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一位官员。听说我是“文人”，他一本正经地问：“想不想为咱中国人争口气?”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想拍一部科幻大片，你能不能帮我写剧本？思路我都有了，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我又问他怎么忽然想到拍电影，而且这跟给中国人争气有什么关系？他详细解释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我们一起聊天儿，他老说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太保守，太怀旧，说从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就能看出来——最近的是民国的，最多的是清朝的，远一点儿就回到石器时代了。正如你们的一个摇滚歌手在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台，却始终逃不出清代……而我们美国人却不是这样，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还是科技，我们总是面向未来，引领世界潮流，尤其是我们的科幻大片……当时我反驳道：‘你们倒是想怀旧呢，没得怀啊，一共才200多年的历史！弄不好怀成人家印第安人的了！”但说实话，我心里很认同他的说法。不过我不服气，我想整合一些资源，拍一部重量级的中国科幻大片。你有没有兴趣合作一把？”
我当然有兴趣了。既能赚一笔不菲的稿费，又能为咱中国人争口气，说不定还能在电影里客串一下，露一小脸。可惜没过几天，他自己倒先没兴趣了。原因是他希望整合的那些“资源”都认为拍科幻片太冒险，与其搞创新，不如拍一部历史剧……
但这事儿不能怪他，毕竟拍电影需要大笔的资金，普通人根本玩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点儿普通人玩得起的东西。
我有一个同学兼哥们儿，每次回老家，不管多忙，我都得去他家坐坐。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小子上学的时候比我差多了，可现在也人模狗样，摇摇笔杆儿就赚钱，也不说拉哥们儿一把！白喝了我的酒了。”
我也开玩笑：“你小瞧我了——我现在是敲敲键盘就赚钱。”
他老婆在一边儿凑热闹：“那一天得敲多少字啊！一个字多少钱啊？”
“基本上一毛钱一个，只要我媳妇不惹我生气，一天怎么也得敲个七八千……”
“那赶紧教教你这老同学吧。他一天到晚就知道QQ聊天，一分钱也赚不回来。”
“那还不好说。明天别让他上班了，让他跟着我上北京。五年，最多五年，我保证他像我一样……”
“那五年之内你保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这个不好说，我不忽悠你，刚开始够吃饭就不错。”
“那还是别去了。我这份工作虽说不太好，但起码能养家糊口，还能剩个零花……”
哥们儿的说法，自然有他的道理。尤其是回想到我当年刚做这一行时的窘迫，我就更能理解他了。当一个人的肚子饿得咕呱乱叫，而他兜里的人民币却不够买一个素馅包子充饥的时候，伟大、希望和前途，都扯淡！
好在我挺过来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有太多的同行没能挺过来，有太多的同行都快挺不住了。但这又能怪谁呢？怪别人好象不太厚道。说别人不新鲜，还以我自己为例。
我做自由撰稿人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校对。不是跟你吹牛，在当时的校对领域，我敢认二流，就没人敢认一流。当然我的收入也是一流的，比现在一些小作者还要高。但我为什么要改行呢？说起来不怕您笑话：每当人家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做“校对”，对方基本上都是摇摇头，“没听说过”，害得我还得跟人家解释：说白了就是给人家大作家写的书挑个错别字什么的。对方就说你这工作挺好的，我说好什么啊，好得你都不知道世上有这种工作……
长话短说。数年前，我摇身一变就坐在了一个既不要求学历也不要求经验的图书公司的作者岗位上。但坐了没几天，我郁闷了：别看“作者”这玩意儿听起来挺唬人，但由于入行头一年稿费太低（千字8元），我的工资始终没能突破1500元大关。美其名曰是“搞文化的”，实际上还跟不上那些“搞餐饮的”服务员。就因为这个，一年中前前后后去该公司应聘的人不下30个，但只有我和小杨两个人坚持了下来。
不过，小杨的“坚持”却另有奥妙：你不是稿费低吗？好，我就给你加快速度。一来二去，小杨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但时至今日，他的收入仍然停留在刚开始的水平。前不久的一个饭局上，一个刚入道的同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多赚点钱？小杨很大方地告诉他：“根据我的经验，只能是加快速度，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写3本……”还没说完，小杨的爱人说话了：“千万别跟他学！他一个月是能写3本，可回头还得用半年时间改一本！好几本连改都不用改了！人家书商说了，太垃圾，改了也不要了！”“你少在这儿放屁！”“我没放屁，我说的是实情。”两口子差点儿没吵起来。朋友们都劝小杨慢慢来，做几本精品，小杨说：“唉，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慢不下来，习惯了……”
看几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吧：
老虎伍兹从小就立志成为尼克劳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尔夫运动员），但由于家境贫寒，他根本打不起球。后来初中体育老师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出资让他去俱乐部打球，其球技才得以突飞猛进。但是不久，一个同学帮伍兹谋到了一份周薪500美元的职位，这对家境贫寒的伍兹而言诱惑力可想而知。于是他婉转地告诉老师，自己想参加工作改善家境，不想继续打球了。老师说：“孩子，难道你那成为尼克劳斯的梦想只值每周500美元吗？”一句话打消了伍兹的念头，坚定了他的信念。几年后，他终于成为了世界著名的高尔夫球手。如今，光是为他服务的球童，周薪就高达数千美元！
