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春天赴加拿大温哥华维真学院访问月余，写作《汉语神学》二文（原为一长文），访维多利亚城，从“维多利亚日游行”见识美、加二国之别。译出《全球伦理》以了斯威德勒之托；大体写完《百川归海》并通过评定结项。写“门外谈学”乃因对学界趋势多有感触，而《“国家”抑“邦国”？“大统一”抑“大一统”？》
则源于参加未完成的电视政论片《大统一》座谈会的触动。（文章经编辑删掉了一些重要的话，十分遗憾！）门外谈学（四则）一、天下兴亡，与你无关？
“天下兴亡，与我无关！”当我听到一位可称为“学术带头人”的前辈学者当众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感到一种深深的震动。
这句话表达的心态，恐怕绝不仅仅属于少数人。当众表达这种心态的学者固然不多，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和学术趣味改变，隐隐透显出这种心态的学者，大概不在少数。要谈论中国学术在本世纪９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的不同，就不能不顾及这种心态的产生。
在８０年代，尽管表现方式也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明白有的隐晦，但多数学者的心态恰恰与此相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这两种心态分别有上一个十年发生的事件作为背景。但是不必说，这两种心态并非人人皆然，因为对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教训，达到不同的结论。
我想问的是：“天下兴亡，与我无关”这句话，尽管出于某种特殊的环境，让人感受到某种激愤之心或悲凉之情，使人欲哭无泪欲言无声，但若回到理性的思考上来，这句话是否可以说得通？是否可以行得通？如果说不通，或者行不通，那么，学者的行为或者学术的转变，若来自这句话表达的那种心态，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呢？
是否可以说得通？且不说“我”是“天下”的组成部分，“天下”是我的天然外延，世界与个人相关如此密切，以至于宋代大儒张载要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以至于德国大哲海德格尔干脆将人的“实存（ｓｅｉｎ）与”世界”（ｗｅｌｔ）连写成一个词ｓｅｉｎ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只要想想天上的臭氧层破了个洞，紫外线辐射的增加，谁人能免？地上的土壤和河湖受了污染，饮食里毒素的摄取，谁人能免？人类社会的无序和不公，能危害张三，就能危害李四；公共事务的改良和有序，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个人……那就不能不服膺海明威表达的这个思想：别人的丧钟，正是为你而鸣！天下之兴亡，正是你的兴亡！
是否可以行得通？且不说“我”不管“天下”，不等于“天下”不管“我”；人之无为，同时亦即有为；行动是“业”，不行动也是“业”；为恶固然是恶，不制止恶也是恶。只要想想近世以来的中国，多少人曾经浩叹“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多少人曾经因为“不关心政治”而被扣上政治帽子，横遭迫害！周扬为其一度“有为”
而生的悔恨固然可叹，巴金为其一度“无为”所作的忏悔更加深刻！……由此我们不免要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也不免要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你不去管政治，政治要来管你！
学术当然有自己的独立性。学术与政治不分或学者的看“风”使舵，当然是学术的悲哀、政治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但是，倘若以为摆脱两者以往不合理关系的办法，便是不发生任何关系，那不过是可悲亦复可笑的一厢情愿而已！世间万物，莫不相互关联，若没有合理的关系，就只能有不合理的关系。学术与天下的合理关系只能是：既受益于天下，便当回馈天下；而不论直接还是间接，长期还是短期，以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精神，去反思历史文化并批判社会文化，以促其改良，乃是适当的回馈方式。这正是开头提到的那位前辈学者常引用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语之所指。
我想，这句话表明了学术的价值，也体现着学人的人格。由此看来，不论８０年代的学术和学者，怎样被９０年代的不少学者所贬斥，却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许多９０年代的学术所不及的。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下兴亡，关系到百业之成败，万物之兴衰，学术岂能例外，学者岂能例外？
在应该最明白这一道理的学术界，竟有必要来说这些，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二、画地为牢与妄自尊大
从生活退回书本，从现实退回往昔，这是相当多的学者在９０年代的转变趋势。这里当然不是说学术可以离开书本的研究，可以离开历史的借鉴，因为这两者之不可或缺，在我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对某些学科而言，对某些论题而言，这两者几乎就是全部的材料来源。
这里说的是，学术作为现实生活的构成部分，学者作为现实社会的实际成员，既然如其他部分和其他成员一样，对社会和人类负有某种责任，那就不能无视人类生活和现实社会与自己的关系，对自己的要求，就不能在学术的意义和工作的目标方面，毫不顾及提升人类生活、改善人类社会的需要。换言之，即使眼望着死的书，也应心想着活的人，即使流连于往昔，也应立足于当今。
正直的学者都知道以现实为论题的学术之难，正因为其难能，才成其为可贵。
许多的学者都在抱怨学术为现实社会所冷落，都把所谓学术的“边缘化”归咎于商业化的冲击。不过，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学术的这种处境，是不是有咎由自取的一面，应归咎于它自身长时间脱离真实的生活呢？试看经济学，它以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绝不比其他学科值得羡慕，因为在那些年里，由于经济学界内外的种种原因，它成了一种精巧的概念游戏和经典注释，不论现实经济如何要死要活，它自岿然不动！反观今日，它在各学科之中相对的“非边缘”地位，除了所谓社会转型的外因之外，难道没有它自身走出“经注”，走向生活的努力作为内因吗？
