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熙宁变法阻挠多戏文书画结同盟
宋神宗熙宁年间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农田水利、商业、军事、政治、教育等各方面。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催问新法的制订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订新法，颁布天下。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做每件事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顾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法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要王安石对新法稍许作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但他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上产生了分歧。就皇室而言，除了宋神宗本人算是改革派，他的母亲高皇后、亲王赵颢等都属于顽固的守旧派。就大臣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大抵有吕惠卿、韩绛、蔡确、章惇、曾布、沈括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大抵有文彦博、韩琦、吕诲、苏轼、孙觉、刘挚、朱光庭、范祖禹等，阵容庞大，占据要位。可以说，这种政治格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改革的艰难。
如“青苗法”，就其初衷而言，乃是国家取代富户来发放各种农业贷款，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同时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理论上讲，当然是利国利民、两全其美的好事。至少，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高利贷强，更靠得住，也少受剥削。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却并非这么回事。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据载，当时地方上的普遍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这样，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不贷款，就是犯法！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政府和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这一切，乃是在推进变法的旗号下合法化进行的。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熙宁四年开封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郑侠是福清西塘人，自号“一拂居士”，宋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郑侠的父亲郑翚曾任南京税监，时王安石知江宁府，听说郑侠才华出众，多次召见他并给予激励。宋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推荐郑侠出任河南光州司法参军，他在任3年，清冤狱去弊政，被百姓称为“大青天”。郑侠生活简朴，布衣素食，以步当车，他常说“我于国无功，于民无利，华衣美食，与盗何异！”郑侠在任上平反数起冤狱，得到王安石器重。任期满后，郑侠进京拜见王安石，面陈各州县施行新法产生的诸多弊端，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无收，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推行新法的地方官，对百姓赋役，照振不误。很多农民、市民靠糠麸、草根、树皮充饥。有的为了交税，被迫诉房卖地，倾家荡产，甚至被锁械入狱。郑侠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新法造成的，王安石听后很不高兴。退出王安石相府后，郑侠又写了几封信给王安石，批评新法的弊端，奉劝恩师不要推行新法。宋熙宁五年(1072年)，郑侠因向王安石报吿各级官员以变法之名侵害百姓弊端，被贬为不入流的京城安上门门监。
晏殊病逝后，叔原承父荫得官职太常寺太祝，是内廷供奉的闲职，上班时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有次下班后到老汴河岸上溜达着，见也是个读书人模样打扮的在河岸画画，给一个干农活的老农写生，他眉宇间透着股豪爽之气，洒脱文雅。他的画页画着一位老农，把麻辫一头挂在大脚拇指上，一头咬在嘴里，闲坐着搓麻绳子，把既闲且忙的神情画得惟妙惟肖。叔原站在旁边看了啧啧称赞。引起画画的读书人回头问道：“先生也对画画感兴趣？”“略知一二，我只会填词作诗，字画为同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画画的读书人见叔原是同道之人，便放下手中的画笔与他切磋起文艺来，两人谈笑风生，话语十分投机。他问道：“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下晏几道，字叔原，外号小山。”“你就是前朝宰相晏殊的儿子啊？有名的大词人。久仰大名啊！”“先生是——”叔原问他，“画得这般好画，如此高才出自何门啊？”“在下郑侠，字介夫，福清西塘人，曾师从王安石，“一拂居士”是也！”
“原来是王安石的门生，请受我一拜！叔原疑虑地问他，“你不是到下面为官去了么，怎么还在京城？”“唉，一言难尽啊！我在京城办了个学堂，正在筹办办学事宜呢！”“办了个什么学堂？”“在明理院办了个书院，正需要讲诗辞文章的先生呢。你正好到书院去讲学，我正式聘用你！”“王安石是庆历年间的进士，是我父亲录用的，以前经常上我家门，拜访我父亲呢！”郑侠却说：“可恩师好标新立异，眩人耳目，意欲变法维新，我总担心他当政会扰乱朝纲啊！”
时近中午，两个人都觉得肚子饿了，叔原一向等人大方，拉着郑侠找了家酒楼占了个阁子，在雅座上吩咐酒保，尽管挑好酒好菜端上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郑侠尽谈当时朝政之事，对王安石变法极为不满，这种愤懑的情绪感染、激怒了叔原，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叔原也批评王安石说：“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文行甚高，狷狭少容，若处侍从文献之之职可也！”。两人酒足饭饱后，叔原叫酒保来结账，往口袋掏银子时，才发现早上匆匆忙忙出门忘记在身上带钱，不觉十分的尴尬。郑侠出门画画也没有带钱，他突然灵机一动，把自己刚才画的那幅画拿去做了抵押，酒保接过这幅画自然十分高兴，连声说：“够了，足够了。先生大方，二位爷慢走！”
两人哈哈大笑离开了这家酒楼。
在回家的路上，郑侠仍在想着劝阻王安石变法的办法，叔原出主意说：“你会画，我会写，我们何不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劝阻王安石变法呢？”郑侠一拍脑袋瓜子说：“对啊，还是你这个大词人聪明！”
却说怡红楼的老板沈十二廉叔因诗文涉嫌攻击朝政，被抓起来受到处罚。最近又放回来了，仍然在怡红楼里排戏唱曲，从事娱乐行业。怡红楼是家梨园会馆，这里的歌伎能歌善舞，叔原来到这里但闻得金鼓咚咚，唢呐高奏声，沈廉叔头戴金盔，身穿铠甲，正在台子上演戏，苹儿、云儿见叔原来了非常热情，围着他问长问短。沈廉叔也是个变法的反对派，他穿着戏服与叔原说话，听说叔原的来意后表示支持，但要排演讽刺变法的戏没有经费，钱不够用。沈廉叔为难地摊开双手说：“这种节目是公益事业，怡红楼里哪有钱办这种事？”叔原拍胸脯说：“钱的事情你不要担忧，一切包在我身上，你只要把戏演好就行了！”
