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关是有意识地使用同一个词或同一句话，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兼有两层意思。运用双关可以使语言收到变化美、含蓄美、婉转美之效。双关修辞手法可以说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而汉语的双关运用之广泛、运用之巧妙，与对偶一样又是世界语言所罕见的。汉语双关中谐音双关使用得较频繁、灵活，这与汉文化特定的传统背景有关。汉语中存在着大量丰富的同音词近音词，这是谐音双关产生的物质基础。对同音现象的关注和重视在传统的语文学研究中已有体现，古代语文学家在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时就有注重运用谐音法、语音系联法的传统。此外汉民族人在表情达意方面不太喜欢直白式而喜欢用委婉曲折含蓄的方式，因此，丰富的同音词语与传统的婉曲表达方式相结合，给谐音双关的修辞表达注入了活力，使谐音双关表现得更加生动、活泼、耐人寻味。汉语的许多民歌、民谣、歇后语、俚语中就存在大量的谐音双关，六朝民歌中用得特别多，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在汉人的礼俗中，用谐音双关传情达意的也比比皆是。如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习俗中，有送“枣栗子”或置放此物的习俗，它取“早立子”的谐音，意指祈求早生贵子、子孙满堂，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育观念在民俗心理中的反映，同时也表现了对婚后家庭生活的美好追求与祝愿的民俗心理。现在仍有许多地方沿用该俗，其含义有所变化，主要是表达对未来和睦美好生活的祝愿，而不祈求子孙满堂，多子多福了。 二、修辞美与感知方式 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是通过感觉和知觉两种方式实现的。在修辞活动中，人们对修辞美的种种感受也是借助于不同感觉知觉形成的。汉语修辞美的获得与汉民族感知方式的特殊性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试从通感、体悟两方面作一分析。 (一)联系美与通感 “通感”是一个外文译名，英文为Synaesthesia，又译作“联觉”。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很切当的例释，他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上去，就仿佛视觉和听觉在这一点上无分彼此。又譬如‘热闹’和‘冷静’那两个成语也表示‘热’和‘闹’、‘冷’和‘静’在感觉上有通同一气之处，牢牢结合在一起；因此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九《亲邻招集，强往即归》可以来一个翻案：‘已觉笙歌无暖热，仍怜风月太清寒。’我们说红颜色比较‘温暖’而绿色比较‘寒冷’——只要看‘暖红“寒碧’那两个诗词套语，也属于这类。培根曾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浮动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喻而且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那可以算是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描写。”[31钱先生在这里是把通感作为一种中国诗文和外国诗文里常见的修辞手法来阐释的。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通感也是一种修辞现象，修辞格中如比喻、拟人、移就、拈连等可以找出类似通感的心理、生理依据。通感借助于感觉挪移，通过事物之间联系的自然、合理、巧妙，给人以形象美、联系美的修辞效果。
古代的中国人很早就重视五觉感官——目、耳、口、鼻、身的功能及由此产生的快感、美感。古人还有一个虚治五官的知觉器官叫“心觉”，《苟子·天论》中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心觉是用来感受接纳五觉的，一方面它体验来自五官的美感意识，另一方面它也是五官移觉的中枢，通感依赖这个中继站得以实现。中国古人不仅注意到味、嗅、视、触、听官各自所能感觉的种种美感，同时也注意到味觉与嗅觉(香味)、视觉和触觉(所谓“色”)、嗅觉和听觉(闻香)、嗅觉和视觉(用鼻观)之间的相互贯通。汉语中存在的大量通感式合成词就可以证实汉族人对通感表达方式的偏爱。汉人丰富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联想思维造就了形形式式、丰富多彩的通感式修辞表达手段。汉语通感所具有的联系美、形象美，是汉民族独具的审美文化心理的产物。 (二)意蕴美与体悟 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直觉性，“体悟”是不究形式直接感受内容意义的一种方式。
语意感知是古代中国人对文学作品感悟理会的重要方式。早在《庄子·外物》中就有“得意而忘言”的说法。中国古典美学关于艺术形式美有一个传统的思想，就是真正的艺术形式美，不是在于突出艺术形式本身的美，而在于通过艺术形式把艺术意境、艺术典型突出地表现出来。古代许多经典小说、散文的创作基本上遵循了这条艺术法则，作者并不去单纯刻意经营语言文字的修辞形式美，而把笔墨落在整个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的表现上，造就一种语言的内在美、意蕴美、形象美。
叶昼在《水浒传》评点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为何物。文人有肺肠，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水浒传》第二十回回末总评)这里叶昼所点到的这些人物都刻画得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竟然让读者忘却了语言文字形式的存在，直接感受体悟到的是人物的音容笑貌，人物的形象美、内质美，这就是小说修辞所要达到的最佳美感效果。
三、修辞美与传统思维方法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法是传统文化形成的基础。汉语言不仅是汉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化信息传递工具，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思维工具。汉族人的思维习惯深深地影响着制约着汉语言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模式：八卦思维、混沌思维、太极思维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比附性、直觉性、整体性，对汉语言的影响制约是十分明显的。在汉语修辞美的各种美感形式里就折射着众多的汉人思维轨迹，如对偶格以两两相对的语言形式，造成了形体上的对称美、语音上的节律美、和谐美，其心理基础美学基础就是汉民族十分崇尚均衡性、平衡性、协调性的思维特征。