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对现实生活的回避自然会导致学术的画地为牢，而画地为牢又导致了妄自尊大。在“脱离政治”的论调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中，其实隐藏着更加孤傲的自命不凡和精英情结。在“反对媚俗”而实则漠视广大民众最迫切的需要、漠视当代社会最根本的矛盾的同时，浮到表面的却是一种高级的媚俗，即对现实弊病的视而不见，甚至以扭曲的方式来阻碍迫切的改进。例如，面对（在某方面）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亚洲“小龙”同“大龙”一样，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而摆脱多年落后的基本事实，却以偏概全地硬把功劳算在“儒家文化”账上，鼓吹“中体西用”，要依靠儒家文化走向现代化，这不免令人想起南太平洋某些岛民的“船货崇拜”——以为靠着对祖训的恪守和对以往制度的恢复，就可以带来“现代化”及其种种利益！又例如，面对一般国人仍以吃熊掌或鲵鱼为荣，自然环境经常受到破坏，自然资源更常常遭到掠夺，我国土壤、空气和江河湖海的污染日益严重的严酷事实，无视相比之下西方民众的环保意识要高得多、环境保护也好得多的尖锐反差，却人云亦云地唱和什么“中国讲天人合一，西方搞天人对立”，“拯救世界靠中国文化，２１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高调，实在就好比一个人面对自己肮脏的住房，无视邻居洁净的庭院，不思如何打扫清整，却大声对人吹嘘：“我家有些古书早就教我洒扫庭除，你们这些邋遢鬼该向我学着点！”凡此种种，难道不是只看到死的书而看不见活的人，只留连于往昔而不一顾今天？难道不是由画地为牢而生的妄自尊大？
不只如此，９０年代学术界中颇为流行的这种态度，即便在只谈书本、只看往昔的时候，还有意无意地抹杀事实的另外一面。例如说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竞争东方重和谐，西方重个人东方重团体，等等；倘不说出事实的另一面（即，要说西方人重视精神、和谐、团体等等，论据丝毫不弱，要说东方人重视物质、竞争、个人等等，例证也绝不更少），那么，这类说法，不是惊人的无知，就是有意的欺骗！其实东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相通共融，各种成分在其中的地位绝不是可以那样简单断言的。种种以先入之见为褒贬根据的说法，不但毫无客观求真的学术价值，反而只起着鼓励狂妄自大和对外封闭的社会作用。这些东西对中国人的贻害，要几时才能休止呢？
还有两个更加明白的事实。一是一般而言，这种态度所注重的那些“国粹”，已经只能在书本中找到，在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几乎荡然无存。二是包括这种态度的鼓吹者在内，今天所有的中国人，不论衣食还是住行，不论休闲还是劳作，几乎无不受益于西方的发明或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固然需要挽救自己优秀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由此观之，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态度，比之于直面现实、自省悔悟的态度，哪一种是学术应该采取的，哪一种是国人真正需要的，难道不值得文人学者们停下笔来，深长思之？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绝不是沉醉于往昔的光荣，恰恰是反思历史的教训。只有认识人类文明的主流，用改革行动去对付陈疾和时弊，用开放心态去应对外界和未来，国人才有更好的明天，学人也才有更好的明天！
三、学术病态与阿犙精神
妄自尊大的态度往往来自极度自卑的情结，而后一点往往是自己和他人都很难发现的。或许，９０年代一些学术病态的集体根源，还是对中国病根看得最透彻的鲁迅所揭示的阿Ｑ精神。
某些学者连篇累牍地借用当代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和“东方主义”等学说，一方面猛批西方现代文化，另一方面斥责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话语”数典忘祖，甚至宣布要终结中国的现代性，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这些人似乎没有想到；现代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理性化（包含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理性化）为表现的现代性，在中国是尚未实现的问题，而不是需要“终结”的问题。他们似乎也忘记了：近代以来给人民带来无穷苦难并使得中国贫弱败落的，恰恰是“前现代”的而不是“现代”的文化。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大谈“后现代”，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例如中国经济所要求的，是建立更多的现代理性规则并消除前现代式的权力寻租），而大谈“本土性”，则完全忘记了历史进程的惨痛教训（例如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不论挂什么招牌的“本土派”和顽固派一次次祸国殃民的教训）。至于这些人对待西方学者“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之说的态度，恰如下述场景中的某乙：
某甲：“唉，我的祖先犯过不少错误，不但自以为有权尽享天赐的土地财富，杀害过新辟疆土上那些思维和生活方式与己不同的人，而且还企图改变和同化人家。我们这些后代可不能再犯这类错误了！虽然流血争地之类坏事不会再干了，但要人们按我们的思路去想事情，这类错误也值得警惕。因为别人的文化自有其价值和长处，我们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了！”
某乙：“啊，你说得太对了！你们一家人本是坏种，根子就有问题！你看我们这家人根子多正，根本不可能做缺德事！你们该向我们学着点！我家里是有人想学你们，那都是些败家子！话又说回来，叫你们学也没用，因为你们本性就骄横狭隘，不像我们这么谦虚、宽容。一句话，你们正在烂下去，世界是我们的。要救世界，得靠我们这一家！”
就这样，对忏悔作出的回答，是呵斥！对自省作出的回应，是自傲！而对理性和谦和的反应，是偏执和狂妄！对吸取历史教训的反应，是抹杀历史事实！扪心自问，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所犯的悲剧性错误，还算少吗？
当然，某甲并不代表所有西方人的态度，但确实代表了大量西方知识分子的态度。某乙也不代表所有中国人的态度，但确实代表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在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论点作出反应时，采取了更明显的自相矛盾方式。例如，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刚一出笼，我们的学术界就风起云涌。但许许多多的学者一面在反驳对方的论点，一面在为对方提供着论据——亨廷顿说：各文明互不相谋，所以会起冲突；我们的反驳者说：亨廷顿错了，因为有无数根据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各文明互不相谋！“你说我们同你们不一样，所以会起冲突吗？你错了，因为：我们同你们不一样！”于是，这些反驳者不过是在争先恐后地让亨廷顿的预见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