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出一本小说这么难。”
“不难不都成作家了，这就叫好事多磨！”
“丑儿，我一直不明白编剧、导演和演员是什么关系？”
“编剧立骨架，导演筑灵魂，演员补血肉。”丑儿说得很精辟，我听了恍然大悟。
香榭丽园的麻辣小龙虾非常好吃，我和丑儿又要了二斤。丑儿是个懂得交流，善于倾听，愿意体会他人心境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既感性得像涓涓细流，又性感得像怒潮大海。
“哥，你喜欢旅游吗？”丑儿秋波闪烁地问。
“我特别喜欢远行。特别是孤独地立于旷野中，极目远望，那是一种空旷到极致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思索，一不小心就会洞穿自己的灵魂。”一提旅游，我就情绪高涨。
“哥，这种感受我也有过，这是一种洗礼灵魂的感觉，不过洗礼灵魂最神圣的地方还是西藏，我一直梦想去一趟西藏。”丑儿露出向往的表情。
“你以前跟我说过，我也一直想去西藏，等我的小说出版了，电视剧也写完了，我陪你去一趟西藏。看看那里的神山圣水，没准儿我们俩回来又能写一部好作品。”
“哥，一言为定！”丑儿高兴地说完，举起扎啤要跟我干。
我的内心世界一直为这个女人跳动，这是一种纯洁神圣的感觉，我掩饰着激动一饮而尽，我发现这个我第一次见面时认为很丑的女人，像是一轮温煦的夕阳，自然纯朴。那淡淡的体香散发着一种灵性，弥漫在我的周围，自由自在地活在这不期而遇的快乐中，感染着我对未来充满了色彩斑斓的幻想。
二十二点是簋街最热闹的时候，从东直门桥望去，一片灯火通明。恐怕是这里的老板们偏爱红灯笼，大的小的，圆的长的成串成行。此时，拖车的交警也下班了，各式的小车几乎停到了马路中间。我和丑儿吃饱喝足后，离开香榭丽园，沿街边逛景，看热闹。
“哥，北京各个阶段的‘流行食品’都沉积到了簋街上了：七八年前流行的羊蝎子，五六年前流行的麻辣烫，三四年前流行的肥牛火锅，近年流行的小龙虾、炒田螺。当然，这里也少不了那些风雨不倒的保留节目，比如涮羊肉、家常菜。”丑儿如数家珍地说。
“这就如同时装，年年都有不同的潮流。”我附和道。
“时装”这个词一出口，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英杰，五月花公司，罗文、刘慧、沙威，还有迟小牧，心里不免有了一些伤感。这伤感是不留余地的，让我从心底生出一种燥热。北京的夏夜比我想象的炎热，是那种能够滋生出狂热欲望和生死爱情的炎热。这炎热加重了心底的燥热。
我上了丑儿的白色本田车回酒店，为自己与丑儿重逢而激动。盛夏的炎热和心底的燥热，再加上吃了一肚子的辛辣美味，出了一身汗，有一种灼出灵魂污秽的痛快，这种痛快也格外让人感到通透。
回到酒店，丑儿一直把我送到房间。
“丑儿，明天我就回东州了。”我依依不舍地说。
“我去送你！”丑儿语气很轻，但饱含深情。
“太晚了，回去休息吧。”我不情愿地说。
丑儿站着没动。我走过去轻轻地拥抱了她，丑儿的眼泪滑落到我的肩膀。我心里生出一股柔情，这柔情折磨得我浑身像着了火。我又紧紧地抱了抱她，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犯两年前的错误，否则，丑儿会瞧不起我的。丑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轻轻地推开我，眼睛里迷离着梦幻般的骚动。
“哥，洗个澡睡吧，明天我送你去机场。”丑儿温婉地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和如在梦中的我。
我和丑儿之间还说不清楚是什么。真正的爱是无需用语言表达的，更无需用贞操来验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我们从见面那天起就真正开始互相吸引了。
我躺在床上回味着这种吸引，仿佛在梦幻中。我发现，现实中的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属于过我自己，因为，我们的心灵压根儿就没在现实中生存过。
我是属于一只脚踩在现实中，另一只脚踏在梦想里的平庸人，即使有一只脚落在现实中也不过证明了自己的平庸。正因为我的平庸，面对困惑的主题，我才无计可施，沮丧、不安，甚至逃避。
每个人都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成功者只有两种人，在现实中生存没有梦想的人，在梦想中生存不知现实的人。前者活得重，后者活得轻。沉重的未必悲惨，轻松的未必辉煌。灵魂可以永生，但生命只有一次。
