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开放的理论作先导才能认识当今世界，跟上时代潮流。邓小平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运用开放性思维来观察、分析、处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兴旺发达，都不能与世界经济脱离关系。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封锁及后来“左”的倾向的发展，导致了我国长时间的同世界隔绝。在回顾总结我国以往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同时，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判断各方面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应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理论。这是总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其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开放思维正是通过他的开放理论体现出来的，他提倡思想解放，反对保守僵化，提倡创造性思维，反对墨守成规，提倡高瞻远瞩，反对鼠目寸光。从而形成了立足现实，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不断实践的开放思维模式。这种开放思维打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限制，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格局。开放思维突出表现在思维的创造性上，这种创造并不是毫无依据的盲目的创造，而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大胆革新。邓小平提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我们摆脱过去的一些片面认识，大胆利用国外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原则，邓小平的开放思维是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这种开放思维，贴近中国的实际，符合现实国情，把现实上升到哲学高度，丰富、发展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凸现了时代精神，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四、发展思维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
用辩证的思维看世界，就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世界，发展的时代需要发展的理论思维作指导，邓小平理论正是一种发展的世界观，他的实事求是思想为发展思维的发挥造就了广阔的空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但近代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经济没有发展上去。邓小平针对中国实情，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战略决策，强调只有发展，民族才能振兴。他的发展思维是依据实践主体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应用科学的规范方法揭示实际问题，强调发展的目的既不在过去时间本土化概念之中，也不在未来时间预存的秩序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在时间的实践过程中。只有实践才是最好的发展手段。邓小平从发展观念出发，提出社会发展的稳定结构，即渐进、平衡、稳定的社会发展常态模式，而动荡、冲突、革命则是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有效积累都是在渐进中增长和实现的，而不是在突变中实现的。这种社会发展结构是邓小平发展思维的重要特征。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他首先突破了传统哲学中的科技附属于生产这一思维模式，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强调了科技或科技主体是推动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与实事求是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依据中国国情而构建起来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一基本现实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发展模式。邓小平从发展思维出发，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探索式的发展形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本着“探索——实践——再探索——再实践”的认识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是邓小平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实践性创造。这种发展形式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顽强的探索精神，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为基础，勇于实践的结果。这种发展思维目的明确，并不是毫无目标的乱闯，先从调查研究人手，摸着石头，认清国情，再根据实际判定发展方案，最终达到发展目的。同时，邓小平将“三步走”的阶级性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达到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增添了现实的一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效与结合点，增加了丰富的内涵。
邓小平既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又是实事求是路线的实践者。他具体地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求实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并巧妙地运用其丰富哲学思维，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这种独特的哲学思维能够巧妙地寻找到现实的结合点，大胆构思，勇于创新，突破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框，大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
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及其特点
单杰华邓小平论述和评价中共党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法。通过比较，对中共党史上的若干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作了科学分析，并给予了准确的定位。本文试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党史（1949年至1978年）的论述为内容，对邓小平的历史比较分析法作一探讨。
从比较对象的选择和运用来看，邓小平的比较分析法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对一个评述对象的不同侧面比较分析
邓小平对一个历史对象不同侧面的分析，包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说和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评说。
（一）对一个事件两个侧面的比较分析
1.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曾多次谈及。他说：“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关于“必要的”，他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关于“扩大化”，邓小平说：“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邓小平通过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起因、动机、过程及结局的分析，通过“两句话”的比较，指出了这一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和动机是正确的、必要的。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反右派斗争走上了偏向。
2.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仍从两个方面对这一事件作了客观的比较和分析。他说，只讲一句话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同样是两句话，从两个侧面的比较对“三支两军”的动机和结果作出了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三支两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是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二）对一个历史时期两个侧面的比较分析
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几个历史时期的评述，也多次用到了比较分析法。
1.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1957年-1967年），即人们常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有的党史书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对于这10年，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这里，邓小平既肯定了“文革”前10年的成绩，也指出了这一段历史是一个曲折的历程。
2.关于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
由于邓小平对建国后前8年的工作是肯定的，所以对前8年加后10年即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邓小平的观点与对“文革”前10年的评价大体一致。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他在另一处也说：
“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都是在比较中肯定了基本面，同时指出了非基本面，即曲折和错误的一面。
3.关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
对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20年的历史评价，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次提及。一方面，邓小平认为这20年的“左”对国家影响很大。“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不仅指出了这20年“左”的后果，而且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尽管20年都是“左”，但邓小平对这20年“左”的认识也没有绝对化。他说：“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这是就科学技术而言的。对于其他领域取得的一些成就，邓小平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述及。由此可见，邓小平仍是以科学的态度辩证看待这20年的。
4.关于“文革”10年
“文革”10年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损失和挫折最为严重的时期。邓小平本人也深受迫害，他一生中的“三落”，有“两落”就是在这10年中。尽管如此，邓小平对“文革”10年的评价在痛恨之余，仍给予了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一方面，邓小平对“文革”10年的危害和破坏，给予了肯定和定性。一是认为，“文革”10年是“左”的极端，极“左”。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二是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浩劫”。
他说：“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他又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三是认为，“文革”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
他说：“‘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邓小平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定性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毫不过分。但他仍认为对这一段历史也应科学地、历史地看。在被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表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这方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论定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一定要充分肯定成绩，缺点、错误要严肃批评，但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二是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党，曾是一个时期争论的热点。一种看法认为，那个时期党不存在了，并否认召开的党的会议的合法性。邓小平表示这种意见不能接受。他说：“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三是强调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抗争力量。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抵制和抗争。他说：“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四是强调外事工作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邓小平通过反面和正面两个方面的比较，既从整体上对“文革”作了否定，同时对局部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予以了肯定。但这些肯定并不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作某些肯定，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观点。
以上所举事例反映了邓小平比较分析法的第一种方式，也是用得较多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一个比较对象，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侧面作比较分析。
一、对不同对象之间的比较分析
1.关于1957年、1958年、1959年三年“左”的思想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