旧充满了莫名的焦虑和不安。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睡过去了。
挂在我们卧室里的壁钟重重地敲响了三下。我“忽”地一下坐直了身子，感觉谢乐尔站在我的床边。我睁开眼定睛一瞧，果然不错，她果真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副胆战心惊疲惫不堪的样子。
我猛地从床上跳下来，快速地窜到她的身边，颤抖地抓住她的手腕。我想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问些什么。
“弗兰克在太平间里，你是什么意思？”我大声吼叫着。
谢乐尔拉起我的手，走过门厅，这时天已经有点麻麻亮了。约翰在我们身后紧紧地尾随着。我们三人经过谢莉的房间时，她已经惊恐万状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和我们一起走出家门。
我们昏昏沉沉的随着谢乐尔坐了一段夜班车，也不知道来到什么地方。我们下车之后走进一间供家庭使用的房间坐下来。
透过房间的玻璃窗户，我首先看见了警灯闪烁的警车，然后又看见一个警察出现在房间的中央。
“布里莉丝夫人，非常遗憾，我们谁都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警察轻轻地对我说。
听到弗兰克失足落水的消息，我只觉得耳边“轰”的一声，大脑浑然一片，房间里的物体都变形了，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大地狠狠地向我压过来。
我一下子来到了冰冷的世界，身上一点热气也没有。我的身体轻轻的，悬浮在死神的魔掌之下。
生命的本能告诉我，我还活着，在我没有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不会甘心就这样走个不明不白。我重新振作精神，集中注意力，努力地想捕捉到哪怕有一线希望的话。
“海岸巡逻队将继续搜寻，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我们在这里整整地等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夜幕再一次地降临了，疲惫的人们将要再一次得到放松和休息。可是我们一家人连一点睡意都没有，在期望与等待中艰难地度过每一分钟。
我们每个人都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心情说话，内心深处饱受着煎熬与折磨。
收音机被调到地方新闻频道，这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渴望得到关于弗兰克的消息，同时又害怕听见任何一些与弗兰克相关消息的报道。
我不由自主地冲了几杯咖啡和茶，放在咖啡桌上。现在我只能依靠它们使自己昏沉沉的大脑保持一丝清醒。在这里，法律允许我找到一个纸板放在膝盖上，手中握着笔，准备随时记下所有的想法和报道。
谢莉和谢乐尔在床尾斜靠着，用毯子裹住身子。时间被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数过去了，可是收音机里仍旧没有提到他们的哥哥失足落水的情况。
每隔半小时，约翰就向当地警察询问——“海岸巡远队还有新的发现吗？”每个人都相信只能有一种可能，仅仅是可能，弗兰克还能找到……他可能还好好地活着。
但是我无法自己欺骗自己。我知道事实上弗兰克已经死了。当我感觉到谢乐尔站在我床边的时候，就感觉到弗兰克已经离我而去了。
但是我无法理解，“母亲的行程”就是弗兰克死亡的前兆。就在我下意识地检查每一个孩子的房门是开着还是关着的那一时刻，弗兰克悄悄地走上了死亡的不归之路。
谢乐尔讲述了事故发生的前前后后的细节情况。
大家都按着事先的计划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往回返。因为路上要经过两座令人讨厌的小山，所以他们在午夜就离开了电影院，在当地一家昼夜营业的商店门前集合。
大家都到齐了，有人提议去古老的敦巴顿桥玩一会儿，并且要爬上去——因为他们中有几个人曾经爬上去过，说到上边会感到相当的刺激。于是大家都同意了。然后他们又买了几听啤酒喝下去了，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各个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10个天不怕地不怕孩子，为了寻找刺激，再一次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他们没有全都往上爬。谢乐尔胆小，她留在桥下面。
时间已经是凌晨了，谢乐尔一个人在下面有些害怕了。她叫男孩子们下来——“我们走吧！”她想回家了。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地走下来。弗兰克是最后下来的其中一个。以前他爬过这座桥，心里有底，但是他的朋友埃里克第一次爬，他在弗兰克的后面。
当弗兰克到了离桥边底部较近的地方，他便停了下来。他不放心埃里克，等着他赶上自己。
弗兰克又向上迈了一步——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步。
孩子们听见了“砰”的一声，然后就看见水花飞溅。他们冲到了岸边，凝视着又渐渐恢复平静的海湾。弗兰克的随身听的卡式录音带在水中随着波浪上下漂动着——这是弗兰克失足落水的惟一证明。
