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报告的这几句话可谓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给与会代表和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江泽民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将无疑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它写入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新世纪的前夕，中国坚定而鲜明地亮出了指引未来道路的旗帜。
关心中国改革前途的人们认为，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解放，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1999年，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被再次修订，这是在1982年全面修订《宪法》的基础上第三次修宪。这一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大会开始进行最后一项议程：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
在宪法修正案中，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序言，下面两段文字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力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令关心民营经济的人们兴奋不已，媒体以《为新世纪奠基》报道了这次修宪。
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被消除了，虽然改革正未有穷期，未来还有更多的“碰撞”和“突破”，但是，前行的道路已经清晰可见。在这一年，人们还没有看到，1997年与1992年、1984年一样，是中国30年改革的一个历史节点和今后发展的关键之年。1997年的影响，人们将在今后几年陆续看到。
香港回归：正义和实力的胜利
1996年1月28日，一条新华社电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经过精心准备，现已组建完成。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
这支从1993年就开始组建的部队开始高调出现在媒体的视野里。就在这条电讯发布的第二天，280多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和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港事顾问来到驻港部队在深圳的军营参观。一位女士在参观后说：“官兵们很有爱心，很温情，我坚信他们一定能赢得香港同胞的信赖。”
驻港部队高调亮相的新闻，被时事分析家们解读为：中国政府开始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实质性步骤。人们还记得，十几年前，要不要驻军曾经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较量的焦点之一。曾经参与中英香港问题第8至第22轮会谈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后来回忆说：“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他们不断地冲击中国的底线，试图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以保持在香港回归后，英国能继续最大限度地操控香港政局。”
这几轮谈判被形容为：英方步步为营，中方寸步不让。其实，如果翻开历史看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过步。
1945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挟抗战胜利之威，准备收回香港，但却被傲慢的英国政府拒绝。4年之后，同样傲慢的英国舰队游弋在长江江面上，企图阻碍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但是，这一次英国人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在遭受了解放军猛烈的炮击之后，色厉内荏的约翰牛挟持一条中国的民船作掩护，逃离了长江这条中国的内河。
事后，在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毛泽东说：
“艾德礼首相……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力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旧中国在武力的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废除了。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开进到香港北部边界的深圳河。和几年前与蒋介石打交道不同，这一次英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港英当局认为共产党进军香港只是早晚的事。1949年4月30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在致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绝密电报中说：“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绝望之中，英国拼凑了一支3万人的军队进驻香港。虽然此时英国人正在从殖民地撤军，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但是他们还是作出了一副准备与“红色中国”大打一仗的姿态，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勇气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似乎中英之战一触即发，但是英国人却意外地发现，中国军队停在了深圳河边。原来，对于香港和澳门，毛泽东已经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毛泽东认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毛泽东决定“暂不收回香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环境，对于香港毛泽东制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一特殊方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考虑，可以利用香港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打破西方的封锁。暂时不收回香港，就等于把英国人拴在了香港，反正英国人也只能待到1997年。
这一决策很快见效，因为没有急于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外交孤立。香港，成为冷战时期新中国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
