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新旧派激烈争斗为强国力促改革
宋太祖立国之初大建汴梁，新的京都光新城方圆就有四五十里，水门不算，东南西北的城门竟有十一座之多。大内的宫墙是清一色的砖石结构。外城围着一道护龙河，几丈深，十多丈阔，两岸堤上都种着杨柳。前后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条河，穿城而过。汴京虽好却没有山川屏障，到仁宗时光新、旧城城墙也已破败不堪，亟待修缮，仁宗为此想要迁都。这时孔道辅为他支招了，上书皇帝请求迁都洛阳，朝野上下莫名惊诧，也就毫不奇怪了。范仲淹这时已从苏州应召入京，朝廷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开封知府。仁宗便问仲淹：“爱卿怎么看？”仲淹说：“迁都当然不可能。好好一个太平天下，怎么突然要迁都？那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西京历来为帝王之宅，有关、河之险，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为处急解难的绝好所在。只是目下宫殿失修，粮草无备，缓急之间一无所用。假如从现在起就做些准备，以礼拜山陵为名，修好宫阙，储备粮草，将来万一有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过了！”
范仲淹来到京师时发现官吏多半都偷偷摸摸地去吕夷简门上拜访，企求高迁。他不满夷简只用自己门下出来的人，于是干脆呈献了一副百官图，指出仁宗皇帝不能把百官进退的权利完全交给宰相，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弊端。他拿着《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仁宗翻着《百官图》愣住了。范仲淹指着图，一点一滴破解给他听：“这几位提升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的；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才能天下服膺；私，则难免上下议论、离心离德了。皇上天纵圣明，不能不明了用人的尺度与先后快慢。而且，皇权说到底也就是个用人之权，岂能轻易委托他人！大臣再贤德，也应该有所节制。”仁宗听出这是好话，但他暂时还没那么多心。范仲淹直捣心窝叫阵，吕夷简岂能坐视不理？他先从迁都的事说起：“范仲淹有些胆识，也就难能可贵了。只是太迂阔，务虚不务实。就说上次皇上问他迁都的事，他那些意见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一件可行。太祖雄才大略，古今少有，深爱西京洛阳，可迁都的事只想过一想就再不提了，之后再没提迁都，既因为做不到，也是要恪守太祖的遗训。他们上下嘴皮一碰，主意就出来了，全不思前想后。别的不说，眼下汴京修缮都难以开支，拿什么去修西京？囤积粮草是好，也要先有粮草。他说可由陕西东下，或由汴京西上，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也得有船，有漕运可通才成哪！”仁宗点头赞同：“所以，朕也没打算去做呵！”“再看这《百官图》。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这样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仁宗听到有个绘画待诏就成的话，先忍不住笑了，及至听到要将皇上置于何地，双眉便慢慢皱了起来。
范仲淹风闻这场谈话立马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语出疏漏，说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怀疑舅舅家，以致终于有了王莽篡权的惨祸。微臣恐怕朝廷也有张羽一类人破坏陛下的家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能不及早辨别！夷简看到奏章声色俱厉地说：“皇上，一块石头一个坑，块块都得有交代！就算我是大奸大恶的张羽，十恶不赦，谁是想篡位的国舅爷王莽？事关社稷兴废存亡，绝不能含糊。要是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样信口雌黄，离间君臣，也绝不能轻轻放过！微臣个人的黑白荣辱算不了什么，还有朝廷，还有天下！”仁宗也气急败坏：“这个范仲淹，简直无法无天！这种事是好随便说的吗？”丞相说：“皇上，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要是有人借着由头发难，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皇上越发震怒了。
范仲淹不识相，言词则更加激烈凶狠了，亲近吕夷简的侍御史抓住把柄也上了一道奏章。除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出一系列名字，说范仲淹引荐朋党，混乱朝政，请求出榜朝堂，以示警戒。仁宗听后除了张榜朝堂以示警戒，又敲山震虎要整治朋党，仲淹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去了。这时台谏官员个个噤若寒蝉，都害怕圈进朋党，到丞相那里申明表白要卸个干净的身体。集贤校理余靖却站出来为仲淹说话，劝仁宗说：“先前，仲淹上书说太后与皇后的事，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陛下都能容忍、褒奖；这次不过指责大臣，若是不对，可以不听，怎么就不能宽恕他呢？汉武帝的时候，汲黯攻击平津侯公孙弘奸诈；三国的时候，东吴张昭攻击鲁肃粗疏。汉武帝与吴大帝孙权，既不听，也不问罪，两个人都用，留下一段佳话。陛下亲政以来，因为言事已经贬过几次官了，恐怕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情！能不能请皇上收回成命？”皇上没有收回成命，却将余靖贬到筠州监收酒税去了。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尹师鲁是个《春秋》专家，继柳开之后振复古文，他干脆自认同党，请求贬职，对皇上说：“臣一向认为范仲淹直谅不回，尊他为师友。仲淹得罪之后，朝廷也有人议论我与他的关系。既然他已经贬出，我也应该连坐。国家虽宽恩不予追究，我自己又何尝能觍颜立于朝廷！余靖本来与仲淹没什么关系，他都因为朋党被贬走了，我更不能侥幸免予处分！请立即处分微臣，以明典宪。”皇帝也让他到郢州收酒税去了。
