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9日，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能贬值。我们必须做到这些，因为这不但关系着中国的发展，也关系着亚洲的繁荣和稳定。”
在回答香港记者的提问时，朱镕基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朱镕基的这句话让索罗斯大吃一惊。据说索罗斯当时正在喝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手中的杯子掉到了地上。虽然这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但是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对国际炒家是一种巨大的震慑。中国再一次向世界传递出坚定的信号，观察家们开始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力量。
1998年7月1日，江泽民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的庆祝活动。江泽民说：“祖国内地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给香港经济以有力的支持。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似乎是要证明中国政府的承诺和决心，这一年8月，索罗斯再一次联合国际投机家们冲击香港汇市。在海量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下，港元兑美元汇率开始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挤兑的长龙。这时，时任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香港压力最大的人。
索罗斯很清楚：一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港府，此前从来不曾直接干预金融市场。他由此断定，香港政府绝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索罗斯自信地在CNN宣称，港府必败。
在最后关头，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尽管他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但是这个决定还是引起了一些非议，他们指责特区政府违背了自由市场理念。曾荫权承受着空前的压力，他要与国际金融大鳄抗争，他要为香港的未来负责，还要面对这些非议。在较量未分出胜负的那些天，曾荫权多次失眠，甚至在半夜流下了眼泪。曾荫权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感觉这是唯一的方法，香港的基础不能输在我手中……我感觉到如果做错了以后，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香港的其他市民。这个是最痛苦的。但是决定以后不怕了……
“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工作，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允许我们的金融制度垮台，所以一定要面对事实，要用不寻常的办法来做。”
港府的金融保卫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在这场较量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要求所有在港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港府扶盘。
8月28日的期指结算日，也是港府反击国际投机者操控金融市场而采取行动的“关键日”，当天股市成交额达到创纪录的790亿港元。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曾荫权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较量，港府共动用1180亿港元外汇基金入市，香港没有成为国际金融炒家的“自动提款机”，索罗斯们在投机失败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撤离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一个成功捍卫自己汇率的政府。
索罗斯在与港府的这场较量中到底损失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索罗斯们一年多来的举动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一个多月后，金融危机使华尔街众多的投机基金普遍亏损，纽约股市应声下挫，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也未能幸免，投机者最终砸了自己的脚。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在香港的背后是祖国大陆。在这场危机中，香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随时都可以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投入10亿美元帮助泰国维持货币稳定，成为稳定亚洲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中流砥柱。英国舍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中国研究系教授蒂姆·莱特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认为：
“通过保持人民币稳定，暂时地允许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提高了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帮助它们尽早摆脱危机。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你也同意，我不妨说这件事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登上了世界舞台。”
但是，中国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外贸出口增幅从1997年的21%猛跌到1998年的0.4%，利用外资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GDP增幅也比上一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面对困局，中国政府开始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它的影响，将在今后的岁月里逐步体现。
不过，在这一年，无论是香港金融市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还是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动荡，都没有引起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太多的注意。因为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中国从南到北都遭受了一场特大洪水。
这一年夏天，长江流域以及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洪水，30多万军人投入抗洪第一线。这一年，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队队穿着橘红色救生衣、扛着沙袋或驾驶冲锋舟冲入洪水中的中国军人。这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集结，人们对“人民子弟兵”这几个字有了直观而深刻的理解。封堵九江决口，保卫荆江大堤，被媒体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一次次地感动着人们。
这一年，一个生僻的水利学专有名词“管涌”也进入了人们的记忆。
在直观的灾害和看不见的危机面前，人们和媒体似乎更关注前者。这一年，人们关注的还有刚刚截流的三峡工程。水利专家告诉人们，三峡大坝完工后就可以预防这样的洪灾，但是这时三峡大坝还没有浇多少混凝土，离完工还有7年。
这一年，尽管外面的世界惊心动魄，但是中国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蕴藏的巨大潜力。