十来个孩子吓坏了，乱成一片。夜晚的黑暗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谁也看不清谁的脸，惊惶失措地乱喊乱叫。
“那是什么？”
“谁不见了？”
“是弗兰克，他掉下去了。”
谢乐尔像入水之鱼一样，跳入其中一辆小轿车，小轿车的车轮把地上还没有打开的啤酒罐压扁了，像射出枪膛的子弹一样，飞速地驶向收费桥。
她相信那里会有人帮忙。他们应该知道做什么，准备什么。
时间似乎过得太慢了！凌晨1点12分，谢乐尔到达了收费亭，焦急地向收费员讲述那边发生的事，求他们帮忙去救她落水的哥哥。
起初，收费员不相信她的话——他们认为她还是个孩子，可能是在搞什么恶作剧来欺骗他们。
由于谢乐尔一再坚持，流着眼泪苦苦哀求他们帮忙，他们才与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说明这边的情况。警方于是给海岸巡逻队打电话，并要求派两艘救生船和一架直升飞机进行搜寻营救。
弗兰克的朋友们几乎都傻眼了，看到忙碌的警察他们才确信这不是在做噩梦。谢乐尔不敢想象她的哥哥真的会死了。她一直坚信，她的哥哥肯定被挂在水中的木桩上，或者抱着圆木在水中漂着，等待人们的救援。
一个半小时之后，警察把孩子们护送回家。谢乐尔没有和他们一起走——她还在期望着弗兰克能够平安地回来，和她一起回家。后来在警察再三劝导之下，她不得不和警察一起离开了现场。
我们回到家，坐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弗兰克的消息。大家都用期望的眼神盯着电话，希望里边能传来关于弗兰克的消息。然而，大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害怕听到电话铃声响起，又特别渴望电话铃声响起。
我们怀着这种矛盾的心理，捱到了又一个早晨的到来。
早晨六点以后的几分钟，我们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告诉了海岸巡逻队终止搜寻的时间。
我们不明白警察的意思，也不明白那样做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已经放弃了搜寻行动，弗兰克彻底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谢乐尔眼泪汪汪地问道：“那么我猜想是没有希望了，可是我仍愿意他们说有，还有一线希望。但是我不得不相信，事实并不是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对哥哥的生还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我们身边了……”
大家不敢也不愿意去接受那冷冰冰的残酷事实。相反，我却十分清楚，弗兰克已经弃我而去了。
我的大脑乱成一团，许许多多的思绪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我一个劲地追问，是问天，是问地，还是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弗兰克还是那么年轻，一切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转眼之间就结束了呢？
他还期待着做许多事情，还有那么多梦想要去实现，为什么就这样悄无声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呢？
弗兰克应该和我们在一起，却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先我而去了呢？
至此，虽然弗兰克突然离我而去所造成的创伤还在滴血，阵阵的心痛又勾起尘封心底多年的、有关彼利夭折的旧痛又爬上心头，挥之不去，拭之不掉，变得清晰而又直接。
彼利是我另外一个儿子——弗兰克非常渴望拥有的小弟弟，死于1971年。那条鲜活的小生命出生只有几天便夭折了。
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亲骨肉，同样都是年轻轻地就与死神相拥，让我这个人白发人来送黑发人。人都说少年丧妻黄连苦，老来丧子苦黄连。两个孩子的死，带给我的都是苦涩异常，但这两种苦是不同的，对我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
彼利的夭折，带给家庭每个成员的痛苦是暂短的，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也没有大肆宣扬和报道。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去阅读好心朋友送来的安慰卡片。
孩子的死对于一个母亲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永远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然而，我却不愿意别人提起。因为关于孩子死亡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出自好心还是恶意，都会像一把钝刀，在我滴血的心头拉来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