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律乐“改制”激争鸣贤能宰相定音律
战事平静之后，宋仁宗在文武百官建议下决定考订祭祀舞乐，但首先碰到的是音律和乐器的改革问题。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天下大治如缘木求鱼。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将走向大治。音律的改革有百家言，各有追随，宋室兼容不独断，音律改革与北宋的诗文革新之命运相似。真宗在位时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仁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但他又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很想有所更张，有所作为，对于朝廷的律乐礼法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他于是重用了集贤校理李照。
律乐制度涉及到季节、节气，古代靠钟乐推算节气，而节气经常变化，“律多不中，乐多有佚”的情况经常发生，律乐的是非都是相对的，改正校正好的历法运行一段时期后，逐渐失灵，不准确，所以需要动态的可持续调整，将儒家的“候气”、“正朔”会同一起，进行有规律的改易，它本质上是人工“校正”，使朝廷颁布的天文历法符合实际的天象和季节，增加朝廷的正统感，权威感，是为朝廷正统的认同做贡献。如果老百姓认为历法失灵了，就会产生朝廷的大政出问题了的判断，不利于朝廷大局的稳定和政权建设的推进，所以封建王朝在天文历法完全依靠人工手工预测、计算的情况下，加强对钟律、乐律的研究和不断调整是正常的必要的。
李照对仁宗说：“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但他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根本就不能用。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便征集行家们的意见都说是这样。宋仁宗于是就拍板了：他委令集贤校理李照等人专门操办此事，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并向天下诏求精通音律的人才。
嘉祐元年八月，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他经过埋头苦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李照要求降低音高，铸钟工人造钟时捣了鬼，铸的样钟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央求铸钟工人说：“请各位爷们千万将声音提高点儿，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铸工们于是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神圣的乐钟会让铸工们做了手脚！而李照一直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李照他们用的律尺本身根本就不标准，再拿它来铸造黄钟改造音乐，南辕北辙。有个叫徐复的说：“圣人是把声律藏之于乐器的，怎么可以不先讲声律而改造乐器呢？”李照向仁宗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下的四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新编律谱中只保留十二中声，除去四清声，那么哀婉邪僻的声音便不会有了。”冯元驳斥说：“前代圣人制乐取法不一，有13管之和、19管之巢、36簧之竽、25弦之瑟、13弦之筝、9弦7弦之琴、16枚之钟磬，各有其妙，怎么能全用十二数之声律呢？”有人主张立即废除李照的新乐，重新恢复太祖钦定的旧乐。据他们测定的结果，王朴的黄钟才最符合古制。朝廷上下，立马又分成了拥王派与拥李派，两派各不相让，针锋相对，争辩论斗，又是一派火热。两派都各有各的道理，仁宗也左右为难。他想折中，新旧乐并用，此处用新乐，则彼处用旧乐。有大臣说这样不成体统，从来没有一朝用两种音乐的。
仁宗赵祯驾升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演奏的皇家礼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顺着他点头称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
