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美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其核心范式。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邓小平哲学思想；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完善了实践的效用、价值取向、目的等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思想。
一、实践的效用——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也是人的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理论依赖实践，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本的观点。邓小平实践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不开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实践效用的思想，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由毛泽东最先倡导的。“文革”结束后的主要领导人又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理论勇气，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错误思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强调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包括革命导师的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即“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正是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邓小平恢复了实践的权威。
邓小平说：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个决策，判断它们是不是实事求是，是否正确，我们拿什么作标准，用什么去衡量它们呢？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采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形式最好，只有实践的效果才能回答，由实践来评判。只要它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能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它就是合理的，就是正确的。邓小平如此重视实践，主张让事实说话，反对空洞的争论，其目的是为了真正坚持实践第一的实践效用思想，为了彻底冲破长期禁锢着人们思想的藩篱，解放思想，争取时间，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实践第一思想的一种通俗表述，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哲学道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形成了邓小平的实践思想。
二、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生产力标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进步的实践标准是综合性的，其中最高的标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首先，生产力标准是客观的、科学的，可以用物质的手段对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精确的测定；其次，生产力是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的思想，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因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社会历史领域，实践标准首先是生产实践标准，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必须接受生产实践效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检验，即生产力标准的检验。总之，一切方针、政策、方法、措施都要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不仅原来的要接受检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也要接受生产力的检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就要肯定和坚持，凡是束缚和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都要否定和改革。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加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三、实践结果的价值取向——“三个有利于”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的功能或作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原来客体的形态、性质和作用，使之成为一种合乎人的目的的存在物，即创造出了新价值或增加了价值，或者说为社会创造出了财富；二是表现实践主体方面，为主体创造了新的利用对像和消费对像，增进了主体的认识，总之是优化了主体的结构和增强了主体力量。实践活动一方面使主体客体化，另。方面又使客体主体化。从实践的功能来看，邓小平实践思想更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有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某些思想，表现在他谈到实践标准时一再提到要看是否达到了“预想的目的”、实现了“预想的结果”，同时又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并用这些标准去规范和评价人们和政党的实践活动。但后来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而把所谓政治标准抬到了第一的、绝对的地位，发生了许多错误。邓小平的实践思想讲实效、重结果。“三个有利于”强调的是实践的结果，它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就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具体地把握和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可以说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深入和具体化，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延伸和补充，它既对实践结果的评判提出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实践标准便于实际操作；又给生产力标准以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并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了这一标准的客观性、综合性。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经过主体的自我调节，能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三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客观规律与人的需要的统一，它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遵循和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规律，又体现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建立在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基础之上。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就意味着用价值、效果、预期目的去评价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从而也检验了指导这一切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真理性，这样就把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对价值的追求统一起来，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实践思想更多地带有价值观的性质。
四、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大胆地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有目的的实践中体现了主观能动性：
实践中包含着人的精神因素和意识的能动作用；实践能动地推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能动性思想，强调了主体的精神状态对于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即没有闯的精神，就不会有闯的行动，因而也不可能干出新的事业。“大胆地闯”，有两个前提：一是看准，二是试验。这样，大胆才不致成为鲁莽，闯也不致成为瞎闯。但首要的还需克服一个“怕”字，提倡一个“敢”字，也就是说实践的主体必须解放思想，有敢闯敢干的能动精神。邓小平不仅是敢闯敢干精神的积极指导者，而且是实践中敢闯敢干的典范。以特区为例，无论是特区的建立还是发展，都是小平同志敢闯敢干的实践思想的结晶。邓小平把人民群众看作实践的主体，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崛起，从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开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都体现了邓小平尊重实践主体能动性的精神。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正是由于坚持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和实践创造作为自己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才使得邓小平理论成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理论。
五、实践的目的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实现某种主观目的的活动。通过实践，达到使客体被人认识、改造、掌握和占有的目的，整个实践进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在客体中体现着主观，最后达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过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实际决定了我国的生产实践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目的性要求：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深刻领会邓小平的实践思想，就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新时期实践的基本内容，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改革中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注意发挥他们参与改革和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指导实践，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保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机制，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去。
（作者单位：常州市委党校）
学习邓小平辩证思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徐国保邓小平的“照辩证法办事”，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太行山区部队讲的，被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肯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筹划和指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精彩纷呈的唯物辩证法光辉，对我们党今天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重国情，抓战略
中国在没有条件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基本国情。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还是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多种非公有制经济还将长期存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社会客观条件还远不充分，我们唯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能建成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合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又是一条基本国情。科学认识国情，是邓小平领导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必然。正是在唯物的发展的辩证思维指导下，我们党从哲学世界观高度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开始了对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从这个基本国情的实际出发，邓小平为我们党规划了基本的战略路径，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基本的战略目标：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基本的战略任务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基本的战略方针，是改革开放。
基本的战略重点是：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科技和教育。
二、重体制，抓创新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
但这种新制度的优越性还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高举改革创新大旗，首倡解放思想，换脑筋。并一以贯之。在他的推动下，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道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用词。
邓小平首倡支持广大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领导我党逐步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决了农村政企不分，土地集中管理经营，重要农产品实行统派购，严重束缚和影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弊端。
邓小平首倡以对外开放促改革发展。在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党中央作出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五个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由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而扩大沿海开放地区，形成沿海开放地带；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
邓小平首倡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他多次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手段，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对此作出了经典性概括：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是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束缚，突破了多年的实行计划管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传统架构束缚，开掘了我国经济发展体制上的不竭动力源。
邓小平还首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带头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的任务要求，提出了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目标方向，以及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结构和政策的关键标准，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辟了通途。
三、重发展，抓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