国企改革“过大关”：“压锭”第一锤在上海沉重落下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997年，刘欢演唱的这首名为《从头再来》的歌曲被反复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也进入了这一年的记忆。无论《从头再来》唤起了人们怎样的情感，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国有企业的困境和随之而来的下岗失业问题。从1986年8月3日新中国第一家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到这一年，国有企业的亏损破产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中国经济的附骨之蛆。
这一年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5年末的各项数据，人们发现，国有企业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只有1.4%，企业资产负债率65.8%，国有企业亏损额占全部工业亏损额的53.4%。而且，亏损还呈不断加速的趋势。在这些数据中，人们发现，令人高兴的数据实在是太少了。《远东经济评论》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如下评价：
“这已不是秘密，中国需要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改革，不管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痛苦。不进行结构改革，中国只会是越想捞回损失却损失得越多，最后连老本都赔上。”
国企改革和“下岗”这两个命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到了300万人，到了1997年，这个数字滚雪球似的达到了1152万人。这一年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下岗”这个词汇也开始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失业”的代名词。
国企改革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和政府主管部门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996年5月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改革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一次，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就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如何把握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向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和总理李鹏分别作了汇报，刘鸿儒还记得这次汇报的细节：
“我说一个企业，国有控股用不了60%、50%，甚至30%你都可以是大股东。你把原有的国有资产卖掉一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钱拿来去搞三峡水电站、高科技产业，存量资产流动。这是形态变了，原来是机械工业现在变成高科技产业了，国有资产一点没流失，到那儿像滚雪球似的，再继续滚，越滚越大了。他说这是好事，我说好事你不发文件我不敢做。他问为什么，我说原有的国有资产我卖一块钱就有人反对，你不发文件我不敢卖。其实卖了这个企业的国有资产，又变成另外一个国有资产，而且搞活了搞大了，就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
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论，朱镕基在一次视察中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所说的“几个胶卷”并不是无的放矢，他是针对柯达提出“全行业收购中国胶卷企业”的动议而说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胶卷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全行业负债超过了100亿元。这时，柯达总裁裴学德向朱镕基提出了全行业合资的建议。此时的柯达在与富士的全球竞争中节节败退，希望借助中国市场摆脱危机，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但是，这个建议刚一出台，就遇到了众多的争议和反对。中国胶卷行业的老大乐凯祭起了“保护民族产业”的大旗，乐凯的老总甚至带着一脸的悲壮与坚毅，亲自站在商场的柜台前卖起了乐凯胶卷，并走上街头向行人散发乐凯拒绝柯达并购的宣传品。乐凯日子过得虽然艰难，但企业在中国市场还占有一席之地，还远未到维持不下去的地步，自然不甘于被竞争对手收购。
1998年，柯达与中国达成协议，以10亿美元收购除乐凯以外的中国胶卷全行业。随后，柯达对收入它旗下的中国感光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并对关停企业的员工买断工龄，下岗遣散。完成了对中国国有感光企业整合的柯达，迅速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回报。截至2001年底，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3%，超出其竞争对手富士一倍。而中国政府也实现了改造亏损国企、卸掉沉重包袱的初衷。
这一“国退洋进”的国企改革模式被称为“柯达模式”。
其实，这一模式与执政党的国企改革思路也是吻合的。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于国企改革的方向，江泽民宣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中共十五大报告使国企改革有了明确的方向，“几个胶卷”显然不是“国民经济命脉”。“国退民进”演变为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演变为大型国企在上游能源等基础性行业中保持强势垄断地位。这种演变产生的后果在今后10多年中越发明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增强了，企业业绩表上的数字则令人炫目。
1998年3月，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并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朱镕基说：
“我们讲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现在有49%，这是按企业的个数来统计的。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3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在中共十五大之后，这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已定，接下来需要做的是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国企改革和下岗是两个缠绕在一起的问题，这在纺织行业体现得最明显，困难最大、亏损最重的纺织行业的改革和脱困也因此特别引人注目。1998年1月23日，在中国纺织行业的大本营上海，有着100多年历史的上海申新纺织九厂敲响了全国纺织行业“压锭”的第一锤。砸下这第一锤的是申新九厂的工人陆捌冰，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举起锤子的时候，心情非常难过，砸不下去。这一锤子下去等于把自己的饭碗砸掉了。”
这个“压锭”第一锤的场面，被《人民日报》记者周寅杰拍了下来。这个意寓着国企凤凰涅的历史性瞬间，就这样被定格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忆中了。
当天，申新纺织九厂总重达600多吨的5.5万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造的纱锭，连同上海其他纺织企业的纱锭，被送进浦东钢铁（集团）公司的炼钢炉。这天上午10时45分，中国纺织总会会长石万鹏在炼钢炉前宣布：“压锭开始。”12万锭落后棉纱锭在机器轰鸣声中被彻底粉碎，报废回炉。
如今的申新九厂，已经成为上海纺织的地标性文化遗产，被改造成了上海纺织博物馆。
到1999年底，全国纺织行业共压锭906万锭，分流职工116万人，一举扭转连续6年的亏损，赢利9.5亿元，提前一年实现了3年脱困目标，成为最早走出困境的行业。
这一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企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