当时李照奏道：“小臣奉皇命造出乐器钟、磬，十二律声已具备，可当此用。”他也遭到官员的“议其非”，指责说：“十二律声有邪音！”李照解释说：“请在新编律谱中保留十二中声，除去郑、卫乐之四清声，那么哀婉邪僻之声就不会有了。”有人反驳道：“前代圣人制乐取法不一，有十三管之各，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有其妙，怎么能全用十二数之声律呢？”监察院侍御史曹修睦说：“李照所改的礼乐，十分迂阔怪诞，分歧事理，又大量耗损财帛；我建议把他交给相关部门查询造访。”文武众官为音律和乐器之事争辩着，有人说晏殊深谙此道，要他发表高论。宋仁宗点头敕令晏殊上崇政殿来。宋仁宗询问音律和乐器的改革，对胡瑗、李照的雅乐发表看法。
晏殊把此事同诗文革新运动和政治更新联系起来，请皇帝告诫文臣重风化以救“斯文之薄”，认为十二律声靡丽、颓废，虽为太平盛世雅颂之音，但怪僻生涩，于治世也并非良方：“十二声不符合音律和改革发展之方向，不宜作祭祀之舞乐，应当重新更正雅乐……”晏殊娓娓而谈，随后又觉得自己锋芒毕露，“这只是卑职个人看法，陛下圣明高见，请陛下裁决。”宋仁宗点头称是：“晏爱卿言之有理，应重新更定雅乐，不能把十二声作祭祀之舞乐。”
宋仁宗为慎重起见，中断了新乐，他又改用王朴的旧乐了。
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谪守睦州的范仲淹因治水有功复知苏州。景祐二年四月，朝廷诏书要求各地官员推荐通晓乐律之人。范仲淹在泰州时对胡瑗的才能比较了解，于是以其“长于音律，能晓古乐”将在泰州讲学的胡瑗引荐给朝廷。受皇上召见按惯例先要到阖门练习礼仪。四十三岁的胡瑗当时只是平民，他应诏来到开封，对负责阖门的人说：“我跟随父亲时就懂得对待皇上的道理，在乡下时就知朝廷的礼仪，为什么还要练习呢？”负责阖门的人回禀仁宗，仁宗就让他对图练习。胡瑗坚决不同意，仁宗也不勉强他。负责礼仪的人认为胡瑗性格太倔强，又是山野之人，皇帝召见时会失去礼仪，十分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但仁宗召见的这天胡瑗拜见从容，礼仪娴熟，很像一个在朝多年的老臣。仁宗非常满意地对身边的大臣说：“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胡瑗在崇政殿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回答了仁宗提出的许多问题，受到了赏识。仁宗让他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分造钟磬（钟和磬，是雅乐队中最突出的两种打击乐器，分别悬挂在架上击之而鸣），参定音律。阮逸在经学、词赋等方面有所造诣，尤精音乐，深谙乐律能度乐曲，学士郑向将阮逸所撰《乐论》十二篇推荐给仁宗，受到皇上的器重。胡瑗与阮逸等人制造钟磬各一套，音响柔和悦耳，受到皇上及文武百官的赞赏。后来，皇上诏太常礼乐官及修制官邓保信、阮逸、卢昭序铸造钟磬，太常推荐胡瑗等人用上党黍律吕度量的方法，铸成十二钟。他制定的乐典《大安》为朝廷祭祀乐典。阮逸说：“我们所造钟磬，都出于胡瑗算术。”胡瑗以其博学多才受到皇帝的嘉奖，授秘书省校书郎。他充分发挥了精通音律的优势，考订了乐谱，与阮逸合著的《皇祐新乐图记》还由朝廷颁行天下。
宋仁宗在文武百官建议下集中精力抓音乐改革，他整肃朝仪，专题商议此事。协律都尉首先站出禀报：“范仲淹推荐音乐家胡瑗等人，已造出钟磬，可解决祭祀舞乐问题。”有人站出来否定：“胡瑗造的钟磬不合礼法!”已经迁了右司谏、直集贤院的韩琦，站出来上书劝仁宗皇帝说：祖宗成乐原本用得好好的，不该偏听个别臣子的一己之言擅加改动。如今用了不到一年，又要重改过来。古代也有改革音乐的，就没见过变得这么快的。如今之事，与其在音乐上做文章，不如追本求源，治理好国家，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老百姓都击壤鼓腹而歌，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之乐呢！而当务之急，尤在西、北两疆边备松弛，两方敌人始终虎视眈眈，不加强防备，万一有事，就非同小可了！至于音乐之争，可以暂时搁置，大家求同存异，等广泛征求意见后再斟酌施行。这一奏，总算为仁宗音乐改革画了一个句号。
仁宗于是下诏给李照不再增造新钟，逐渐又恢复旧周时的雅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