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第五次宏观调控。从历史经验看，中央实行宏观调控，就是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而不是砍掉有利于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有效投入；实质是通过深化改革，从深层次解决体制机制性障碍，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协调发展，而不是束缚手脚，挫伤干部群众积极性，更不是否定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更要实事求是，深刻领会中央所强调的“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对症施策，注重实效”的原则，扬长避短，查找不足，注意保护、发挥好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更高平台上探索出一条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做法和经验。
二、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坚持协调发展不动摇。
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过去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有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情有可原，这或许是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时至今日，那种漠视资源环境的短期行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各地发生的集体上访事件看，除干部作风之外，大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征地拆迁，二是环境污染，说明那种为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肆意践踏环境资源的行为已经激起民众极度不满。作为经济发达而又资源相对贫乏的苏南地区，尤其要在善待资源环境、实现协调发展问题上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当前，各地干部群众正在因地制宜，致力研究和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发展和生存环境。相信江苏省一定能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人类的健康和协调发展方面谱写出新的篇章。
三、正确处理优化升级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坚持富民优先不动摇。
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是中央的一项重要经济发展方略，也是江苏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为此，应积极发展科技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走追求质量和效益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尽可能以较少的成本获取较多的效益。同时又不可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丰富、人工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让更多的群众取得就业机会，这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党的富民优先的政策宗旨。这就要求在发展高科技高水平企业的同时，继续发展一批小而强、小而精、小而专的中小型企业群，使中小型企业在活跃城乡经济、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四、正确处理求真务实与政绩考核的关系，坚持改革创新不动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领导；而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关键在考核导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从干部任用的体制机制上改革创新，促使各级干部牢固树立全面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才有可能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为此，一要创新考核指标，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介体系，不可单以GDP论英雄，而应以社会全面发展各项指标包括绿色GDP指标进行考核，最近省里制订的“三二一”考核指标，就是一个创新；二要创新考核方法，完善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民意测验、党委表决等考核程序；三要创新奖惩制度，加大督查力度，完善奖优罚劣、戒勉谈话、引咎辞职等制度，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批评和惩戒。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勤政为民、求真务实、乐于奉献的工作作风真正形成之日，就是科学发展观得到真正贯彻落实之时。
（作者单位：张家港市委史志办）
邓小平是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伟大倡导者
朱成山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脉络，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此后一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如果对“和平与发展”理论加以考证与研究，不难发现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伟大倡导者。
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指引着中国走上和平崛起的正确道路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缜密地思考。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作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析对比和考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论断，其思想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一）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形势
通过对发展了的时代格局、国际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问题进行科学的、周密的、预见性的考证后得出结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①进入90年代后，国际社会最终摆脱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旧格局，进入一个走向多极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证明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所作论断的正确性。
（二）敏锐地把握了时代主题
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注重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重视了对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邓小平正是在对当今时代的特征、国际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准确地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之上，敏锐地发现并准确地概括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出了当今时代主题已经演变为“和平与发展”。
（三）及时地转变了思维方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认识，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占主导地位，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引导下，普遍的思维方式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随时随地存在。这种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后来又随着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苏联和中国都不加分析地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将其绝对化，因此把主要的，或者说大部分精力都放到防范战争上去，以至于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邓小平对于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便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并转变为和合思维方式。
二、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形成了中国和平崛起方略的理论基石
（一）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
世界和平期问题。邓小平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①，“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②这两个“较长时间”和两个“可能”，就为我们勾画出可以利用的世界和平期和时间表。
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问题。国际间竞争与竞赛的重点转向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40多年来维护和平的重要原因，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趋势，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
“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③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问题。邓小平预言：“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④。正是世界上这“两股力量”的发展，构成了持续的世界和平态势。当今国际形势，正朝着邓小平所预言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部力量
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及自身对和平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新概念的内在动力。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侵略、蹂躏和欺辱，仅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就有3500万人伤亡，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屈辱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认识到，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才有希望。
加入国际组织，把中国融人世界，增进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理论的外部动力。从恢复联合国的地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断加入了一个个国际组织，在许多领域与世界接轨，不断地融人世界大潮之中，在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中增进了解与共识，推动着中国主动适应并融合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之中。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上，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①那么，怎样寻找一个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和平环境，我国的外交政策又怎样进行调整呢？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里，邓小平将我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到“和平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了和平的思想。
为实现和平外交政策，他又通俗形象地把我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概括为5句话20个字，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②。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新准则，提出了我国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及和平外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和平外交新政策。
在对内关系上，制定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③”。这就告诉我们，要善于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内一心一意地进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紧紧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和平机遇，使我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前列。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这个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具有远见卓识。
（四）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概念
和平崛起理论的新概念涵盖哪些内容，目前还不十分清晰，有待于方家去探讨和论证。论者从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尝试性地从政治、外交、经济等角度，归纳以下10个方面：
和平共处；国际合作；决不当头；一国两制；尊重人权；经济外交；寻求双赢；共同发展；科学发展；加强民主与法制。
三、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与实践的凸现，验证了邓小平同志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正确
假如用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崛起的世界大国的事实来推论，我们不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正确性，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和平崛起理论的科学性。
（一）成功实施了和平外交
中国不仅和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还和平解决与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边界纠纷；与新兴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建立了富于建设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巩固与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也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恢复了和印度的边界问题谈判；中韩关系发展非常好，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韩美关系；在台湾关系方面，由于经济整合加快，明显降低了两岸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二）冲破了西方大国的围堵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日等国散发“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不断进行围堵，担心中国的崛起会破坏现有世界秩序。但我国采用经济手段，成功实施了“经济外交”，以经济力量冲破围堵。2003年，所有亚洲国家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交往中都有可观的顺差，中国实际上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对现存的国际格局造成过大的冲击，中国在国际反恐怖问题、朝核问题等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的作用日益显现，成为构成国际上“和谐并存”、维护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提升了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即包括硬实力（主要是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又包括“软实力”（主要是民族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大国综合国力排序中，1990年中国居第10位，1995年超过意大利，上升到第9位，2000年接近英国，估计在2010年超过英国，达到第8位，2020年超过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升至第6位。到2050年前后，将超过德国、法国和加拿大，成为世界第四或第三位综合国力强国。
（四）最快最多的吸引外资
15年前，外国人在中国才投资20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7.1%，达到8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5位上升到第4位，中国正成为世界性的工厂。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外汇储备有4033亿美元。
（五）快速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
198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俄罗斯的一半，10年后情况恰恰相反。20年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印度持平，如今比印度高出一倍。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四倍。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
（六）积极发展软力量
改革开放、经济增长逐步使中国人民和政府恢复了应有的自信和自尊。中国大力推进民主、人权、法制的进程，在最近通过的宪法中，把“三个代表”、“三个文明”、“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表明了要积极发展软力量的态度，因为没有软力量，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七）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立小康社会的战略，使老百姓更多地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储蓄率达到国民总收入的35%。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等于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在30%上下。1980年至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56.9%下降到39.4%，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1.8%下降到49.1%。据估计，202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将达30%以下，农村居民可以降到40%以下。
（作者单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和平崛起——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