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费支出的低水平，不仅反映在国防费的绝对值上，而且也反映在国家国防负担的相对比例上。近20年来，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1978年为4.63%，1980年为4.29%，1983年为2.98%，1986年为1.97%，1988年为1.46%，1991年为1.53%，1993年为1.23%，1997年为1.09%。
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中国国防费的相对比例也是较低的。1997年度中国与部分国家国防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美国为16.20%和3.40%，俄罗斯为19.70%和3.80%，英国为8.20%和2.80%，法国为12.10%和2.40%，日本为6.40%和0.9%，韩国为20.40%和3.20%，中国为8.80%和1.09%，综合分析比较研究，在发展中国家，国防费支出大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和中央政府开支的18%以上。虽然，80年代开始中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然而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并没有消除，“中国威胁论”等一度在国际社会泛滥，“台独”给我国安全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我国的国防费投入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和中央政府开支的适当比例。才能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遏制与打赢——试论邓小平军事战略的着力点
习开宇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贯彻这一战略方针，要把和平时期遏制战争和战争时期打赢战争统一起来。遏制与打赢相统一，是邓小平军事战略的着力点，也是在军事战略指导上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两者的统一克服了军事战略功能上的单一性，从而使军事战略方针能够更好地获得其应有的战略效益。
一、“遏制”是邓小平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在经济建设被确认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后，邓小平根据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改变建国后侧重以实战为主的军事战略，提出必须把遏制战争、维护和平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以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遏制”是和平时期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但由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未退出历史舞台，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我国的国家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遏制”成为和平时期保障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力量才能有效发挥“遏制”作用，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上述思想，不仅是要求我军提高作战能力，同时也要求我军提高威慑能力，提高对多种威胁的遏制能力，制止战争的发生，以赢得更长的和平时期，全力发展经济建设。当今世界，国家安全的观念与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如何防止恐怖主义对国家的袭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对主要敌对国家进行遏制的同时，加强对威胁我国安全的恐怖主义的遏制，正成为邓小平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遏制”是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要求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在正确分析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估量了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后，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后，谋求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潮流。大多数国家都把提升综合国力作为本国工作的重点，我国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应当首先发挥其遏制战争的功能，维护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环境。因此，邓小平反复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必须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要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有效的遏制战争。遏制作用发挥的好，就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能为我国赢得一个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在最近几次国际危机中越来越突出。因此，在相对和平时期，要想把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发挥好，就必须发展军事力量，提升遏制能力。
（三）“遏制”是军队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起职能的重要方面。
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国家赢得和平发展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正确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后，把国家的发展利益放在了优先位置。他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我们的人民军队，对外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内要保障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尤其现在，我们正处在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更加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局面。这就要求军事战略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于筹划和打赢战争，而要更多地表现为运用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相配合遏制战争的爆发，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保证国家的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现在，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遏制作用更突出地体现在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上。但是，不能否认军队本身所具有的遏制职能，这不仅因为军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因为军队是发挥遏制功能的最有效力量。”
二、把打赢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战略的立足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我们一直把“早打、大打、打世界大战”作为战略指导。此后，邓小平审时度势，作出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要决策。他尤其强调要注重提高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把打赢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战略指导的立足点。
（一）适应战争形态的发展，实现军事战略指导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世界大战一直没有打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却没有间断过。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的多场局部战争推进了战争形态的发展。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和科学分析国际环境及其变化后，对可能面对的战争形态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他预见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可能推迟甚至可以避免，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将可能是我国面临的基本战争样式。在深入分析国际形势和战争发展趋势之后，邓小平又指出：“因为霸权主义者的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他要求我们把战争准备的侧重点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转到应付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上来，实现军事战略指导的转变。
（二）“打赢”是由我军的根本职能所决定的。
军队作为武装暴力集团，其根本职能就是打仗。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钢铁长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其根本职能是巩固国防，抵御侵略，捍卫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邓小平要求军队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军队面临的政治任务不同，但从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在新形势下，要想更好的履行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更好的完成推进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我军就必须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
即使在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军队打仗的根本职能没有改变。军队之所以存在，就是要时刻准备应对国家可能卷入的战争，而只有打赢战争，才能保证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才能保住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
（三）“打赢”是我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提出的要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我国原来奉行的一条线战略必须进行调整，国际局势朝一超多强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家之间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与复杂的国际环境相比较，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第一，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西化和分化我国的企图，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对我国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邓小平1989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我们与一些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的争端还未根本解决，这些争端曾先后导致中印、中苏、中越边界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第三，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非常猖獗，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又有所抬头。这些因素一旦失控，将可能诱发战争，从而对我国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我们必须把积极防御思想中的“打赢”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
三、坚持“遏制”与“打赢”的辩证统一
遏制与打赢是军事斗争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兼有遏制与打赢的双重功能，强调既要努力遏制战争爆发，又要着眼于打赢战争。从我军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来看，坚持遏制与打赢的辩证统一，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要义。
（一）新形势下仍然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我军的一贯传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对我军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是我军在解放后的几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我军的军事战略进行过多次大的调整，但我们始终坚持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邓小平作为始终参加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军队建设实践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对我军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强调，我们的战略思想要搞清楚，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不仅是现在，今后也还是这样。这是他深入分析我国国情和军情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与我国国家性质、主要任务以及军队的根本职能相一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始终是我军军事战略的本质和核心，只有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遏制与打赢完整地统一起来，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实现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并获得更高的军事斗争效益。
（二）既要遏制战争又要打赢战争，体现遏制与打赢的辩证统一。
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辩证统一，是邓小平军事战略着力点的关键所在。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辩证统一。遏制战争是打赢战争的必要条件，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着眼点，是和平时期军事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遏制战争可以赢得时间、增强实力，更好地创造打赢战争的条件。打赢战争是遏制战争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遏制无效后实现战略目的的最终手段，更是一切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立足点。只有具备了打赢战争的能力，才能增强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才能有效的遏制战争。在军事斗争实践中，要把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不通过遏制战争赢得时间去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打赢战争就缺乏必要的条件。同样，能战方能止战，没有打赢战争的实力做后盾，遏制战争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在军队建设中，我们既要注重增强打赢战争的能力，也要重视提高遏制战争的能力。
（三）努力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不断增强遏制与打赢的能力。
战斗力是军队从事一切军事活动的基本条件。在和平时期，战斗力是保持威慑、维护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条件；在战争期间，战斗力是战胜敌人的基础。战斗力强，就能是敌人望而生畏，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战斗力弱，就难以震慑住敌人，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增强遏制与打赢能力的根本在于我军战斗力的提高。战斗力是遏制与打赢能够统一起来的基础，也是增强遏制与打赢能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非常重视我军战斗力的提高，他把战斗力原则应用到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样也运用到军事战略中来。他强调：“平时部队的训练，大家也还要抓，确实也需要抓紧”，“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以此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应当看到，军队在和平时期虽然不打仗，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为了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我军必须要着眼战争需要，加强训练，努力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遏制与打赢战争的能力。
遏制与打赢战争都是和平时期军队的重要职能，是我国军事战略的两个方面，为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我们必须从增强军队履行使命的能力着眼，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按照遏制与打赢的要求，加强科技练兵，加紧战备训练，努力提高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转变理论的历史意义
陈磊（一）
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思想转变理论又是其对军队建设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内容。研究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转变理论，对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实现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更好地履行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