欧阳修这时是镇南节度使掌书记、馆阁校勘，范仲淹出事之后，他奋笔给右司谏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责他非但不为仲淹说话，反而诋毁罪有应得，不但不是正人君子，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高若讷气看后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仁宗看了欧阳修的原信，一怒之下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由此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叫《四贤一不肖》专指这件事。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传入民间人们争相传阅。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韩琦歪打正着，两方面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仁宗皇帝对此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这时西夏的元昊与宋辽争衡，宋军兵败延州三川口，西部边疆告急，现在朝廷找不到一个有谋略可带兵打仗的人了，仁宗急坏了，只再次任命范仲淹为龙图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负起指挥宋军与西夏作战的重任。欧阳修不久也被召回恢复馆阁校勘职务，他回京后指陈时弊的勇气不减当年。仁宗这时告诉群臣可以现在尽除越职之禁，广开言路。欧阳修于是呈上了一篇四千字的奏疏，从分析西部边疆战事入手，就改善和强化宋军的防御能力献策献计，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的三项建议，变消极防御变成积极战备，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西北边地的形势果然得到了根本改观。《崇文总目》书编纂成功后，宋祁递状向朝廷举荐让欧阳修知制诰，胆吕夷简从中阻挠他没当上。庆历二年的五月，欧阳修递呈了他的奏疏，矛头直指吕夷简及其一派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这份奏疏和范仲淹后来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西夏和北宋的军队处于相持阶段，吕夷简欧阳修的同僚富弼代替自己去契丹议和。欧阳修看出了吕夷简的奸诈嘴脸，认为富弼不宜出使，并就此事上书朝廷。这分奏疏自然又落到了吕夷简的手里，吕夷简看后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便把这篇文章扣住不报。欧阳修见自己在京城也无所作为，就恳求朝廷允许自己外任，仁宗就近授命他为滑州通判，欧阳修到任后还不到半年又把他从滑州调回京师。这时内乱又生，兵变民乱接踵而起，欧阳修为此写了上下两篇《为君难》呈给皇帝，指名道姓公开切责吕夷简窃柄弄权。仁宗就是希望借欧阳修这次上书的机会把意见传达出去，名正言顺地将吕夷简罢免。果然，吕夷简见大势已去，只能称病告退。在枢密使晏殊的推荐下，欧阳修被转为太常丞，入知谏院。第一次上殿欧阳修就鲜明地提出了改善吏治的主张，由于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一直把持着朝政，上自两府，下及各州县，势力盘根错节，很难一下子动摇。欧阳修面对朝廷“格而不行”的现实，在奏疏里大声疾呼，澄汰冗吏，救治心切，朝廷也象征性地诏明天下。对此仁宗又犹豫起来，准备再次起用才罢了三个月相的吕夷简，这下可引起了公愤，最终把吕夷简逐出朝廷。欧阳修也屡次上书举荐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入主中枢，要求仁宗委以重任。
吕夷简罢相前后，宋仁宗调整了宰执班子。原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为宰相，其下执政有参知政事范仲淹和贾昌朝，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和富弼。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台谏官强烈的论劾，说他为人“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这就埋下了他后来对范仲淹新政的嫉恨。当时的台谏官也有较大的调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对夏竦入主政府上也是很坚决的。名相王旦的儿子王素与欧阳修、余靖都被新任命为谏官，都是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年龄。庆历三年，对西夏和战尚未定局，但宋朝许多弊病也在战时暴露无遗。这时北宋政府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宋仁宗很想有所作为，晏殊登上相位后在宰辅位置上再次表现出了他爱惜人才的品格，举荐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入台阁。这些革新派人物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给北宋朝廷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宋仁宗采取改革的态势调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充实了中书机构，让范仲淹可以直接条陈当世之务，多提改革性的意见。范仲淹于是写了长长的一篇《答手诏条陈十事》，这篇奏疏其实就是“庆历新政”的宣言，推进了北宋王朝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