面对生命，任何选择都有充足的理由，任何结果都顺理成章，结局往往不是真相，而真相往往没有结局。
人类最终的灭亡也许是在童话里陷得太深，也许是在现实中不能自拔，然而这两种现象恰恰是在宿命里最成功的生命状态。
上午，丑儿开车送我去机场，目光中弥漫着恋恋不舍的情怀。我约她抽空去东州。她深情地说，在四海站稳脚跟以后就去。
我突然意识到，《心灵庄园》也可理解为梦到天尽头，爱到天尽头，恨到天尽头，情到天尽头。这“天尽头”是吉是凶，我不敢往下想，盼着书快点有结果，电视剧快点有结果，好和丑儿一起去一趟西藏，那里才是我们“灵修”的去处。
丑儿的泪又滑落在我的肩上。
“哥，我知道你不是我的，可我永远是你的！” 丑儿紧紧抱着我说。
我没说话，只是深情地望了她一眼，然后转身走向安检。
75、红海滩
这些天，关于市政府抗洪作秀的议论闹得满城风雨，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以《堵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题专题采访了参加抗洪的机关干部、解放军官兵。尽管薛元清对抗洪作秀矢口否认，但《焦点访谈》还是找到了一些证据，对东州市领导在封堵仪式上的表现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警告干部浮夸之风不可长。
“当时满眼看到的是洪水漫没的惨烈景象，满脑子想的都是几十万灾民的安置救济和抗洪抢险、排洪工作，思想高度紧张，精神压力大，没有时间考虑表演仪式问题。”这是薛元清在采访中的辩解。
应该说，在官场上混久了的人都学会了一些运用媒体的技巧，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犹如一瓢冷水，会泼在媒体的镜头上，让人的视野模糊，甚至产生同情。我记得张国昌常说的一句粗话：“工作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什么是主要矛盾？那就是抓住对方的卵子，由不得对方。”很显然薛元清的辩解引起了东州老百姓的同情，尽管上了《焦点访谈》，他也很顺利地躲过了这一劫。
我把《心灵庄园》用特快专递寄给白鸿儒，由于有在北京我不辞而别的过节儿，所以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只好随书寄去一封长信，一是表示道歉，二是谈了我对书的想法。
最近，杨娜常去陈梅开的美容美体中心消费，已经成了那里的会员。由于常去，陈梅跟杨娜就熟了，但陈梅并不知道杨娜与我的关系。陈梅很有经营头脑，善于管理，东州有头有脸的款爷们的老婆、情人常来这里光顾，还有一些是得了李国藩的好处来这里还情的。
陈梅在东州并不懂得低调。她开着奔驰跑车，在成功男人眼里仍然是一品女人。陈梅是花钱并快乐着的女人，她有个习惯，今天绝不穿昨天的衣服。难怪李国藩被逮捕后，从他们的新房里搜出陈梅的裘皮大衣二十多件，高档皮鞋七十多双，最贵的皮鞋上万元。
“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鞋子、不同的发式、不同的指甲油、不同的皮包，”陈梅经常对杨娜说，“我还经常去国外找工匠定做鞋子。这种手工的鞋穿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特别舒服。”
“雷默，你知道吗，陈梅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矫揉造作之美。”杨娜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许多款爷们就喜欢这股骚味儿。”我不屑地说。
李国藩被双规后，陈梅由于劝丈夫有功，并未受到大的牵连。李国藩死后，陈梅着实难过了一段时间，但陈梅是那种咬着牙使劲让自己活得像个贵族的女人。她利用李国藩留下的关系，很快又站了起来。
陈梅还给杨娜讲过一个秘密，她说：“我和李国藩结婚后不久，香港一位大老板请我和李国藩去玩，在一个富人俱乐部举行的拍卖会上，一颗红樱桃被拍卖到两万元，这位大老板不知是为了讨国藩喜欢还是为了博我一笑，他以五万元的天价拿到这颗红樱桃送给我。当天晚上，在卧室里，我当着国藩的面吃了那颗价值连城的红樱桃。”陈梅讲得心平气和。杨娜听得心生寒气。
“杨娜，如今，这位香港大老板，又来找我了，要娶我为妻。”陈梅自豪地说。
“你答应他了？”杨娜有些轻蔑地问。
“答应了。”陈梅幸福而羞涩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