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重发展来自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把握。他在1980年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所以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抓机遇谋发展上，邓小平指出要充分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他指示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的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指出要抓住经济建设中波浪式前进的规律，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提醒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
邓小平讲求质量和效益。他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
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还清醒地告诫我们：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就是大胆借鉴引进，绝不照搬照套。
四、重大局抓统筹
经济建设中心这个大局是邓小平强调最多、最重的一个概念。
他甚至把话说到了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他又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在经济建设上，首先有一个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利益的统筹兼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他曾经说过，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造成了农业和工业、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骨头”和“肉”（即工业和住宅、交通市政、商业服务等）、积累和消费六大比例失调。他认为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经济走向正常、稳定发展的前提。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提倡和实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把这三者统一起来，也就是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就全国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而言，有区域统筹协调的问题。
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先发展起来，事关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他还明确要求，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统筹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也是邓小平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示，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对资源，邓小平指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因此要合理利用资源，对那些浪费资源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对环境，邓小平号召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保护自然环境以“造福后代”。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生前带头种树，现已形成制度，每年的3月12日为全国植树节。
五、重人心，抓班子
1991年8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正式提了两点建议，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他指出，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举例说，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他提醒，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他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他强调，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他还重申他在1989年5月底说过的话：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他说，人民是看实践。
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人民看班子，首先是看其在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形象。邓小平在他进行政治交班里反复强调了三个形象。一是安定团结的形象。他希望中央常委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二是改革开放的形象。他特别强调，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三是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邓小平告诫，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六、重两手，抓重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唯物辩证思维运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指导中，多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这就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同时，要加强法制，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确保经济开放搞活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就是两点论。
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抓重点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特色。对经济建设，他始终一贯地把它放在全党各项工作的重点位置，在我们党的执政史上，曾经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的干扰，但我们没有动摇和偏离过这个中心。对改革开放，他始终一贯地把它作为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基本点紧紧抓在手上。他在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他指出，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
两点和重点是动态的，在具体把握上，需要有较深的理论功底、洞察力和领导艺术。邓小平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这就告诉我们，在领导工作中要在两点或多点的统一中抓重点，力戒片面性，防止单打一。
七、重和同，抓大端
邓小平的唯物辩证思维在处理矛盾关系上，是既看到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又看到矛盾同一的相对性，既重视矛盾双方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能实现和同，又不忽视矛盾双方位置转化、发生质的变化的临界，把原则性大端和灵活性策略统一起来，为我们党确立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和决策。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上，邓小平既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上，邓小平既探索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在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上，邓小平既提出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上，邓小平既主张和平共处，着眼未来，求同存异，对话合作，又坚持国格、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坚持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处理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既主张实行和平统一，两岸、两地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又坚持一国的前提，坚持国家认同的原则界限，坚持不承诺放弃武力，推动国家统一、反对外国反华势力干涉、反对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改革开放、面对世界的多样性和处理阶级矛盾、巩固政权上，邓小平既主张打开国门，与各种对手和朋友打交道，既主张放开搞活，发展民主，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八、重实效，抓作风
邓小平一生求真务实，他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就是他说实话、办实事、重实效的生动写照。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干部的新老交替时，希望中青年干部要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挥起来。他重申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他提出了四条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敢于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他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他认为，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他告诫我们，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举重若轻，要言不繁，一语中的，切合实际。通观他的几部文选，都没有长篇文章，然而篇篇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读来使人感觉敞亮、受用、不含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我党求真务实的光辉楷模。
九、重理论，抓学习
邓小平重视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重视科学理论的基本原则，重视用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事业，同时也创新理论本身。他抓理论学习也体现了这个特色。
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他特别指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动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信方向。
学理论，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问题弄懂弄通，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同时他又深刻指明：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因此，他要求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打不倒，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这倒不是因为它大本子多，而是因为它是科学，真理颠扑不破。
（作者单位：苏州日报社）
邓小平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理性思考
鄢定友抗战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作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毛泽东的回答得到了黄炎培的首肯，认为“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②自此以来，中共的历届领导人均对这个博大精深的治国命题做过理性的思考与构想。邓小平立足国情，架构起自己对破解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理论体系框架。本文仅从国家政治功能的视角，拟对此问题做初步的探析。
一、民主立国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相对于专制而言，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家天下”的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大特点是个人集权专制，人民无自由而言，遑论民主。从历史上看，中共对民主建国的构想由来已久，并把它看着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秘笈之一。早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证实了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科学论断。建国后，毛泽东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坚持“人民民主”、“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力本位”的民主观，并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进而确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层面上解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50年代中后期，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却发生了破坏民主政治生活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民主建国思想的“合理”内核，又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并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民主”之路上作出了新的贡献，由此形成其民主立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