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变革图强世沧桑故吏门客居高堂
晏殊病逝后，他的女婿富弼还朝拜相。仁宗至和年间富弼作相，他的妻子晏氏侍婆婆入朝，同行的高官贵妇们戴珠佩玉竞相炫耀，富弼也给母亲买了，晏氏却毫不在意。有人对她说：“你小为宰相女，大为宰相妻，身份高贵为什么这么节俭呢？”晏氏回答道：“丈夫起于寒士，刚做大官，奉禄只够奉亲养贤。我难道要效仿世俗为自己着想吗？我很幸运，有副笄（古代贵族妇女的头饰）、象服（古代后妃、贵夫人所穿的礼服，上面绘有各种物象作为装饰）。服侍婆婆出入宫廷就满足了，以珠玉盛装比效奢侈，不是我所想的！”富弼听到这话后动情地说：“晏氏真是我的贤妻啊！”
仁宗至和二年，宋仁宗暴病而几天昏迷不醒，成了“昏君”，且继续间歇性发作，就是“昏死”。仁宗此时已经46岁，他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不是不立宗室皇储，他怕万一自己有了儿子也会酿成可怕的问题；皇储问题天下有大忧，煎熬着仁宗，也考验着臣下的智慧。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自幼被曹皇后领养在宫中的赵曙，一直徘徊在太子位置的边缘。即使仁宗晚年，决意立他为储，可其位子也并不稳固。
宋仁宗有三个皇后：第一个郭皇后是“包办婚姻”，垂帘听政的太后一死，他就找个理由把皇后废了，第三个是深受宠爱的张贵妃，不幸早亡，仁宗思念之下追封为后；而真正陪伴了他大半个帝王生涯的，是第二任皇后曹氏。曹皇后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她温柔简朴，最喜欢的活动是带着宫女妃嫔，在宫里种点庄稼，采桑养蚕。唯有“夜半平宫乱”，才显示出她将门之女的非凡胆识，令宋仁宗大为佩服。曹皇后饱读史书，不愿重演历代皇后家族的悲剧。终其一生，不单独和娘家人见面，连对亲弟弟曹佾也不例外。册封皇后的当天，她的叔叔曹琮上奏，辞谢皇帝的封赏：“我既然成了皇后的亲属，就不应该再受恩典了。”另一个亲戚曹仪也自请辞去军职。可一旦涉及到国家问题，曹皇后就十分主动。
1048年正月十八，宋仁宗正在皇后寝宫里休息，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碎了夜空。侍卫叛乱、闯进后宫杀人了！这让习惯了文治的仁宗皇帝多少有些紧张，倒是曹皇后先镇定下来，吩咐严守宫门，保护仁宗，又派心腹去调救兵、预备救火——这一点非常聪明，正是她的预见，叛贼们纵火烧宫的计划流产了。这一夜曹皇后在史书上留下了生动的形象。“夜半平宫乱”过后不久，闰正月十五，仁宗兴致勃勃，想在宫中再张一次灯，重温“灯火阑珊处”的元宵气氛。而曹皇后觉得这样做一来铺张浪费，二来百姓会有闲话，于是便据理力争，再三劝阻，让仁宗取消了计划。
“庆历新政”时，曹皇后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总体上，她保持了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大变法带来的人心动荡，新党和旧党的激烈论争，丈夫作为皇帝如何驾驭朝局，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成为日后她极力纠正宋神宗变法的经验之源。1063年，仁宗去世，仁宗养子30岁的皇储英宗继位。然而，这一次皇权交接，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顺利。英宗赵曙在惴惴不安中登基，随时可能动荡起来的政局，却因为宰相韩琦和刚刚升为太后的曹氏两人得以平稳过渡。仁宗死时曹皇后就在他身边。众人嚎啕大哭，她忍泪而起，下令封锁死讯，宫廷上下都装做仁宗在世的样子。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第二天天亮，韩琦奉命进宫。两人安排好一切，才公布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的消息。不久英宗就病了。这个在皇宫中战战兢兢十余年的新皇帝，终于不堪长期心理压力，精神失常了。仁宗大殓当天，他神智不清地呼号奔走，不能成礼。韩琦没有办法，只得向曹后建议垂帘听政，主持大局。与很多垂帘听政的太后不同，曹后深受丈夫的影响，“天下计不从一人出”。大臣有疑而不决的事请她定夺，她会召集众人商议。垂帘，对曹后来说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垂帘一年，朝政井然，两朝交接平稳渡过。英宗康复后，她才得以还政，重新隐居深宫。身为母亲曹后是悲伤的。英宗在位四年，就一命呜呼，短暂得让人觉得曹后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徒劳。然而，英宗皇位的确立，为年轻锐进的宋神宗铺好了一条路。神宗是英宗的独子，没有竞争当继承人的压力，又得到了祖母的悉心栽培，他心中有万张蓝图，渴望创造一个盛世强国。曹后目送心爱的孙子走上皇位，本来十分欣慰。但没过几天，她就蒙了——自己一手培养的孙子，竟和当年被仁宗冷落的王安石一拍即合，决意厉行变法。
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0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此时，朝中还有不少“庆历新政”的老臣。但是这一批人，已亲身经历了那一轮激进改革的痛苦和后来仁宗长期温和路线的成效，所以，王安石更加激进的变法方案提出之后，反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宋仁宗并不重视，把它搁起来了。王安石见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时辞职回乡了。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这一年才二十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人很有才能。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在今南京)府知府。没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
宋神宗问他：“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变革朝政！”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认为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王安石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他喊出了石破天惊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掀开了一场关于“国是”的争论。这场争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朝廷成了“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