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①对于中国的国情，他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具体地说，从经济实力看，我国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增长，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从人口与资源方面看，我国人口有12亿，其中9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工具进行农业操作，而人口还在持续增长，耕地在逐年减少，我们人口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十分突出；从工业发展方面看，我国虽有一部分现代工业，却有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的企业；从科学技术水平看，少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普遍的是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1/4，劳动者素质不高，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缺乏；从地区发展来看，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很大。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与困难，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分步走，不能急于求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对当代中国来说，现代化绝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指标或纯经济的规定，而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规定。邓小平认为，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制订长远规划的原则。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邓小平多次提出，发展了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相应的物质基础，回旋余地也就大了。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及现实和未来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也才能得到逐步而有效的解决。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才会取得更大的发展。正是从实现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基于当代中国的国情，邓小平提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
二、基于对中国过去急于求成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以调整发展为主要目标，强调“赶超”，急于求成；以重工业为固定的重点；以粗放发展为主；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这种发展战略虽有其存在的历史条件的必要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即经济效益不好，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震荡。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过程中，往往先确立某种几项重工业产品的增长指标，然后再围绕着高指标去搞平衡，订计划，结果计划总是脱离实际，整个国民经济总是在失衡的状态中运行，“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邓小平在强调经济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一再告诫，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从不盲目好大喜功。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高速度，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高度概括了速度和效益的对立统一性，速度以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效益又以速度为条件，离开一定的发展速度，就谈不上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可持续性的发展。当速度和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是邓小平效益观指导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指出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脱离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须以此为鉴，制定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重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对人的重要性。过去的只顾产量的高速增长，却不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追求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在实践中连年高积累、高投资，结果经济增长了，但人民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提高。在邓小平构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不仅有“温饱”水平、“小康”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直接描述改善人民生活的要领，更重要的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三步目标中，科学地勾勒出了人民生活从总体上逐步提高的程度。“三步走”的可持续发展步骤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值、产量或速度方面的目标，而是一个多目标组成的目标体系，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目标，又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指标：既反映了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追求好的经济效益，并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基于对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析
邓小平反复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所强调的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系统的全面的发展，它包括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刻诠释了政治与经济及发展速度数量与效益质量的辩证关系，是评判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当然，快速发展须讲效益和质量，邓小平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深恶痛绝。
1982年他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因此，评判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原则。“三个有利于”原则同样适应于社会发展战略、人口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领域。能有效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佳战略；资源开发同生态平衡、水土保持的协调；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等等。
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后来，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则更加深刻和系统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正是以其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重要依据，选择发展生产力战略，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步骤的。
四、基于对当代世界以人为中心以发展主题的准确把握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有可能获得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同时，我们越是充分地利用和平环境，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可能持久保持，我们就越是有可能赢得更长的和平时期来发展自己。以人为中心是人类高层次的追求，传统的“经济中心型”的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不公平等问题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各国都渴望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于1992年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已形成世界潮流。50多个国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的中心，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措施。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主题的这种高层次的把握上。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也不能不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我们不能把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中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对立起来。中国要把当今时代主题作为自己可持续发展参照系中的一个重要参数，主动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进程，加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全球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正是从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邓小平提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
（作者单位：中共扬州市委党校）
邓小平的科技发展观
贺龙栋一、邓小平科技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邓小平科技发展观是围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而展开的，集中了他对当今科技革命发展及其趋势的深刻敏锐的洞察力。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制订内外政策和规划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前提。二战结束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促进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人类期盼永久的和平，再加上其他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长足发展，因此使得战争不再是解决政治问题最后和唯一的手段。全球科技浪潮来势汹涌，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各个国家都在争取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所以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平与发展则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尤其是发展成为核心问题。在邓小平视野之内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了邓小平积极思考中国的科技发展以迎接世界挑战。
二、邓小平科技发展观是邓小平在总结了改革实践后，结合当代新科技革命的现状和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重视科学技术，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他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个重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前所有时代得出的一个科学观点。这是因为当科学还只是表现为狭隘经验、感性知识和操作技能，并同劳动者自身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已经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了。随着人类从传统的手工生产发展到现代大机器生产，劳动者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已经可以同他们相分离，形成理论形态的自然科学。这时，科学就一方面在“硬件”的形式上（机器设备等），另一方面在“软件”的形式上（技术资料等），获得了独立的存在，科学已经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独立因素。就直接的意义上说，科学作为一般精神成果，不断地在物化形态上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转化为实用技术和机器设备。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新科技革命兴起并呈加速度大发展趋势，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愈来愈短，呈现出循环往复、同步前进的趋势，不仅技术而且科学越来越成为直接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愈来愈依赖科技的变革和应用。
在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出现的新情况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讲的次数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他要求全党同志不仅要掌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还要看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个现代的事实，从而对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紧迫感。同时，邓小平还亲自领导了若干发展高科技项目决策的制定，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863高科技计划的实施等。他对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表示由衷的喜悦，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放眼世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更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殷切希望我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了改革实践后，结合当代新科技革命的现状和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显然，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就是根据当代的新情况作出的。这绝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三要素公式，而是反映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和创造能力，改进劳动资料的效能，开发劳动对象的新领域和新深度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说作为第一项加到这个公式中去，而是作为乘数或乘方与这三项发生关系的。如果说在近现代是作为乘数，而到了当代，科学技术正在变为乘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作用越来越大，与生产的发展呈一体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了“第一”，成为现代新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独立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贬低和否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而是标明了在当代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掌握科学技术，才能成为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三、邓小平科技发展观既有一整套理论框架，又有一系列操作设计，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