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回，中英双方较量的对手是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对于香港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对访问北京的港督麦理浩说：“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英国人显然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治理香港的政绩，似乎是在试探中国人，看是否有可能在1997年之后继续待在香港。可是，中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土，正义、历史和国际法以及力量对比都在中国人这一边。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香港问题。但一开始谈判并不成功，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她是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挟马岛战争胜利余威的撒切尔夫人似乎忽略了香港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区别，在谈判之前，撒切尔夫人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中国。周南说，英国人在与中国人谈判之前的底牌是最好使香港独立，不交还给中国，以保住他们的天堂。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她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在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
考虑到英国人在从他们进行过殖民统治的地区撤退时有捣乱的习惯，撒切尔夫人的这种种打算并不奇怪。但是这次的对手是中国人，中英双方的谈判实际上是实力的较量，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打算未免有些离谱。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在与邓小平会谈时，撒切尔夫人“明显显得异常天真。她在会见邓小平时强调19世纪签订的几项涉及香港的条约的重要性，这些条约自然对英国有利。当她的话翻译给邓小平，他反应极为强烈，有很多异常激烈的言辞，乃至无法翻译给撒切尔夫人听”。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向撒切尔夫人解释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有一个人比撒切尔夫人看得更清楚，这个人就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无论如何，中国绝不容许将经济的繁荣凌驾于其政治立场之上，除非我们表态将香港的主权和行政权力归还给中国，否则谈判有可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显然，我们遇到了一个危机，中国??不会退却，而且我们估计到他们绝对会坚持这个立场。”
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英国根本没有什么底牌可以打。
10多年之后，撒切尔夫人在回忆与邓小平的这次会谈时说，中方把主权问题看得很重，必须归还中国。邓小平一席强硬的讲话，为谈判定下了调子，使她感到非常失望。会谈之后，撒切尔意识到，“这个谈判不是，也不可能是英国方面的胜利”，“因为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太悬殊了”。
按照中方的调子，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两年的谈判。在不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幻想破灭之后，英国人希望用主权换治权的方法，名义上把主权交还给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英国对香港的继续统治。这样就出现了英方步步为营，中方寸步不让的拉锯战。在此后持续17个月的22轮谈判中，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趋势。中国人说什么，英国人在经过一番较量找不到空子钻之后，就只好接受什么。除了正义在中国人一边之外，在中国代表团的背后，是一个拥有足够实力的国家。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字。
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解决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
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已经签字画押的协议开始反悔。英国人觉得自己亏了，1992年，英国政府让末代港督彭定康抛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想把香港的水搅浑，以便香港回归后有机会可以浑水摸鱼。
但是英国还是有人看得很清楚的，前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立法局通过彭定康方案，等于“为自己签下了死亡证明，而不会给香港带来民主”。
对于英国人的捣乱和在后过渡期的不合作，邓小平说：“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
就这样，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开始了香港回归的历程。
1997年6月30日，香港霪雨不断。这几天香港成为全世界最有新闻价值的地方，全球8000多名记者开始云集香港，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这里。这一天由于下雨，港英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提前下班，午后一过就早早回家了。
夏日的香港这一天天气湿热，位于中环半山腰亚厘毕道上的港督府被一大片铅灰色的积雨云所遮盖。下午4时20分，末代港督彭定康举行了告别总督府仪式。这时，港督府已经笼罩在一片雨幕中。“告别港督府”是英国人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告别仪式中的第一项，也是英国殖民者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统治香港的终结。现场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首任特首董建华也没有到场。
英国人是通过仪式营造气氛的行家，在典型的英国式的悲怆气氛中，4时30分，一群号手轻轻吹起“日落余音”，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在大雨中开始缓缓落下，这位末代总督孤独地站在总督府前，低头闭目，一言不发。彭定康的女儿丽思一直在轻声抽泣，泪水和雨水顺着她的脸庞流了下来。这一群人就站在大雨中，任凭雨水将他们淋湿。
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皇统治香港5年的彭定康坐上标有英国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永远地离开了港督府。
下午5时28分，江泽民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这是1842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
一个多小时后，在添马舰外被淋得湿透的人们看到，英国王储查尔斯、首相布莱尔、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几小时后就要结束使命的港督彭定康在雨中来到添马舰驻港英军总部，这时离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只有不到6个小时。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英国驻军的告别仪式—“日落仪式”，“日不落”帝国将以一个被称为“日落仪式”的方式与香港告别。在一片沉默中，王储、首相和末代港督一行人走上了被雨淋得湿透的主席台。下午6时15分，英国人的告别表演在大雨中开始，英军仪仗队、军乐队表演了音乐、舞蹈、独唱、合唱、军方操演等花样繁多的节目。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礼仪的确是无可挑剔的，港英殖民时代终结的谢幕表演就像大片一样精彩，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心绪不佳的查尔斯并没有表现出很高的兴致，他脚下的红地毯已经湿透了。查尔斯耐着性子看完了不同的仪式及表演，当查尔斯走到演讲桌前的时候，雨骤然下大。他看着手上湿淋淋粘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上面的字迹。查尔斯后来说：“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为了英格兰，我真作了不少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