下面就自然美与比附性、风格美与直觉性整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一具体分析。
(一)自然美与比附性
汉语修辞中有一股审美主流，那就是对自然美的追求。汉民族对人的赞美、贬斥、喜好、愤怒等情感的抒发，常常借助予自然之物，以物寄情，借物抒怀，物人一体。汉语中许多赋于自然色彩的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和修辞中双关、比喻、比拟、移情、起兴、夸张、象征等辞格往往借用自然之物进行比附抒情的现象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汉语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词是十分丰富多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W·爱伯哈德编写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收录了400多个词条，这些词语隐喻了丰富的汉文化内涵。如：
梅(Plum)：……梅花被称作“冰肌玉骨”，人们将它比做嫩芽和天真纯洁的姑娘。梅象征着冬天与处女……(P256)
松(Pine)：中国的画家们特别喜欢松树，没有哪种树像松树那样经常出现于艺术作品中。由于松树耐寒，在严寒下松树的针叶不脱落，因此松树用来象征长寿和坚贞。松柏的地位在所有其他树之上，人们常常用它来自励。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松与鹤在一起，象征着老人的长寿。……(P263)
汉语的比喻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喻体喜欢选用自然之物，以物喻人，以物抒情。潘肖珏女士在《爱情作品中比喻的民族性形成初探》中对中外爱情比喻的喻体作了统计分析：“一、在各类喻体的使用频率中，中国作品多用自然物、植物和动物作喻体，占统计总数的70％强；而外国作品则多用货币、音乐或其他物品作喻体，占统计总数的5l％强。二、在以‘自然物’作喻体中，中国作品崇尚‘水’和‘月’；而外国作品则偏爱‘火’和‘日’。三、在以‘动物’作喻体中，中国作品喜用一些双栖偶居、终身成对、比翼而飞的小动物，而外国作品却爱那些其貌不扬的动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喻体选择，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它依托着汉民族特定的文化环境。汉民族较多地择取自然之物作喻，这是与汉族人比附(比附自然)传统思维模式和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念分不开的。汉语修辞所追求的自然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汉民族对自然崇尚之精神的体现。
(二)风格美与直觉性整体性
传统修辞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擅长于对语体语言风格的整体把握，作整体性的美学观照，概括出众多的风格美来。这个特点明显地也受了汉民族传统思维模式中直觉性整体性特征的影响。
在汉语修辞学发展史中，对文体风格美的分类和定性，可直溯至魏晋时代。晋朝陆机的《文赋》中就已阐述得较具体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到了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文体风格美则概括为八种：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缛，六日壮丽，七日新奇，八日轻靡。于现代修辞学有开山之功的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继承发展了刘勰的体性分类法，分为四组八类：(1)组：简约和繁丰；(2)组：刚健和柔婉；(3)组：平淡和绚烂；(4)组：谨严和疏放。八十年代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中则把表现风格分为：(1)藻丽与平实；(2)明快与含蓄；(3)繁丰与简洁六体三组。以上这些文体类别，都是从表现风格、整体表达效果上进行划分的，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风格美的类别。传统修辞对文体风格，或语体风格的审视，大都是从整体上、宏观上进行直观的经验的把握和思考的，而缺乏对这些风格的微观的、细致的逻辑论证和数理分析。这是因为对传统汉语修辞的探索思考受传统思维的整体性直观性特征的左右而致，由此而形成了汉语修辞研究上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学术传统。
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一书中讲到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说：“语言文字又有信息，又有美感，既诉诸人类的理智，又诉诸人类的感情和对美的感受、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这当然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9]这种特有的奇异的现象在汉语修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从社会文化心理、感知方式、思维特征几个方面初步探讨了传统文化与修辞美的内在联系。在探索中我们发现，汉语修辞的奇异现象并不是一团难解之谜，传统修辞并非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玄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只要我们善于运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种种有益的方法去深入考察，是一定能够破译传统修辞的奇异现象的。
在对汉语修辞美进行文化思考时，我们又体会到，汉语修辞的审美文化一方面以它强有力的民族根性世世代代顽强地延续下来；另一方面，它又深受现代异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染上了异于汉民族传统的现代文化色彩。正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所说的：“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相反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力量。‘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于它自己的传统。……但是它们结果常为一种相反力量的效能所矫正。”[10]矫正演变的结果，常常是传统与现代相容相依相存。汉语修辞学，最终将会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支点上建立起完整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