20多年前，被人们誉为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的谭盾为了更大的梦想，只身去美国留学。由于家里实在无力供他求学，刚到美国时他不得不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赚学费。谭盾很幸运，他和一个黑人琴手争到了一个赚钱的好地盘——纽约格林威治大街一家商业银行门口。二人配合得也很好，每天收入都很可观。但好景不长，谭盾却失踪了，搞得黑人琴手好不郁闷。直到十年以后，他才在自己的地盘上再次偶遇谭盾。他热情地问：“兄弟啊，你现在在哪儿拉琴？”谭盾说在林肯中心音乐厅。黑人琴手又问：“那个地盘儿也很赚钱吧？”他哪里知道，当时的谭盾已经是世界知名的音乐大师了！
十几年前，陈天桥还在陆家嘴集团担任秘书。不久，由于他不愿意追随调往浦东新区任副区长的领导去政府部门工作，于是提出了辞职。一个精明的上海同事提醒他“快要分房了，等分了房再走”，陈天桥却说——“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栋房子？”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有诗云：“给鸟翼系上黄金，它还怎么飞翔？”与之相类似的是一句国产大俗话：“母鸡只能在墙头上扑腾，不是因为翅膀小，而是因为墙头上晒着老玉米。”某资深股评家则结合自己的炒股心得形象地指出：“为什么成功的人那么少？平庸的人那么多？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在于他们喜欢玩长线，而大多数人尤其是中国股民热衷于炒短线：频繁进出，频繁换股，一年到头儿忙忙碌碌，看起来像个操盘高手，实际上赚不到钱不说，还往往被套牢。原因就在于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严重畸形，一切向钱看。看着昨天买的股票今天就赚了钱，看着上午买的股票下午就赚了钱，谁还能静得下心来向前看——玩长线——呢？”
再看看别的方面，不也如此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很多同胞的腰包确实鼓了，大部分同胞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提高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环境严重污染，资源几近枯竭为代价的。可笑的是，我们的歌唱家还在那里唱什么“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环境越来越好”！诚然，干什么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诚然，局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值得称颂。但社会价值观的恶化怎么救赎？恐怕不是把孔老夫子立在天安门前那么简单。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贪官落马？为什么黄赌毒黑屡禁不绝？为什么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镘头、毒胶囊层出不穷？为什么很多城市有众所周知的“红灯区”？为什么很多地方笑贫不笑娼？为什么二奶满天飞，小三到处得瑟？为什么调查显示有九成的女大学生希望嫁富二代？为什么宝马车一撞了人网民们就喊打喊杀？为什么我们的执法人员要“钓鱼”……为什么太多，答案却只有一个：一切向钱看。我们真的应该警醒了！
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只向前看，不向钱看。
“水能覆舟，水亦能载舟”，从一定程度上说，当今世界，钱就是水，不管你是“喻于利”的小人，还是“喻于义”的君子，不喝水，谁也活不下去。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艺术的创作，等等等等，没有钱，也都将失去动力。凡·高为什么要自杀？直接的导火索是没钱！昔日殖民主义者日本和德国，现在凭什么吵着闹着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钱！
另一方面，钱还有助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有句老话叫“穷山恶水，丑妇刁民”，西方也有句谚语叫“贫穷和野蛮是一对孪生兄弟”，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人穷得衣衫褴楼，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还能指望他装绅士、扮君子？他不偷不抢就算不错了！法家开创者管仲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话虽说有一定的片面性（比如红灯区的小姐们，可谓仓禀实、衣食足，但说她们知礼节、知荣辱无疑是笑话），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什么叫作“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一个地区的老百姓都穷得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那肯定是领导班子有问题，即使他再清廉，老百姓也不满意。再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如果你自己连今天的晚饭都不知道在哪里，你拿什么捐助受难的同胞？也许你会说有国家呢，那么，如果国家也没钱怎么办？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精神很好，但这种精神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所以联系上下文，我们说，单纯向钱看是一种委缩的人生观，单纯向前看则是不现实的天方夜谭。人既不能只看前，也不能只看钱，而是应该看向前方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