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环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原则、务实灵活，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针，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与时俱进，提出“和平崛起”战略，这是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最新表述。
一、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巨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此时，邓小平综观全局，审时度势，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判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方针，其核心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我们自己的发展实践来说话；“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别的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到21世纪中期，要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冷静观察，就是要：正确看待观察当时突变的国际形势，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邓小平认为，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对我们并非完全是坏事，而是困难与机遇并存。明确指出了要冷静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正确把握好我们自己，善于利用有利机遇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稳住阵脚，就是在冷静观察的基础上，站稳脚跟，摆正自己的位置。稳住阵脚，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因此，邓小平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①早在苏东剧变初起之时，邓小平就及时提醒全党，苏东混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稳住阵脚，因为只有稳住阵脚，保持稳定的国内局势，才能以中国之不变应付世界局势之万变。中国自己稳住，不要乱，抓紧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是邓小平考虑的压倒一切的战略全局。
沉着应付，是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确定我们对策的指导思想，是我们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的策略原则。沉着应付，实际上包含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要求：国际方面，既坚持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但又不放过任何发展机会，要看到，苏联、东欧发生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没搞上去，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所以，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方针，是在当时我们应付国际复杂局势情况下唯一可取的英明决策。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们胜利地渡过了一度非常困难的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可喜局面。
二、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的最新表述——和平崛起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给各国人民带来严峻挑战。我们党以不可动摇的决心和信心，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定步伐，及时提出“和平崛起”战略，把国际战略的侧重点逐步从“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的“和平崛起”。“和平崛起”战略，实际上是在当今新形势下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最新表述。
我国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十数年，令国家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取得骄人成绩。同时，在发展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均取得突破。
中国拓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努力树立一个善于协调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设立常设秘书处，从成立之初的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单纯的安全性组织，逐步向综合性机构方向转变，经济合作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关注东北亚地区，中国从全局利益出发，推动发展不断受到历史问题困扰的中日关系，中国在朝核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动牵头，积极斡旋，努力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主动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第一个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承诺放弃在该地区使用武力，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建设。改善中印关系，2003年，中印两国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就任命特使以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达成八点共识，中印关系有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面对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以积极务实的姿态应对矛盾，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同各大国的关系。中美合作发展势头良好。
2003年两国贸易额达1000多亿美元，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9·11事件”之后，中美安全合作增多。中俄关系得到迅速全面发展。中俄于2002年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都把对方摆在对外关系的优先地位，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相互间理解与信任不断加深。中欧关系面临历史性发展机遇。欧洲看好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前景，对华政策基调日趋积极，欧洲对发展中欧关系的积极性进一步上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深层次发展。
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外交战略布局，在世贸组织坎昆会议上，中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3年12月，中国在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宣布减免31个非洲国家所欠的13亿美元的债务。2004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加蓬，再次表示中国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因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是我们在外交上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在今后很长时期都是适合中国的基本政策。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最精练概括，仔细观察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表现，都能清晰地看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在其中起作用。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看到其斗争的实质是单极和多极之争，也考虑到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现实和中国外交全局的需要，中国坚持原则，讲究策略，避免与美国直接摊牌，中国使用的是“韬光养晦”。在朝核问题上，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形势，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维护我国发展战略环境的大局出发，主动牵头，积极斡旋，努力推动和平解决，中国则采用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加深，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际战略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即走“和平崛起”之路。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郑必坚认为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郑必坚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温家宝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并展望明天，阐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具备的条件和前景，提出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的主张。
并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第一次向外界清晰明确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胡锦涛主席说，“坚持这条道路，就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再次指出，“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在中国和平崛起之后，中国和本区域国家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的提问时，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大要义。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是：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表明，“和平崛起”已成为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和平崛起它既是当代中国对自身角色、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承诺。“和平崛起”战略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基础上，与时俱进，对中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的概括。
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和平崛起”，那么，当前在处理对外政策的种种问题时，仍应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在现在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居于优势地位，北富南贫的现状在短期内也还难以改变。加之。在我国对外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而且开放的重点还是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方针，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我国的最大国家利益的。
韬光养晦的主旨是中国的战略重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放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上，一个国家从弱到强，由衰变盛，常常要经过很长时期的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积聚力量。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经济、科技继续稳定发展，以及解决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暴露出来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一系列负面问题，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能够达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相当的水平，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过相当长时期的韬光养晦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方针并不过时，而且应该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得到新发展——和平崛起。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
战略机遇期的前奏和先导——论邓小平机遇思想及其实践
冯其海刘焱一、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战争年代的磨砺使邓小平对把握机遇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验，同时也造就了邓小平强烈的机遇意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抓住机遇就等于抓住了主动权，失去战机就等于失败，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漫长、残酷、多变的战争生活造就了邓小平强烈而敏锐的机遇意识，这是他机遇思想的发端。
建国后，邓小平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剿匪及进军大西南等重大军事行动，在中苏大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生死搏斗更是历经风浪。这种波澜壮阔、异常复杂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机遇意识更为强烈、机遇思想更为丰富，利用机遇的艺术更为娴熟。例如，在1975年他抓住毛泽东让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整顿生产、整顿组织、整顿军队，确保了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赢得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冷静思考，审时度势，做出了“战争可能延缓爆发”的判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抓住时机及时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1985年，他提出了“抓住机遇，推进改革”的思想。十三大之后，他再次提出，“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重心，不要丧失时机。”1989年动乱之后，他进一步强调：“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强调和阐述了他的机遇思想。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得益于他个人丰富的斗争经历，又是对我党机遇观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态势，更加凸现出利用机遇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把握和利用了各种历史机遇，大大缩短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曾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进程都比较了解。”因此，把邓小平的机遇思想看作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是我党机遇观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继承，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二、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什么是机遇”和“如何抓住机遇、利用机遇”是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关于什么是机遇。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这说明，机遇是指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和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两个方面。
雅尔塔格局结束以后，针对国际矛盾和地区冲突错综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强调应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在接触和交往中利用矛盾，趋利避害，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